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与社会译丛·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收录了以赛亚·伯林关于苏联的一些从未发表过的文章。既有对二战后他与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等苏联作家的几次著名会晤的记叙，也有他呈交给英国外交部的关于斯大林统治下苏联艺术状况的公文；既有对曼德尔施塔姆和帕斯捷尔纳克的肖像描绘，也有他访问苏联后对苏俄文化的印象速写；等等。以赛亚·伯林从身世与文化上都与俄国有着直接的渊源，对俄国知识阶层有深刻的同情与了解，《人文与社会译丛·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为我们了解苏联时期俄罗斯的文化生活一般状况，以及知识分子的遭遇与命运，提供了非常珍贵的材料。

文艺复兴已厌倦原罪，她也不再理会死亡，而是开始面对生命，早在席勒及贝多芬之前，她便唱出快乐的、无比的颂歌礼赞欢乐。文艺复兴恢复了古典文化，也结束了东方精神千年来在欧洲的统治。这伟大的解放的福音从意大利由百条路线翻山越海传到法国、德国、佛兰德斯、荷兰及英国。观念、道德及艺术的思潮不断地从意大利向北流了一个世纪，在1500年至1600年之间，所有的西欧国家都承认她是新的科学、艺术及人文主义的文明之母。“世界文明史”是世界著名哲学家、文化史专家威尔？杜兰特历时四十余年写就的旷世巨著，是举世公认的传世经典，作者因此荣获1968年美国普利策奖和1977年自由勋章奖。这套书总共11卷，记载了人类发展史上的种种文明成果，涵盖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宗教、文化、哲学、历史、教育、艺术、音乐等诸领域，极具可读性。作者对于“世界的”“历史的”这样的宏大叙事选择了从思想的角度切入，用文明的线索贯穿。奥斯卡？王尔德说：“任何人都能创造历史，却很少有人能记录历史。”杜兰特这两样都做到了。他所有的作品都是为了体现文明的发展对人类进步的推动这一主旨。因此，“世界文明史”绝对不是有关历史的时间、人物、事件的一种堆积。杜兰特以文明的流变作为考察历史的方式，向我们描绘了一幅横跨诸多世纪的波澜壮阔的文化图景，而历史也就在这样的举重若轻中赫然呈现。杜兰特用他那简练而富有诗意的文字讲述了一个事实：许多往昔的文明留下来的财富是人类的珍贵遗产，是历史进程中最闪亮的主线。杜威说，这是一套很有用的书。季羡林说，这是一套把无羁的热情和横溢的才华完美结合在一起的文化史的不朽巨著。

在我们的西方文化中，除机械以外，几乎没有一样现世的事物不是自希腊流传下来的。所有那些激起古希腊光辉灿烂而又动荡不安的生活，似乎可作为我们后世的殷鉴。然而希腊人一再的努力，却未能使其政治达到廉正、统一及和平，甚至深陷于内战与阶级对立的混乱中，丧尽了土地，瓦解了民心士气，终向东方的独裁政治、无为主义及神秘主义投降，最后几乎是主动迎接前来征服的罗马人。通过罗马人，濒亡的古希腊将其科学、哲学、文学、艺术传给欧洲人，成为我们现代世界生动活泼的文化基石……“世界文明史”是世界著名哲学家、文化史专家威尔？杜兰特历时四十余年写就的旷世巨著，是举世公认的传世经典，作者因此荣获1968年美国普利策奖和1977年自由勋章奖。这套书总共11卷，记载了人类发展史上的种种文明成果，涵盖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宗教、文化、哲学、历史、教育、艺术、音乐等诸领域，极具可读性。作者对于“世界的”“历史的”这样的宏大叙事选择了从思想的角度切入，用文明的线索贯穿。奥斯卡？王尔德说：“任何人都能创造历史，却很少有人能记录历史。”杜兰特这两样都做到了。他所有的作品都是为了体现文明的发展对人类进步的推动这一主旨。因此，“世界文明史”绝对不是有关历史的时间、人物、事件的一种堆积。杜兰特以文明的流变作为考察历史的方式，向我们描绘了一幅横跨诸多世纪的波澜壮阔的文化图景，而历史也就在这样的举重若轻中赫然呈现。杜兰特用他那简练而富有诗意的文字讲述了一个事实：许多往昔的文明留下来的财富是人类的珍贵遗产，是历史进程中最闪亮的主线。杜威说，这是一套很有用的书。季羡林说，这是一套把无羁的热情和横溢的才华完美结合在一起的文化史的不朽巨著。

每个人都经历过孩童时代，但是能够保持孩童时代的精神，保持其纯洁的心灵，则是一件极难做到的事情。于“成年人”而言，心灵的纯洁不过是生存于社会的无用之物，抑或是纯粹的附属之物罢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在每个成年人的内心深处，都有着处于冬眠状态的“自我的孩提”，遇有机会它便会苏醒，再现于成年人的眼神、声音等。至少，在“成年人”的内心中，如果他想要生活得自我主体化又想要生活得真实，那么，他在孩提时代所埋下的以及所确认的对待世界的全部感觉，都将会成为其今后成长过程中身体的骨骼、血流等等，以资其养分的补足。这意味着，人始终都是以“成年人”的形态的顽童。不，不如说，此种二分法式的认识本身就是一种错误。或许说，“成年人的顽童”，抑或是“顽童的成年人”，才是人类社会普遍性的存在。

