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曾建立西夏政权的党项族，其早期历史过去学界研究不多，且因史料阙如，许多问题难以解决。然而，早期党项史（即在西夏政权正式建立前的党项史）对于中国民族史、隋唐五代史及西夏史、宋史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研究意义。＜br＞1988年本书作者曾经出版了《唐代党项》一书，获得学界好评。十余年过去了，随着西夏史（包括西夏文献）研究的深入，新出土的文物考古资料不断发现，有必要对《唐代党项》一书进行增补。本书利用新的文物考古资料及西夏学研究成果，增加了五代后至北宋初（1032年）的内容，解决了许多过去早期党项史中的疑难问题，阐发许多个人的新见解，可以说是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中学术水平较高的著作。

这本书的资料准备时间很长，而从动笔写作到出版的周期却很短。早在20多年前我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对黎族社会生活和文化事象怀有极大的关注热情。凡与黎族有关的一切口头或文字资料，能搜集到的我都尽量搜集。一开始，我搜集这些资料主要是为了创作。我虽为黎族血统，但父亲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已离开海南到内地工作，我是生在内地长在内地，所以并不熟悉黎族生活。我父亲是当年跟随王国兴、王玉锦等黎族领袖参加“红毛起义”的一名老战士，据说追溯起来与王玉锦家族是同一血缘族系。当年国民党王毅部的机关枪连就驻扎在我的老家什统黑。我父亲参加了起义的全过程。

八十六年前，中国爆发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这就是五四运动。这场运动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弘扬民主、科学精神，八十多年沧桑巨变，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征途上阔步前进。今天，回顾历史，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五四运动期间，"民主"和"科学"的提出，切中了时弊。民主的对立物是专制，科学的对立物是迷信，这正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遗留的恶果。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旗手陈独秀，在他创办的风靡一时的《新青年》杂志上喊出的最响亮口号，是民主和科学。专制与迷信在中国社会里有着盘根错节的巨大势力和影响，向这两个大敌全面宣战，需要极大的勇气。然而，中国民众的大多数是工人和农民。要求民主如果只停留在少数学者和知识青年的狭小圈子里，那么，不管议论如何激烈，仍然只是少数人的民主，谈不上真正广泛的人民民主。在五四运动初期，由于中国社会条件的限制，只能做到这样，但它是不够的，需要继续前进。科学，最根本的是要符合实际。这同样不是单靠少数人坐而论道就能解决的，需要投身到实践中去，在实践中反复经受检验才能做到。五四时期的先进分子，就是循着这个方向不断前进的。因此，清理五四的文化遗产，描绘它的真实面貌，发扬它的优秀传统，评价它的千秋功过，揭示它的现实意义便织成了一项严肃而又富有魅力的历史使命，摆在我们面前。从各个层面各个角度来探索中国文化的奥秘，必须综合性地展现五四文化的发展过程。于是，在近现代中国思想史领域独树一帜的著名学者、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以当代中国难得的立场明确、思想清晰的启蒙型思想家的眼光，为了让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直接与读者见面，同时记下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一些思考，在去年10月，向广大读者奉献了一本55万字的煌煌巨著：《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这是一本国内目前最完整、最严肃的五四文选；这是一本有作者独特标准和眼光、意在继承五四精神的启蒙读物。新文化运动内容的深广和已经达到的高度，远远超出时贤的想象。然而，长期以来，总有一些奇谈怪论不绝于耳："全盘反传统"！"科学主义"！"全盘西化"！民主与科学"并无有机的必然关连"！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直面海内外对"五四运动"的种种指摘，作为一位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者，袁伟时呼吁：请读一读当时的文献！思想终归要回到现实世界。为什么当代知识分子一讲到思想文化方面的问题，都不能绕开五四？袁伟时认为，五四奠定了中国现代思想的主题：科学、民主、人权，而且这一主题至今仍未完成，五四运动也是一次高扬"民主"与"科学"旗帜的思想启蒙运动，其持续的时间更长，影响也更深广。《告别中世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新文化运动中思想领袖们对民主的内涵，已经解释得很清楚。科学讲的是以理性的态度认识、分析问题。科学的认识，本来就是不断接近事物的本来面目，不可能完全认识终极真理。不能由某一个人说我是代表科学的，我是真理的化身，说反对我就是反对科学。所以说要好好继承五四启蒙精神，完成它的历史任务。袁伟时将整个五四的文献分成十一个专题，表明作者对五四论题的基本概括，其内容包括政治、法律、民主、科学、新闻、青年、妇女、文学等方面。五四先驱们直言无忌，也没有染上以非学术手段解决思想文化和学术问题的恶习。这些文献之所以值得阅读和研究，是因为准确地概括了任何国家告别中世纪的不可缺少的内容：打破思想镣铐，让民众成为敢于自由思考、自由言说的现代公民，这就是通常说的"人的解放"。新文化运动之所以永垂史册，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敢于蔑视专制主义的传统，忠实地履行了这个历史任务。本书的前面有一个篇幅较长的绪论，较为详尽地阐述了作者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评价，以及编著本书的思路与目的。书中有袁伟时的十四篇文章，约十万字。这十四篇文章，实际上是思想文化辩论的结晶，里面贯穿了袁伟时对思想界、学术界对新文化不同观点的答复与回应。袁伟时编著的《告别中世纪》一书，史料丰富，资料尽可能从最初发表的报刊中选取。其论述见解独特，分析鞭辟入里、批判一针见血，对于理解民主与科学的内涵，具有不可替代的启蒙意义。<

