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出发，运用社会学的概念和方法，对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分析，建立了一个有关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研究的理论框架，为人们更深入地反思和探讨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过程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基点。这对于更好地理解20世纪中国乃至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展望21世纪中国乃至世界的未来发展都将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启迪作用。

这部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元代工艺美术史的专著，内容涉及元代经济、文化、宫廷生活、工艺美术等方面的历史文献、考古书目和注释资料。仅以注释和引用的参考书目为例，作者就为此费尽心力，跑遍了北京各大图书馆。共写出注释734条，引用古今中外蒙古史、元史及考古学等图书期刊200余种。其中，有许多图书早已成为孤本和善本，如果不是作者把它们及时、准确地摘录和发表出来，世人很难知其内容。本书能帮助我们全面了解元朝的文化，艺术，生活，实在是近年来难得的好书。元朝是中国历史上丰富多彩的一个时代，蒙古、伊斯兰、高丽、汉和藏传佛教、欧洲基督教等文化并存，互相影响、交流，出现了十分繁荣的历史局面。因此，元代的工艺美术是在各民族文化大交流背景下产生下的结晶，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但其中对元代工艺美术影响最深刻的仍然是蒙古、伊斯兰与汉文化。蒙古族以骑射兴起于漠北，其统治集团十分珍视自己的传统，由其所建的四大汉国，互相影响，在服饰、宴会制度上，都保留了强烈的民族特色。其对青、白二色的喜爱，使大量蓝色、白色的工艺应运而生，如毛制品、丝制品、青花瓷器等产品。在蒙古史中，征服中亚伊斯兰教国家是一重大事件。从此，蒙古皇帝兼有西域广大地区君主的名义，中西交流广泛而频繁。在大批的东迁穆斯林中，包含有众多的工匠，他们在元代工艺美术品的生产中，占有很大的比例，伊斯兰文明的审美观，对蒙古贵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依靠回回工匠生产的"纳石失"（西域织金锦），带错金花纹的镔铁器等。 元朝是中国封建历史上的正统王朝，被统治的人民大部分是汉族。为了巩固元朝的统治，蒙古皇帝必须推行"汉法"。作者在书中阐述道：早在蒙古伐金时，就有许多汉族工匠来到和林（在今蒙古国），他们精湛的工艺令当时在和林的欧洲人为之倾倒。元朝定都北京后，汉族工匠生产的工艺美术品占据了主流地位。 在书中，作者还多次强调：元代的工艺美术品并不是粗糙草率的，而是颇为精美的，其水平是很高的。蒙古贵族对于手工艺品有一种天然的喜爱，因此，他们征战所到之处，都要掠走大批工匠，聚敛众多的工艺美术品。在元代，政府集中使用着大批来自欧亚的优秀工匠，垄断着精良的生产原料，在各地设置许多官府作坊，进行着大规模的生产。因此，元代官府作坊的工艺美术产品可谓量大质优，把中西文化融于一炉，它对民间生产的工艺美术品，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作者翔实、严谨的论述有力反驳了学术界曾一度盛行的否定元代工艺美术的观点。

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40年大事记（1949——1989）》的目的，在于为研究建国以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史积累资料，向读者提供一部有查考价值的工具书。这本大事记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贯彻《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尊重历史，忠于事实，全面记录了40年来发生在新中国各个领域的重大事件和活动，具有广泛的实用性。40年大事记主要是根据国内公开出版发行的材料编写的，着重参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本书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尊重历史，忠于事实，准确地记录了建国50年来发生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里的重大事件和重大活动。

重庆会谈是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希望与中共经由谈判解决政治及军事争端的开始，亦是在谈判过程中，国、共两党领导人唯一一次谈判，国共两党领袖誓言携手共建破碎山河，然而此时，美苏两国为其在华利益，却频频遣将斡旋于国共纷争之中，这使得这些和谈最终破裂狼烟再起。本书引你进入通幽曲径，自去评判！战后国共和谈伊始，一位记者曾经预言：中国人向来喜欢大团圆的结局，这次和谈也必将“相逢一笑抿怨仇”。然而推杯换盏之后，却应了学人梁漱溟的一句话：“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本书以真实的史料，公允的立场，平实的语言来抒展国共和谈之内幕。

《赵翼史学新探》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结合、诗史互证、比较研究等方法，对赵翼史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和探讨，分析并评价赵翼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史学成就，主伙其著作《陔余丛考》、《廿二史札记》在对历代史事的考证、对历代正史编撰的研究和史学批评、治史方法等方面，都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代表了清乾嘉时期考证史学的最高水平。对同时代三大史学名家钱大昕、王鸣盛、赵翼作了比较研究，揭示了赵翼史学的鲜明特色。

