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文学史》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清末民初，是一个社会大变革时期，也是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现代中国文学史》作者将当时的文学分为二类：一为古文学，以王闿运、章太炎、刘师培、陈衍、王国维、吴梅村等为代表；一为新文学，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张士钊、胡适为代表。断代文学史以这一时期文学作为内容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是唯一的一部名著。作者对于这些代表人物的时代背景、思想根源等有深层次的挖掘。此书《编首》叙述上古、中古、近古、近代，下接现代文学，这正是为了通古今之变。书中所谈的，“起于王闿运，终于胡适之”，主要还是近代文学，及进入二十世纪后的所谓“旧文学”。但此书仍有极可观之处：一是谈近代作家的创作时，十分注重他们与古典文学的传承关系，如谈王闿运，归在“魏晋文”的名目下；二是在艺术分析上，注重一己之感受，多有画龙点睛之笔；三是作者的文言，实在精粹漂亮。

本书先是导言与五编十章的正文，其后则是明代小说的编年，而实际研究却是先从编年做起。本书运用的研究模型，即作者、出版、小说理论、官方的文化政策以及读者这五个交叉影响、互相制约的因素，形成一股合力影响了小说的发展，它其实是在解决一个个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归纳综合而成的；书中之所以会出现模糊数学、突变论甚至数理统计等思想或方法的运用，同样也是出于有效地解决问题的追求。本书的任务是描述与分析明代小说创作的发展历程，但较有意识地尝试各种方法的运用，也确是本人研究的目的之一。

《中国人口通史4：东汉卷》作者爬梳史料，在大量利用以往人们所忽视的正史、子书、汉碑及最新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对东汉人口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论述。内容除涉及学者关注较多的人口数量、人口分布，人口迁移等领域外，还以现代人口学理论为指导，将研究视野扩大到以前学者较少关注的领域．如东汉时期不同阶层的户籍问题、人口政策、人口思想、人口寿命、人口姓氏分布、民族人口、生态环境与人口等。作者又考镜源流，辨章学术，认为记载东汉时期户口总数的《续汉书·郡国志》及刘昭注文基本可信，二者之间并无根本矛盾；刘秀“度田”政策并未失败，而是在光武帝和明帝时期一直被贯彻执行；东汉时期各地不同的气候、水利等自然条件，对人口的生态环境也有较大影响等等；都是具有创见的一家之言。

1937年至1947年是英帝国直接渗透西藏的最后十年，其通过“前进政策 ”、“七点行动计划”、“控制前进手段”、“蒙古地缘带计划”、“色拉山口（sela）调整计划”等手段，在西藏达旺、察隅、珞瑜地区逐步推进其势力。同时，在西藏的政治地位以及国民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上，英帝国依照二战的形势变化不断更新变换其西藏政策。

“工艺美术”是什么？可以根据材质，粗分为丝绸等织物、陶瓷、玉石、金属、漆木及竹牙角玻璃等六类。这样，就能明白看出，其主体是蕴含着艺术价值的日用品，此外，还有欣赏品。欣赏品，现在又通称“特种工艺美术”。其实，在日用和欣赏之间，从来就没有断然的界线，所有的日用品都能欣赏，许多欣赏品又可使用，只是，欣赏品的材质往往更高贵，制作常常更考究。工艺美术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属性，尽管它不是纯艺术，创作不以震撼人心或道德说教等为宗旨，但它对人的影响又绝不小于纯艺术。因为，人可以不去欣赏纯艺术，却无法在衣食住行中逃避工艺美术。人不必去专门欣赏它，而它却永远在源源不断地提供着形式语言，潜移默化地培育起人的基本审美意识，如影随形般左右了人的终极审美判断。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夙享盛誉，长期是中华文明传播的主要载体，域外人士在使用中国工艺美术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认知了中华文明。

本书揭示了来华耶稣会士适应性传教路线的形成过程及其国际影响，阐释了明中叶后思想文化领域的多元化趋势为西学传播所提供的良好文化氛围。作者着重探讨了明代后期中国文化交流的两条历史线索。一条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路线的形成过程，另一条是明代社会变革造成的思想文化多元化趋势为西学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主要内容包括明清之前中西文化交流概况、中西文化交流进入新时期的世界背景、耶稣会的建立及其基本特征、利玛窦获准在北京居留并传播西方科学技术、中国传教团适应性传教路线的国际影响等。

这不是一本骂中国人的书。身为中国人，专门骂中国人，就算写得十分精彩，毕竟“灭自己人的威风”，何必？骂到后代子孙失去了信心，对我们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也不是一本拜会中国人的书，自已捧自己，等于“往自己脸上贴金”，并没有实质意义。捧得后代子孙自以为高人一等，处处眼高手低，亦是枉然！本书主要是描述、分析中国人。不敢说什么“客观”，至少保持相当“忠实”。中国人看似简单，实际上很复杂。骂的人骂来骂去，都只骂到中国人的皮毛，并没有伤害到躯体。捧的人费尽口舌，不过是锦上添花，好像也没有让中国格外光彩。骂也好、捧也好，中国人几千年来，永远还是中国人！中国人最常见的事情，当然不限于本书所列举的内容。我们抱着抛砖引玉的心情，亟思对中国社会有所回馈。

