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知道，在我国数前年浩如烟海的图书中，有一部从井中发现的，藏于水中达三百五十六年之久的奇书吗？它就是宋遗民郑所南的《心史》。自出井刊行后，《心史》引起广泛关注，序跋、题咏、品评者逾百人。本书是著名学者陈福康对其的研究著作，引起了学术界广泛关注！这部诗文集是中国历史上的奇书，不仅内容奇，而且作者奇、书稿的保藏奇、发现奇、刊刻的经过奇、刊行后的遭遇亦奇。因此，它初刻的第六个甲子周年，是值得纪念的。经过甚奇。据多种史料记载，明末崇祯十一年，吴中久旱，城中居民买水而饮，争汲者相于道。那年冬天十一月初八，苏州承天寺狼山中房浚疏古井，僧人达始忽挖得一物，开始以为是一块砖头，冲洗干净才发现是一个铁函（即铁箱），当时大家诧为神赐，不敢开启，把铁函供在寺里的佛龛中。消息传出，好奇的市民纷纷来观看，都想知道这铁函里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僧人决定打开，方知函内填有石灰，内又有一个锡匣，匣内封有蜡漆，最里面有个纸包。纸包有两层，外包纸中间写有“大宋铁函经”“德钓九年佛生日封”字样；旁边另有两行字“大宋世界无穷无极”“此书出日一切皆吉”。内包纸上写有“大宋孤臣郑思肖百拜封”十字。再打开，则是折叠成卷的《心史》稿本，内咸淳集、大义集、中兴集各一卷，共诗二百五十首，另有文三十篇，前后自序五篇。全书深寄亡国之痛，对宋亡经过及元统一江南后的时事言之甚详。经过三百多年的浸渍，依然纸墨如新，古香扑鼻。于是，观者无不惊异万分，奔走相告。这就是郑所南的诗文集《心史》发现的经过，世称《铁函心史》或《井中心史》。

本书是作者在40年前对鄂伦春族田野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写的。内容包括：猎人春秋、林海狩猎、传统猎技、妇女采集、男人捕鱼等内容。

人类学者研究各个时代、各个地区的人类，通过自己的田野工作和理论思考，努力让社会明白什么是人，什么是人的行为；人和人的行为为什么会不一样，又为什么会一样——人类学者对于“对立的统一”有特殊而深刻的理解。体质人类学者把人类作为高级动物来研究，研究人类内部从古到今的各种生物学差异；社会文化人类学者研究人的社会方式，研究其中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象征的意义和作用；考古学者从物质文化，尤其是古代的有形资料，解释人类行为；语言学者研究作为文化传承之载体的语言符号，由语言结构隐喻社会结构，以言语活动比附社会活动；民族学者观察文化、体验文化，听取本土人的观点。人类学已经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从泰勒、摩尔根，到马林诺斯基、拉德克里夫—布朗，从19世纪末的传教士，到20世纪的本土人类学者，人类学走过了一段风风雨雨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社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方面，暴力的作用降低，第三世界兴起，逐渐走向开放，经济和文化全球化与多元化并存，和平和幸福成为人们的普遍要求；另一方面，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走在前面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组织、劳资关系、企业管理和制定社会福利政策等等方面进行调节的同时，并没有解决人的异化问题。面对频繁的局部战争、种族纠纷、经济危机、生态环境恶化等等，人们束手无策。与此同时，一场反文化运动和社会批判运动兴起。在文学、艺术以及行为科学中，个人主题取代了社会主题，主观取代了客观。所有这些都深刻地影响了人类学，人类学者一方面继续发挥实证的传统，另一方面更加注重本土人的认知体系，也更加注重学术乃至人格反思。在中国，人类学经过70多年的（大致从蔡元培《说民族学》算起）风风雨雨，进入了承上启下的时期。中国已经走向世界，世界比过去更加开放，社会文化人类学也在信息社会和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发生或者正在发生一系列重要变化。中国的社会人类学（民族学）自70年代恢复和重建以来，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中国的社会文化人类学者和民族学者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注重研究传统文化，也注重研究与国家建设有关的现实问题，研究“全球化”带来的新现象。中国的社会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没有得到一个从幼年到成年的自然生长过程，面对内部的需要和外来的影响，显得有些准备不足。虽然他们对国家的学术建设和知识建设已经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不能完全满足时代的需要。无论我们如何争论社会科学有无国界，争论是否需要借鉴西方人类学理论和方法，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本丛书的着眼点有三：翻译介绍人类学经典之作；翻译介绍与中国社会尤其与中国现实有关的重要著作；展示中国人类学者的理论思辨和田野工作的成果。编者希望以对话的视角，综合的方式，介绍人类学的经典之作，展示近些年来国内外一些人类学理论和实践的新发展，为同行们提供参考，为社会管理者以及其他有关人士提供新的知识。不过，我们不会拘泥于“平分秋色”式的全方位翻译和介绍，而是立足国内，根据国内本学科及相关学科的发展的需要。当然，我们要声明，我们只是从自己的眼光看问题，不一定就是“客观的”；但这并不影响我们追求客观，努力做到符合逻辑，行之成理。