在这里，需要向读者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关于伪军问题。伪军本来就是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收买和组织起来的汉奸武装。敌军工作是包括伪军在内的，也称敌伪军工作 。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开展政治攻势，分化瓦解伪军，争取伪军反正，削弱和消来敌人的力量，壮大人民武装力量，取得的战绩也是显著的，积累的经验也是丰富的。本书为集了中撰写争取和教育俘虏，对伪军则略而未写。二是关于朝鲜独立同盟问题。在侵华日军中有一部分是被强征入伍的朝鲜籍士后，他们被八路军、新四军俘虏后觉悟起来，反对日本法西斯军部发动的侵略战争，组建成立了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和在华日人反战团体一起，配合八路军、新四军敌工部门，进行瓦解敌军的工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本书为集中记述在华日人反战团体的业绩，对朝鲜独立同盟的业绩则略而未写。

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是由中国工农红军改编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指挥的人民军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在血与大的洗礼中，这支人民军队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领导与指挥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帮助支援下，在以华北为主要战场的广大国土上，与凶恶的日本侵略者和伪军进行了长达八年的殊死搏斗，先后作战9.98万余次，歼灭日伪军124万余人，缴获各种枪支45.5万余支（挺），攻克县城312座，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猖狂进攻，收复了大片沦陷的国土，拯救了受难的广大同胞，挽救了危亡中的中华民族，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在八年的浴血奋战中，八路军不断发展壮大，由抗战初期的4.6万人，发展到抗日战争结束时的102万余人，成为一支威武雄壮的胜利之师，为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书由军科院战略部正式立项并组织编写。分别介绍了抗日战争时期，我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在与日本侵略者和日伪军及国民党顽固派浴血奋战中成长壮大的历史。该两书的特色在于：1．以时间顺序为经，事件、战役为纬，在准确把握历史全貌的基础上，始终贯穿了“人民军队为人民”和“以抗日民族大义为重”的思想脉络，再现了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丰功伟绩。2．篇幅适中，内容精要，图文并茂，运用的史料经过精心筛选组织，以精练的文笔，准确的叙述，清晰的脉络概述了八路军的光辉历史。

本卷是山东省志的第一卷，包括：全志的序、凡例、前言、全志的总目录。全志共84卷88部分志。

《见证西藏：西藏自治区政府历任现任主席自述》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七任主席阿沛·阿旺晋美、天宝、多杰才旦、多吉才让、江村罗布、列确和向巴平措，以第一人称自述的角度，向读者展现了西藏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走向民主政治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变革历程。从中可见每一任政府的努力和业绩，在不同历史时期都留下了不泯的轨迹，艰苦而豪迈，曲折而辉煌，为此所展示的一条闪光的道路，正是西藏40年发展进步历程的缩影。各位主席作为这一历史时期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不但还原了西藏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面貌，给历史以真实的记录，还对自己的成长经历作了回顾。感情真挚、充沛，文字朴素、亲切，兼有穿插其中的历史图片，精美装帧、印制，实为难得的图书精品。