枭雄=强悍+野心+冷酷+狼性+阴谋+权谋+智谋+诡道+……作为历史上性格最复杂、形象最多样的人，曹操是真实的，也是本色的。这种本色使他成为英雄，而且是大英雄。不过，这个大英雄又是很奸诈的，因此也可以叫做“奸雄”，即“奸诈的英雄”。——易中天《品三国》一位特殊而神秘的大商人，一个影响秦朝命运的政客，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却成就了改变历史进程的大作为；一个权倾朝野的摄政王，却最终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孙立君《百家讲坛》王莽的悲剧在于，过分迷恋于已经风靡一时的儒家经学，企图用儒家经学重建一个理想世界。——樊树志《国史十六讲》宋之为人，勇悍狂侠。——陈泰《所安遗集·补遗末卷》历史有三种形象，历史也有三种读法，一种是站在古人的立场上看历史，这就是钱穆先生所谓“历史意见”，一种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历史，这就是钱穆先生所谓的“时代意见”，还有一种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历史，这就是易中天所谓的“个人意思”。枭雄们在有些人眼里是天神，在有些人眼里是魔鬼，功过春秋，历史自有评说。桀骜不驯的枭雄们肆无忌惮地展示着他们独特的残忍、凶暴、智慧和决断。历史是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中我们可以看出生活的五彩斑斓来，看出历史人物内心深处的智慧，历代枭雄人物的经历，磨难是我们常人没有经历的，他们内心深处的思想转变更是我们不可触及的地方，但是，历代枭雄人物的文治武功，多少较常人更能推动这个社会的发展。这本书是在探究枭雄人物内心深处的思想转变后，结合他们所建立的“功业”，从各个不同方面展示了枭雄人物的“人格魅力”，展示了枭雄人物的思想与情怀。

姓名是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的首要符号。取名、报名、签名、提名、署名、成名、垂名、驰名、美名、臭名、骂名等，每个人随时随地都可能碰到。在当代社会，人名作为一个符号，具有鲜明的个性化意义。当你有了一个特定的名字，它便传达着一个特定的信息：这个人是你，而不是别人。这个符号把你和别人区别开来，也使别人在人群中识别出特定的你。同样，姓名作为一个符号被人称呼，它不仅仅是个体的简单代称，而且包括了许多本质的东西。比如性格、职业、出身、文化程度、社会地位和思想品格等等。姓名与人就好像树和根的关系，但姓名和人毕竟是两回事，并非命意起名，人生命运就此注定。说到底，一个人的姓名得以流芳百世，关键还是在于人，是人使名留。姓名作为区别每个社会成员的文字符号，虽然不能决定人的前途和命运，但它带有时代的气息，铭刻着家族血统的烙印，凝聚着父母对孩子的深厚情意和殷切希望，隐寓着不同的理想、抱负、情趣、爱好与目标追求，对人生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而灌注了人生信念的名字，将规范和影响着人的一生。所以，姓名不仅是起名者创造的一种指代人的特殊符号，而且，认真地起一个好名字，也是对个人、家庭、家族乃至社会所肩负起的一种责任。另外，一个成功的企业、产品及店铺，首先也要起一个好名，好名称是企业形象的第一要素。俗话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名正言顺、名字响亮能让更多的人识别企业，了解产品；公司和产品有广泛的知名度和良好的声誉，才能吸引更多的客户，产生更大的效益。本书通俗系统地介绍了姓名的起源、发展和演变过程，阐述了起名的标准、构思、原则、方法、禁忌等，重点则落在起一个好名字的具体方法上，并专门编写了起名参考，通过欣赏古今佳名、分析男女好名实例，参阅男女起名常用字，在酝酿名字、选音择字寓意时，提供较为实用的参考。本书广搜博纳，融知识性和可读性于一体，可谓美名之列锦，文化之汇流，知识之集萃，数典论事，包罗宏富，雅俗并兴，亦庄亦谐，妙趣横生，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和欣赏价值，适合城乡广大起名者和姓名学爱好者阅读和使用。

由宋史专家李裕民教授指导的杨家将研究课题，在陕西省“神木县杨家将文化研究会”的支持下，计划在历史、文学、戏剧、民俗方向开展研究，并且计划逐步把研究成果按杨家将研究系列丛书编辑出版。《杨家将研究·历史卷》系杨家将研究丛书之一。本书把中国大陆近百年来对杨家将研究的成果，做了系统的收集与整理。全书分为五部分：图版部分：一、罗哲文先生题词二、杨家将抗辽战事图三、杨业塑像四、山西五台杨令公塔五、辽代杨无敌庙六、北宋杨六郎据守之处碑历史文化部分：一、杨家将概论二、杨业三、杨六郎、四、杨文广五、杨门女将六、潘杨关系七、其他类文学部分：杨家将话本演义小说戏剧部分：杨家将戏剧附录部分：八、有关杨家将的遗迹介绍九、有关麟州的资料十、年表、大事记资料说明：本书所选文章，除《明代杨家将小说的发展与播州杨氏家族》与《麟州城（杨家城）考古调查、钻探、试掘工作报告》是第一次刊登，其余都是公开发表过的。图版内容，除《杨家将抗辽战事图》、《山西五台杨令公塔》都是公开发表过，《罗哲文先生题词》、《杨业塑像》、《辽代杨无敌庙》、《北宋杨六郎据守之处碑》皆是第一次发表。编校书稿过程中，在尽量持原稿风貌的基础上，对每篇文章各自的体例进行了统一。另《宋史》卷272《杨业传》记载业第四子为“延瓌”，而《烬余录》、《十国春秋》等史籍作“延環”，所收论著中有的作“延環”，有的作“延环”，有的作“延壞”，在征求了杨家将研究专家、杨家将第三十八世传人杨光亮的意见后，除引用原始文献外，其余行文中将其统一为“延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