梁启超，曾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无论做哪门学问，总须以别伪求真为基本工作。因为所凭借的资料若属虚伪，则研究出来的结果当然也随而虚伪，研究的工作便算白费了。中国旧学，十有九是书本上学问，而中国伪书又极多，所以辨伪书为整理旧学里头很重要的一件事。”可见考辨古书、古史、古说的真伪，是从事国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和第一步工作。中国对于伪书、伪史、伪说的考辨，有着悠久的历史。古代疑古思想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历代从事古书、古史、古说考辨的学者很多，而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在辨伪学方面作出过重要贡献。总结中国历代辨伪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研究历代辨伪学家的辨伪思想和方法，对于指导青年学子研究国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海南省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重点科研项目。

《宋蜀华：中国民族学理论探索与实践》分上下两编。上编是中国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探讨。下编则是实地研究与历史的探索。《宋蜀华：中国民族学理论探索与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笔者多年来探索中国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一些粗浅认识。关于民族学一词，欧洲大陆传统上一般称民族学，美国一般称文化人类学，英国称社会人类学，然而三者在研究对象、学科史及方法论等方面基本等同，很难说有什么区别，只是在各学派的学术传统和研究的着重点等方面不尽一致。因此《宋蜀华：中国民族学理论探索与实践》行文中有时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并用。西方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民族社会及其文化的研究，各有立论和见解。对此，可供我们借鉴，取其精华而去其糟粕。对于西方民族学在田野工作中总结出的调查研究方法，如社区研究、跨文化比较研究、参与观察、深入访谈以及主位与客位研究方法等，对中国民族学者也是有用的，但却有不足之处。这是由于西方传统的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的一些概念和方法，一般说来，多从研究一些比较简单、后进的，且自身无文字记载的民族社会发展而来，往往注意横向的比较研究，而忽视历史的纵向探索。这与中国民族社会的实际情况有明显的差异。中国则是地域辽阔、历史悠久、王朝代兴、民族众多、关系复杂、发展不平衡而又地区生态环境差异极大的民族社会。虽然有些少数民族没有文字，但邻近有文字的民族或汉族一般都有对他们的记述。而且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互相接触和影响，建立了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已经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大格局。因此，要对它进行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什么是更有效的研究方法，就有必要去认真探索了。中国的民族学研究要为中国各民族服务，必须符合中国的国情，才能植根于中国土壤，换言之，必须中国化。关于中国化，吴文藻等先生首倡，费孝通、林耀华等先生已做出了贡献，现在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者正在继续努力。这是一个不断前进和创新的过程。在中国化过程中通过继承（中国固有的经验）、引进（对我们有用的经验）和创新，引出新的概念和方法论，则不仅是单向的中国化，且可对国外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复杂的民族社会提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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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谈兵，实际上是使人们从历史经验的总结中学习战争的一种重要方法，对弥补人们躬亲践履的直接经验的匮乏并非完全没有意义。我们认为，历史本质上是以未来的名义对当代提出的警告；从有形的历史向无形的历史，既未来的历史过渡，正是历史沉思的必然运动

本书介绍了在中华民族的古老传说里，有一种灵鸟——凤凰。它的羽毛斑斓五彩，鸣声优美如箫，它行止高洁，胸怀仁慈，飞到哪里就为哪里带来吉祥。它栖息在祖国大地，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民族以及历史上的诸民族、部落，都是休戚相依的姊妹兄弟。听，陇山上凤鸣嗈嗈，那是对各民族团结融合、共同开发陇右大地的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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