有一首诗写道：有的人把历史当作工艺室中随意捏弄的软泥／有的人把历史当作合身而又会变色的彩衣／有的人把历史当作刀剑、甲胄、堡垒／也有的人把历史当作可能为正、可能为负的数字游戏。历史是这样的吗？不！历史是有灵性、有尊严的，历史是人，人是历史，历史是人的良师和益友。纵然这些年来戏说历史风情万种，但我们对真实而鲜活的历史却情有独钟。这里隆重推出的“中国百年百部文史珍品”书系，依托文史资料这个著名品牌在史林独树一帜的资源优势，努力开拓历史当事人的“亲历、亲见、亲闻”的特色，以鲜活的第一手资料披露鲜为人知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台前幕后，介绍历史风云人物的传奇经历和趣闻轶事，熔历史与人物于一炉，从敌、我、友各方的独特视角，荟萃世间百态，解读人世沧桑，记述了从封闭落后。战乱不断的旧中国走向光明的新中国的历程。这是一套由多套丛书组成的了解中国百年历史的别开生面的书系。本书前言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出版部出版的《反战兵士物语》一书已由张惠才、韩凤琴二同志译成中文，将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很高兴。这本书是1963年在东京出版的，距今已二十多年。书中所说的事情也都发生在40多年前，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但是，今天读起来，依旧使人感到趣味盎然，很有意义。这本书是由四个部分组成的。首先谈日本士兵在被俘以后走向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的经过，其次讲到革命的保垒延安以及日本工农学校，再讲到觉醒了的日本友人如何在前线进行反战活动，最后部分是当时的资料。众所周矢占，自从明治维新以后，包括军人在内的日本人，从小就受到“皇道史观”的教育。日中友好协会前会长、日本的社会活动家黑田寿男先生在他的回忆录《在冰冻的土地上撒种》一书里曾写道：他出生于1899年，在他幼年时曾发生过日俄战争。当他八岁进小学时，听到的是清一色的军国主义赞美歌。一进小学，头一件事情，就是校长先生恭恭敬敬地宣读《教育敕语》。这个《教育敕语》是明治天皇在1890年10月发布的。其内容是称颂以皇道史观为中心的精神，以忠孝为家族国家的道德基准，还有军国主义思想。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为止。它对日本国民道德观念的形成有极大的影响。日本军人所受的教育是：“与其活着受囚虏的耻辱，不如死去当护国之鬼”，这里所说的“鬼”，实际上是“神”的意思。所以许多日本士兵被我军俘虏后相当长的时间，脑子里想的仍是逃跑或自杀。又因为他们看到，日本军队是用极其残酷的刑罚对付被俘人员，他们也害怕我军用同样刑法对待他们。因此十分不安。总之，日军官兵被我军俘虏之后，开始的表现是自暴自弃，悲观失望。1938年2月，被我一二O师三五九旅在山西同蒲路平社村车站俘获的铁路工人森健于同年8月到达延安后。对当时在延安的俘虏，进行了分析。他说：“当时在延安的日本俘虏可以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类极其顽固，这些人不但不听从八路军的劝告，而且经常反驳。他们认为日本决不可能打败仗，他们不相信在战争期间，日本国内生活日益困苦。他们说：‘你们讲日本生活苦，八路军不是天天都吃小米吗？他妈的，吃来吃去就会变成长着翅膀的小鸟了。’因为在日本，小米只是喂鸟类的饲料。所以他们说怪话。这些人一边发牢骚，一边却满满地盛了两碗小米饭。第二类人是患思乡病，每到黄昏时分，就望着东边的天空。第三类人逐渐习惯于八路军的生活。被俘时的悲观失望情绪已经消失，感到前途的光明。”究竟是一些什么因素改变了日本俘虏的思想感情呢？从他们自已写的文章看来，原因可以说是多种多样的。有些俘虏在前线，看到日军到处奸淫烧杀，无恶不作，于是他们便发生疑问。难道这就是日本军部所宣传的“大东亚共荣圈”吗？这就是“东亚新秩序”吗？纺织工人出身的渡边三郎看到八路军战士吃了一点倭瓜，便把钱留给当时不在家的主人。这样，日本军部所散布有关“匪贼”的造谣中伤也就不攻自破了。当日军向我军进攻时，渡边三郎亲眼看见日军在山下射杀、杀害抗日军民，而八路军某医院高个子的院长却吃力地背着负重伤的日本俘虏上山。这是一个多么明显的对照。不少日本俘虏从日常生活中体验到我军战士对他们的亲切关怀。大山光义的文章说，一名姓荆的年轻勤务员看护他，怕他吃生东西不好，因此连梨也煮熟了以后给他吃。在通过敌人封锁线时，大山看见被日军雇佣的铁路工人同我军密切配合，使他认识到我军和群众之间真正是“鱼水之情”。新婚之后仅仅一个星期即被征兵的山田医生写文章说，八路军的干部知道日本人喜欢洗澡，因此设法给他们做了澡盆，倒上热水让他们洗。杨勇司令员还特地看望他们，送给他们在当时十分难得的白糖。山田医生是东京大学医学部毕业的，受过高等教育。在八路军内，他阅读了河上肇所著《贫乏物语》，以及《日本历史读本》、《列宁主义基础》和米汀所著《辩证法唯物论》等著作，促进了他的思想变化。在百团大战中受伤被俘的渡边俊夫住在晋西北的医院内治病，他说和他住在同房间的一二。师战士十分和气，这位战士自己是病人，还照顾渡边的起居。半夜他睡得好好的，渡边有事，把他叫醒，他也很愉快地帮渡边做事。渡边在文章中写道：“我从日本出发，和妈妈、哥哥、妹妹分手时，我都没有哭过，这次要到延安去，和这位战士告别时，不禁掉了眼泪。”文章中又说，当渡边知道，替他从延安城买来黄酱的是八路军的一位旅长，他感到十分不安。当他向这位旅长赔礼道歉时，旅长拍拍他的肩膀说：“没有关系，八路军和日本军不一样。”