本书是一本早孕而又难产的书。它虽然成于个人之手，却凝取着众人之功。其中有作者的师长、同事，以及国内外学术界的前辈和朋友。季羡林先生欣然为本书作序。作者的学风是非常谨亚的。他使用资料必求其完备翔实，论证方法求其周密无隙。他涉猎极博，中国古代曲籍，固无论矣。西方学人研究所得，他也决不放过，居今日而谈学问，必须中西兼通，古今融会，始能有所创获，有所前进。坐井观天，固步自封，是绝对不行的。任何学问，现在几乎都是世界性的。必须随时掌握最新动态，才真正能跟得上时代的步伐。稍一疏忽，即将落伍。本书的论题，是由唐代两个著名混血儿的一场讥讽性对话引发出来的。本书这作，并无“预流”之心，只有“拾遗”之意。全书共分唐代九姓胡、突厥文化、西域物种与文化交流三编。这三编谈胡说蕃，兼及胡物在汉地的命运。

流民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之后普遍存在的一种人口现象和社会现象。约在公元前2l世纪，中国建立起第一个奴隶制国家一一夏朝，流民亦随之在中国大地上出现。随着岁月的流逝与社会的演进，流民问题不仅未能消除，反而变得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复杂，并对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产和生活诸方面产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流民的基本特征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自发性和无序性。流民背井离乡，流徙外地，并非官府的强制，亦非官府的组织，而是一种自发行为。他们的流动处于无序状态。所谓无序主要是指两个方面：一是他们在流动过程中，暂时脱离了政府的组织管理系统，成为失去行政权力控制的人口；二是流民内部没有正式的组织管理体系，他们各自为政，互不统属，且带有很大的盲目性。第二，流民的主体是“民”，最主要的是农民。“民”是这类流动人口的一个显著特点。当然，也有一部分流民此前的身份并非民，如也有一些原政府官员、士大夫、逃亡的罪犯和士兵等。特别是大的战乱发生时，此类人口便纷纷加入流民大军。但是，一方面他们在流民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另一方面当他们加入到流民行列后，实际上已失去了先前的身份地位，脱离了原来的组织系统，更多地具备了流民的特征，我们不妨称之为“准流民”或“亚流民”。第三，过渡性和暂时性。流民是一定数量的人口，在离开原居住地和放弃原谋生手段后形成的临时性特殊人口群体。在从离乡背井到重新定居之前，这一群体流移不定，无正常稳定的生产和生活手段，呈现出过渡性特征。一般而言，他们中的大多数经过或长或短的流浪生活后，有的重返故里，有的定居于新地，重新获得正当的生产和生活手段，退出流民队伍。流民群体总是处于一种不断有人退出又不断有人加入的动态状态中。本卷是中国流民问题研究的古代部分，与近代和现代部分共同构成一个整体，对中国流民问题进行贯通古今的探讨。《中国流民史.古代卷》写作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对中国古代流民问题的探研，为现实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或历史启示。