隐士，顾名思义：隐者，藏也：士者，知识人也。可是，知识人为什么要藏起来呢？作者法朗士通过梳理隐士的传统，为我们呈现了历史的镜框中封存的一幅幅隐士的精神画像。这种精神的实质就是：人本质上是充满欲望的，且欲壑难填：当人试图摆脱这种与生俱来的欲望时，就必然要面对孤独。隐士就是一种承受孤独的方式：在孤独中寻找内心的宁静，寻找真我，寻找原初。在与孤独结伴的途中，隐士们各自踏上了不同的朝圣之路：他们有的躲到杳无人迹的沙漠，有的走进修道院。有的步入苦修会，也有的跑到瓦尔登湖（梭罗）。更有意思的是。他们的隐士生活似乎并非总如他们期望的那般安静，他们中有人在经历了一段隐士生活后又重回尘世，有人则时而隐修。时而回到尘世.也有人因隐修生活总被来访的客人打扰而不得不一再更换地点。《隐士：透视孤独》为我们细致地描述了那既令人神往、又让人难以想象的隐士生活。无论何种隐士，他们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赋予了他们深刻的洞察力。他们留下的遗产，无论是智慧的言辞、无声的沉默、斐然的修为，正经过岁月的百般的锤炼后，终成了时间里的金，深夜里的光。

西方文化经历了五个时代，即：远古的直觉时代、中世纪的信仰时代、文艺复兴时期的求知时代、17至19世纪的创造时代和20世纪的反省时代。《西方文化史》以此为经线，以宗教、哲学、艺术和科学四大文化领域为纬线，以最简洁的方式概述西方文化的来龙去脉。

《中华文化史（第3版）》以宏大的构思、新颖的理论、丰富的内容和严谨而优美的文笔，全景展现了中华文化生成机制和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上编从地理背景、经济土壤、社会结构等方面分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生成机制，重理论而又多有丰富史料的佐证；下编勾画了自远古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段内中华文化自发生到一统、多元、隆盛、内省、融合、陈暮开新、烂熟式微、蜕变新生的发展历程，多描述而又不乏精辟议论的概括。《中华文化史（第3版）》既可作为文化史研究者的重要参考，又可为普通读者领略中华文化精髓提供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指引。

《基督教传播与近代青岛社会文化研究》以青岛（辖七区五市）为研究区域，以近代（1840—1949年）为研究时限，在梳理基督教传播进程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基督教传播与近代青岛社会文化的关系，力图揭示异质文化间的传播规律。作者认为，基督教传播与近代青岛社会文化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一方面，青岛社会留下了基督教这种新的文化因素的印痕；另一方面，基督教在传播过程中经历了本土化的过程。《基督教传播与近代青岛社会文化研究》的资料来源主要是地方志、地方档案馆所藏文献档案、实地调查访谈资料及数十种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

《中国人的文化性格》成书到现在已迄一百年了，在这期间，中国人竞没有写出一本堪与比肩的同类书来，的确令我等学人汗颜。恰好在1995年年底，我又从出版社领导班子下来，告别了复杂的人事纠纷和繁琐的杂务，顿感有余力来从事著书立说了。于是我重拾十余年前的念头，决定撰写两《中国人的文化性格》，一本就是此书.另一本是《中国文化解读》。正在我思考写作纲要、筹集资料之时，大洋彼岸传来了一个噩耗，我的研究生导师童恩正教授病逝于美国康涅狄克州医院。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城市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中国城市的现代化建设有着一百五十余年的发展历史，在丰厚历史的积淀中，给我们今天留下了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在今天，城市需要有新的发展，怎样在保护文化遗产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怎样在发展中保护、丰富现有的城市的文化遗产，对文博工作者来说是一个迫切而紧要的课题。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观念的改变，新的文物种类不断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城市建设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与会专家学者以此为中心议题，从保护、维修、规范、宣传等各个角度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会议还组织了有关知名专家进行主题对话会，从专业角度深入就城市建设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热点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应对的方法。中国博物馆学会纪念馆专业委员会第三次年会暨城市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学术研讨会共收到会议论文60余篇，这些论文既体现文博工作者近年来对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学术思考，又是近几年来关于城市建设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一个集成和工作总结。为促进博物馆学术研究的积累、交流和发展，由中国博物馆学会纪念馆专业委员会和上海鲁迅纪念馆合作编辑，上海鲁迅纪念馆出资出版本书。根据会议主题，同时为方便阅读，我们根据论文内容和会议分组，粗略地将文章分成三个部分：“城市化进程与文化遗产”；“文化遗产的机遇和挑战”和“文化遗产相关问题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