在本书中，这样的例子多得不胜枚举。正是我军广大指战员亲切友好的态度，使日本士兵深受感动，促进他们觉醒起来，站在反对侵略、中日真正友好一方。最根本一条，就是我国军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把脱去日军军服、放下武器的日本官兵，看作是自己的友人，是反对侵略者的战友。本书第二部分讲的是革命圣地延安。提起延安，人们经常联想起宝塔山下，延河之滨的日本工农学校。1940年以后，我军中的日本俘虏日益增多。各抗日根据地纷纷成立了日人反战组织。再加上这一年春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从苏联回到延安，长期在国外活动的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也同时抵达延安。在此情况下，党中央决定在延安开设一所对日本俘虏进行系统教育的专门学校。这在战争的历史上是一个创举，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办得到。经过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和敌军工作部部长王学文的领导和努力，这个学校于1941年5月正式开学了。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该校结束时为止，前后在该校学习过的日本学员有数百人。其中多数人随野坂参三于1946年初返回日本，有少数人还留在东北工作了一个时期。他们在东北的工作是协助人民政府安顿数以万计的日本侨民。学校的教师是经过稼祥同志选择的，除了野坂参三亲自为学员上课外，还有王学文、李初梨、何思敬、廖体仁、赵安博、江右书等同志任教。去年2月不幸病故的王学文同志自15岁起（1910年）即留学日本，后来入京都帝国大学，师事日本著名教授河上肇，钻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三十年代在上海，王学文同志曾经领导过日本友人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其他如李初梨、何思敬等同志也曾留学日本，是了解日本情况的。学校的课程有政治常识、政治经济学、时事问题、社会发展史等，全部使用日语讲解，对于高年级，野坂氏还给他们上日本问题、联共党史等课。除了上课之外，还组织学员讨论，题目是“为什么要打仗”，“这场战争对什么人有利”，以及日本有名歌人石川啄木的短歌，大意是“整天劳动、劳动，还是吃不饱饭．凝视着两只手”等等，主要是为了启发他们对战争的认识以及阶级觉悟。学员的生活全部由我军供应，学校的管理以及学员内部事务，由学员选出委员自治。学校有图书馆、俱乐部，为了照顾日本人的爱好，还为他们准备了棒球用具。宝塔山下，延河的河滩是天然的运动场。除了敌工部主办的“敌军工作干部学校”的学员是他们的友人之外，延安其他学校，如鲁艺、女子大学、陕北公学、民族学院的青年学生也和他们来往，结成了深厚的友谊。在延安还有一些事情是值得纪念的。1942年8月，召开了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代表共50多人，包括了华北侵华日军将近20个部队。在会议中，放下武器的日本士兵代表不仅揭露了侵略军对我国人民的种种暴行，也揭露了日本军队内部长官虐待、压迫士兵的骇人听闻的罪行。他们根据日本士兵的切身要求，提出一些有关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口号。例如：“不要虐待士兵”，“不准打耳光”，“让我们吃饱饭”等等，这些要求看来平淡无奇，但是在当时却很有针对性，是可以鼓励日本士兵起来斗争、削弱日军的士气和战斗力的。另一个是华北日本人反战团体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觉醒联盟”和“反战同盟”合并成“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不仅在组织上统一了反战团体，同时也加强了反战活动。本书第三部分是日本反战同盟员在战场上所进行的反战活动。他们在我军配合下，向敌军喊口号、发传单、打电话、写信、送慰问袋等等，日本友人已经意识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早日实现和平，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日本人民的利益。日本友人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据本书《概况》中叙述，从1941年到1948年，由于在战场上进行反战活动而牺牲的，知道姓名的就有25人，但实际上远不止此数。抗日战争已经过去了40年。中国、日本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日关系也有极大变动。但在抗日战争艰苦的岁月里，和我国人民一起，为争取和平、建立中日友好而奋斗的日本友人的努力，仍然是值得我们怀念的。王学文同志在《回忆王稼祥》一书中指出：“在抗日战争中，我们党对敌军工作的政策是成功的，发挥了巨大的威力。我们释放回去的日俘，百分之九十九都说中国党的好话。这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少有的。”198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