本书是教育部“九五”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的成果。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从哲学的角度对藏民族的宗教文化、宗教哲学予以宏观的审视，并通过对藏汉传统文化的比较展现了西藏文化的独特岁月和内在意蕴，凸显了西藏文化及其哲学的内在结构与主要特征。本书“文化卷”中，宏观地对西藏文化的发展流变、主要特征、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作了整体把握；“哲学卷”中，以西藏宗教文化的核心：宗教哲学为焦点对藏传佛教的基本3和各主要哲学流派的思想从宏观上予以分析与论证。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国民党空军飞行人员冲破严密的控制，先后有40多架各种类型的飞机、100多人次驾机或随机起义归来。《飞向新中国（建国前后国民党飞行员驾机起义纪实）》通过讲述国民党空军飞行人员驾机起义的故事、反映上个世纪中叶，中国一批20多岁的年轻人痛感民族积弱、外族欺凌，抱着孙中山倡导的“航空求国”的美好愿望，到美国求学，从事飞行训练，回到后驾机抗击日寇的侵略。其中，有不少人是在国外阅读进步书刊，了解了共产党和解放区，相红回国后以“母亲”为暗语寻找共产党，到解放区参加革命。当国民党发动内战时，这些年轻人义无反顾地驾机起义，投身建设新中国的行列，不少人有幸经历了人民空军初创时期的多个“第一”。《飞向新中国（建国前后国民党飞行员驾机起义纪实）》的材料来自当年驾机起义人员的回忆，并附有80多张珍贵的历史照片，还有部分当事人的手迹，真实、生动、感人！

本书共五章，包括设计学的研究对象与任务；现代设计的萌芽与形成（19世纪～20世纪）；现代设计的发展（20世纪20～30年代）；现代设计的成熟期（20世纪40～50年代）以及现代设计的多元化发展（20世纪60年代之后）等。

历史上出现的雅学文献浩如海，在研究撰写本书的过程中，笔者曾经翻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特别是对所介绍的主要雅学著作都经过了仔细研读，做到立论必有根据。在对各个历史时期的雅学文献进行介绍时，本书一般遵循原则：先广雅之作，后仿雅之作，最后是雅书注释研究之作。同一类著作则基本上按撰作的时间先后排序。同时，对雅书注释研究之作则根据其特点划分为不同的体式，并分别进行介绍。本书关于雅书注释研究体式的划分主要参考了冯浩菲先生的《中国古籍整理体式研究》和《中国训诂学》第三章，书中不再另行出注。本书撰写过程中，尽可能多地借鉴和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凡直接引用的、均标明了书名和出处；凡未直接引用而参考过的，则另列于参考书目之中。本书对中国雅学史的研究是初步的，论述也比较粗略，许多问题的研究还有待今后进一步深化。

本书包括儒学产生与发展的地理环境与社会历史背景；儒学的形成及早期儒家思想；战国时期儒家的分化，儒学经孟子阐扬加理论化等章节。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资助 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项目。本书收录了多篇论文，内容涉及云南民族、民族问题、土司制度、民族政策、民族政权、民族调查等。

本书辑录了有关中国与西班牙外交关系档案806件，时间为同治三年至宣统三年。全书包括国书、昭会、条约、信函、电报等，内容涉及两国互设使领馆、呈递国书、通商贸易、案情审理、文化交流等史料。本书辑录了有关中葡关系档案553件，时间为同治元年至宣统三年。全书包括国书、昭会、条约、信函、电报等，内容涉及两国互设使领馆、呈递国书、通商贸易、澳门事务、文化交流等史料。其中，“中葡关系”卷辑录档案五百五十三件，时间起自一八六二年，止于一九一一年。“中西关系”卷辑录档案八百○六件，时间起自一八六四年，止于一九一一年。中葡关系的档案内容大部分曾公布出版过，中西关系的档案则全部为首次公布出版。两部史料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租地划界、互设使领、交聘往来、侨务招工、通商贸易、兴办实业、法律审判、文化交流、慈善赈济、订立条约等十多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