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对子女的教育和人才的培养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重视。这种重视已然超越中国漫长岁月所形成的科举应试制，从而成为一种血脉相依的传统。考察历史，即便当他们处于纷乱的战争年代、相对闭塞的山地环境，客家人也从未放弃过对教育的努力和追求。可以说，教育问题在客家民系长期的孕育和成长过程中，已然上升为一种崇高。它远离功利、浮华、仕途等一切短期的目的及行为，厚积薄发，纯净得像一缸老酒、一旦揭开盖子，就能香飘十里。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本书以对《白古通记》的研究为切入点，将白族研究放在云南地方史料源流研究这一大背景下进行，对白族文化历史研究中一些争论较大的问题作了新的阐述。

本书反映了务川不同历史时期苗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几个方面的基本状况。

本书重点评述了明代木氏土司在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建筑、文化等方面的活动以及源流影响、经验教训。

《中国民族名片：大理白族》看中国民族名片；了解中国民族；认识大理白族；看大理白族名片。历史：悠久文明的历史文化；History——Long History and Ancient Culture；民居：自然和谐的民宅民居；Residences——Local Dwellings and Residence；婚姻：自由恋爱的婚姻家庭；Marriage——Marriage and Family Life等。

《18世纪中国文化在西欧的传播及其反应》所关注的前一方向似乎更多受到来自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格局的制约。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相对和平时期，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西方学者、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都有活跃的学术表现，出版专著的数量为此后三十年间著述总数的一倍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入低谷，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整个20世纪50年代几乎看不到任何有分量的著作问世，直到20世纪60年代开始才出现复苏的迹象，著述数量逐渐增加。从1974年开始，在法国尚蒂伊多学科研究中心[centre de Recherchesinterdisciplinaire de chantilly]每三年召开一次有法国、德国、比利时、意大利等国中国问题专家参加的国际汉学讨论会，“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是会议的基本议题之一，例如前几次会议的主题都涉及到“17—18世纪中国同欧洲（主要是同法国及其他主要国家）的交往关系，尤其是中国对它们的影响”，包括“哲学影响”、 “来自中国的艺术和科学”和“礼仪之争”等方面。1其他类似的国际会议也时有举行。

本书介绍了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弃暗投明的国名党将军如何配合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进攻。内容包括一波三折的吴化文部起义，新疆的和平解放前后等。

景颇族是有着悠久历史、勤劳智慧的民族，是祖国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景颇族在自己民族发展的漫长进程中，创造了自己民族灿烂的历史文化，铸就了自己民族的精神。这个历史文化与民族精神，是景颇族人民千百年来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动力，也是景颇族人民在未来的岁月中继往开来，推动自己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向前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景颇族文化渊源流长、丰富多彩，有自己的独特性，它记述了一个民族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演变发展的历史过程。景颇族是一个思想开放、善于探索和迎纳新事物的民族。历史上，景颇族作为氐羌族群的一部分从北南迁，这里除种种不可抗衡的客观因素外，更重要的是还包括着一个民族敢于探索事物、探索世界的深层次内涵在其中；另一方面，景颇族在社会生活中善于吸取他人有益的东西，并且能创造性地加以应用，如在现代景颇语中有许多不同国别、不同民族的借词用语，这些是社会生活交流与交往的结果。通过这些交流与交往丰富和发展了自己民族的社会生活，丰富了文化。但客观地讲，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景颇族多居住于边疆、山区，那里交通闭塞，对外交往少，生产、生活条件差，还长期处在经济、文化落后的状态。在过去漫长的社会进程中，景颇族的社会经济从整体上讲还基本上处于自然经济状态，经济生活中社会商品含量甚少。

《红河彝族辞典》是编纂过程中，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方针，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力图全面、系统、准确地反映红河彝族的整体历史文化面貌，突出民族性和地方性，用民族性反映地方历史文化概貌，用地方性突出民族文化特征，力求达到民族特色与地方特色的统一。本辞典是红河州民族文化建设史上的一项重大工程，也是红河州彝族人的第一部辞典。它内容丰富、事涉古今，纳彝族各类文化学科为一体。坚持全、新、准、优的原则，按准确、科学、统一的要求，发动多学科人才，广泛收集，博彩群书，参阅经籍文献，以最新、最优的学术成果为依据，做到翔实、全面、准确、精练，抢救和保存了大量的彝族历史文化资料。可以说，本书是一本融资料性和学术性为一体的综合性彝族文化工具书。

本词典收古代地理、军事、语言文字、人物、经济、文化和政治，以赫章现存彝文文献记载为限，收入部分汉文史志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