本书收录关于张巨龄回族史论文章70余篇，其中包括“关于回族史研究的思考”、“20世纪初中国回族伊斯兰研究述补及评”等。

《革命烈士遗文大典》收入了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为民族革命和解放事业牺牲的301位烈士留下的诗歌、散文、书信、日记、对联、语录，以及临刑时呼喊的口号、庭审时的辩词等，不仅涉及的烈士人数众多。包括了在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牺牲的、影响深远的烈士，如李大钊、赵世炎、夏明翰、向警予、彭湃、恽代英、方志敏、赵一曼、叶挺、闻一多、李公朴、王聿和车耀先、江竹筠等等，而且突破了以往同类书内容单一，如“烈士诗抄”、“烈士书信”等的局限，具有“全”和“大”的特色，不枉《大典》之“大”。其次，全书的编排以烈士出生及牺牲的年代为序，每位烈士名下包括小传、遗文、写作背景、注释等内容及相关的照片。这些内容均以中国革命博物馆馆藏及研究资料为据，因而准确、翔实、可靠，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认识价值和研究价值，也不愧称之为“典”。这些革命烈士遗文，是革命先烈们面对敌人的屠刀，用鲜血和生命写就的，字里行间，既充满了气壮河山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又洋溢着对亲人的柔情、对战友的怀念和对光明未来的向往。读来荡气回肠，发人奋进。在审稿过程中，编辑们或扼腕长叹，或潸然泪下，被先烈们的伟大思想情怀感动不已。《大典》是我们党和民族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走过的悲壮而又光辉的历程。并从她那为革命前仆后继、一往无前的英雄儿女身上，反映出了她所蕴藏的崇高信念和不可战胜的力量。<

中国古代的文化名称，往往相当紊乱而又相当模糊。一方面，一个文体名称，大多不仅仅指称一种文休，还可以指称多种不同文体；换句话说，不同文体往往可以有相同内涵的文体名称。另一方面，一个文体名称，即使当它指称一种文体时，也具有相当广泛的涵话性；换句话说，一种文化往往有着相当广泛而复杂的外延。有鉴于此，我们对明清传奇史的研究，便于能不遵循孔子“必也正名乎”的古川，首先从辨体开始。

在本书中，作者着重探讨近代中国革命与改良的起源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对20世纪末中国思想界的革命与改良、激进与保守的二元对立观念作了学术史上的回应。作者认为，近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极为复杂，并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就能够给予圆满的解释，救亡有时确实压倒了启蒙，保守主义有时确实比激进主义、政治浪漫主义更可爱。然而由于近代中国毕竟是被迫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因此近代国人的心理调适，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政治、经济环境都使得当时的中国无法从容地选择任何一种方式去解决问题。因此，从百年后历史眼光看，我们现在反观百年前的历史，似乎应该摒弃那些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似乎应该超越革命与改良、激进与保守这些传统的价值评估体系了。全书共分4章。一、激进与保守：估戊戌。作者从清政府的改革极限、民族主义的双刃剑、西太后对维新的否定与认同三个方面对戊戌维新进行了评估。提出帝后两党没有改革与保守之分，只有激进与保守之别。甲午战争一方面唤醒了国人的民族意识，促成了戊戌变法，另一方面陷入了民族主义的误区，导致了满汉冲突，造成了戊戌运动的夭折。二、革命与改良：平辛亥。作者不是对辛亥革命进行全方位的探讨，而是从现代化的理念入手，对辛亥革命的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严重背离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现代化的发展与民族的独立不存在必然的关联，辛亥革命的发生是因为志士的觉悟太早了些，人为的力量太大了些。三、共和与帝制：衡洪宪。本章旨在深入探讨民国初年民主政治失败的真实原因，认为其失败的原因在于民主共和的构想和中国现实之间存在着重大差距，民国初年，中国社会经济状况并没有获得根本的改观。四、超越革命与改良：论五四。作者将五四放在20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的广阔背景之下，系统、科学地梳理五四的功过是非。认为从总体上说，五四的选择代表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但对中国的社会秩序建设太少，破坏太多，至少在五四的年代里，民主政治不是中国最需要的，中国最需要的是发展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

五四运动后到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历史时期，中国为什么没有走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也没有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是走了一条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但又走向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一举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但又为什么失败了呢？中间势力为什么有时倒向共产党，有时倒向国民党，但最终倒向了共产党？在国共两党的矛盾斗争中，中间势力倒底起着什么样的作用与影响？这些问题就是本书所力图要解决的问题。本书由胡绳同志主持，丁伟志、徐宗勉等具体撰写，内容分两部分：一是胡绳同志关于研究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十次谈话，是胡绳关于撰写此书的基本构想及对这一历史时期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与见解，一是丁伟志、徐宗勉等在胡绳具体构想的指导下，对于五四运动后至大革命前中国政治发展的新格局，进行了探讨与论述。因胡绳同志不幸去世，原本应写到1949年共和国成立的这本书，只能终止，因此就形成现在这种样子。本书尽管篇幅不大，但胡绳的十次谈话基本勾划了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脉胳，并对这一时期重大历史问题进行新的思考，内容丰富、深刻。丁伟志、徐宗勉等的文稿则对胡绳的见解与思考进行了进一步发挥与阐述。可以说本书的某些见解与论断将对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产生重大的影响，将推动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及中国革命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