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赵文化史稿（元明清卷）/燕赵文化丛书》论述的是元朝、明朝、清朝前期约630余年间的燕赵地域文化发展史。历史文化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传承，历史的变迁也会给文化的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元明清三朝连续实现了“华夷一统”，而且均定都于燕，其中是由两个少数民族即蒙古族和满族建立的，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不同寻常的。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元明清三朝时已处于后期阶段，其政治、经济等诸方面的形势变化无不烙印于文化之中。元明清三朝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阶段，燕赵地域历史文化也呈现了后的辉煌。清末，中国社会形态进入转型期，但传统历史文化的精华仍以其固有的永恒价值而绵延流长。

《印度古代文化史》按时间顺序分八章介绍了印度古代文化史，让读者能够对史前文明开始的印度古代文化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书中有作者运用新资料提出的新的学术观点，囊括了作者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同时对专业知识的介绍，既能对相关专业的研究者有所裨益，又能让普通读者了解印度古代文化的基本知识。

《明代以来汉族民间服饰变革与社会变迁（1368-1949年）》作了很多注重细节而又专业的阐述。从清朝时期汉满女性服饰文化的交流，到民国初年现代旗袍的登场，其发展演变的连续性和断裂性一目了然。在我看来，《明代以来汉族民间服饰变革与社会变迁（1368-1949年）》作者对于明朝以来汉族民间服饰之历史沿革的细节性描述的重视，恰好是对那些通常*多地只关注皇室和贵族的华丽服饰传统，并有意无意地将民间服饰简略化和粗线条化的服饰史研究做了一个*其重要的补充。崔荣荣教授多年以来奔波于江苏、浙江等江南地区以及山东、山西等华北地区，搜集了大量的汉族民间服饰文化的民俗实物资料，并在此基础之上创办了江南大学汉族民间服饰传习馆。但凡参观过这个传习馆的人，都会为其汉族民间服饰之民俗文物收藏的丰富性所感染、感动，并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本书图文并茂，有许多珍贵资料正是源于该传习馆的收藏。以实物资料说话、以历史资料说话，本书包含着作者多年以来逐渐积累的丰富的民俗知识和服饰史学知识，正是这一特点使得《明代以来汉族民间服饰变革与社会变迁（1368-1949年）》读起来分外引人入胜。

本书是作者对中西文化交流研究方面论文的汇编。书中分析了中国文化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以及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世界的问题，从中国学术界出现的“文化热”现象反思了文化多元发展的必然性，并通过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评扩展了这一反思，论述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话与交流必定会对双方文化发展产生重要意义，也抒发了作者对现实文化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的感受。

《话说中国人》开创了研究中国国民性的先河，是有关中国本带有社会学性质的著述，对后世学者影响深。同时，它也代表了一个时代的中国观。《话说中国人》内容有二十七章，其中总结了中国人的性格共二十六条，引证丰富，文笔生动，或褒或贬，无不言之成据，时至今日，读来仍令人警醒与深思。同时，作者是一位西方传教士，他的立场和观点无法摆脱西方的价值观，但其在揭示中国国民性和中国晚清政体的腐朽、无可求药等方面，确实不乏真知灼见。

《自由的科学》是彼得·盖伊巨著《启蒙时代》的第二卷，与*一卷《现代异教精神的兴起》一起，构成了盖伊对启蒙运动的完整阐释。《现代异教精神的兴起》中分析了启蒙哲人对基督教世界的反叛以及对古典异教思想的召唤，探讨了他们的教育背景。《自由的科学》将分析启蒙哲人所处的环境，那使启蒙哲学变得有的放矢、大势所趋的经济和文化变迁；考察作家和艺术家的地位；阐明启蒙哲人的纲领，即他们对于进步、科学、艺术、社会和政治的看法。在追求现代性的大势所趋中，牛顿成为时代偶像，科学被缔造为新的神话，进步、民主、平等、人道等观念日渐深入人心。在这个人类充满自信的时代，启蒙哲人的诉求和期望终于有了实质性意义，他们对于科学、艺术、社会和政治的看法，促成了现代世界的大转型。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一场人类的心灵革命，就此起航。

不同时期英吉利文明对亚洲一些国家的影响，其中列举了对印度、马来西亚、香港、新加坡等不同国度的不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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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我国古代婚姻与女性传统婚服简略》（2015年版）为基础，增补修订而成。各章内容均有不同程度的增补，并在原有的结构中加入元朝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内容。本书亦对原少数民族婚俗及女性婚服部分进行了扩充。

这是一本关于世界文化常识的通俗读物，编者选取了中外文化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和史料，所选内容涵盖了文学、哲学思想、历史考古、艺术、体育娱乐、语言文字、出版传媒、政治法律、医药、名胜古迹等多个方面，囊括了人们想知道了解的部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