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喇叭裤不再被追着剪掉，当人体模特不再被逼疯，当接吻不再被指责为“堕落”，当夫妻在家看“黄碟”不再被警察抓走，当人们由衷祝福 82岁的杨振宁与28岁的翁帆，当股民唱着“死了都不卖，投票终究有未来 ”……我们欣慰：个人权利越来越得到彰显，社会越来越进步宽容。 沧海桑田的三十年，真正的变化，在民间。正应了一句黄梅戏唱词：夜静犹闻人笑语，到底人间欢乐多。 本书以直白、细腻、可信的笔触，披露了中国改革三十年之于民间的种种不可思议、颇费捉摸的故事，娓娓道来的是释放，是开放，是解放。 逝者如斯，不舍昼夜。 我们难以忘却这过去的三十年。

《红岩档案解密》是由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的专家、学者，在对红岩文物资料收集、整理、研究的基础上编撰而成。作品通过以前未曾解密的红岩档案、红岩真实的历史人物和《红岩》小说中主要人物的真实原型的叙写，全面展现了红岩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红岩精神。其历史价值、认识价值和现实意义，尤为突出。

1976年至1981年，是结束“文化大革命”，走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大转折时期。这个历史时期中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悠久、绵长的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本书作者力图继承中华民族直笔修史的传统，在占有真实可信的史料的基础上，不溢美，不饰非，不为成说所囿，客观全面地反映这一复杂的历史转折时期的概貌和特点，写出无愧于这一光辉历史时期的篇章。

1978—2008，处于历史转型期的中国，经历了一场真正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三十年前，百废待兴，一些当时的文化先锋在戏剧、文学、艺术等领域率先冲破坚冰，中国文化逐渐得以复苏，并走向繁荣。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作为纪念，我们特推出《变迁——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文化生态备忘录》，试图通过三十年来那些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符号意义人物的记忆，来还原三十年的文化现场，寻找文化兴衰的脉络与痕迹。

本书第一次详细论述了日军在占领南京后先后扶植的三届伪政权，即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暨伪“督办南京市政公署”、汪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暨伪“南京特别市政府”，论述了这些伪政权产生的背景、过程、功能及日本当局对它们的严密控制。日本内阁陆相杉山元曾指令侵华日军，应“严格去掉占领敌国的观念，政治机关要由居民自主产生”——这就是日本的“以华制华”殖民政策。本书指出，南京的伪政权是日本实施“以华制华”政策的典型表现。这些伪“政府”尽管表面上也具有一般政府的形式上的内容，如有自己的政府机构与行政系统，有自己的官员队伍与军队、警察等，但是这些“政府”的关键与本质在于，从它的产生到它的存在，都是依靠日本的武装入侵与军事占领，它的成员与组成都听命于日本当局，它的最主要功能就是服务于日本“以华制华”的政策与利益，它必须事事、时时听命于日本而不能有任何实质上的反对，也不能有任何自己的主见，而一旦日本当局改变主意或日本当局垮台，这些“政府”也就会立即消失或垮台，如同1938年3月28日《大公报》社评《汉贼不两立》所言：“凡是一个政府，必须具有独立的意志，完整的权力。这些伪组织则是毫无意志、毫无权力而完全听从敌人操纵指挥的傀儡。”本书指出，在日本侵华战争初期，在日军于1937年年底进攻南京前后，“日机的轰炸与袭击与日军的破坏，使整个南京的工商业损失达80％”，“南京重要的大、中型工厂损失91家，占原有工厂数的80％以上”。1938年以后，“日本当局为了摆脱困境……在经济上，不得不做好对华长期战争的打算与部署，改变战争初期的疯狂破坏与公开抢掠政策，实施‘以战养战’的新经济政策。……一方面通过伪政权允许甚至鼓励中国的部分中小工厂、商店复业，安排一些中国职工就业，允许甚至支持伪政权开展一些有关经济的活动；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向伪政权及各重要经济部门派驻大量的日本经济顾问，控制与监督伪政权的经济活动；通过与伪政权签订种种不平等的条约、协定，取得在中国占领区的经济特权；控制中国占领区的具有战略价值的重要工业、交通、矿山等企业；长期而全面地搜刮中国占领区的各种物资”。本书以大量篇幅具体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南京工、农、矿、交通、码头、商贸以及财贸金融等方面的掠夺情况。本书详细地揭露了日本侵略军对南京地区文化古迹的破坏以及对图书典籍、文物标本的掠夺。它指出：“日本军国主义对南京历史文化古迹与图书文物的破坏与劫掠是南京大屠杀的重要组成部分，或称之为对南京的‘文化大屠杀’，而且它比南京大屠杀历时更长。一位正直的日本学者指出：‘图书的掠夺是领土掠夺的扩展，是对他民族的生命和财产掠夺的重要构成部分。’”本书还指出：“日本当局将从南京等地劫掠的图书、文物中的精华部分运回了日本，直到战后都没有归还给中国，形成了又一个重要的战争遗留问题。”

本书作者1977-1980年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胡乔木同志的秘书，由于工作原因，近距离地接触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一些高层决策过程。在本书中，作者从独特的视角，对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之前的背景、会议期间的进展，以及会议文件的形成等三个方面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重点叙述了会上关于若干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个别领导同志的错误问题、真理标准的问题、中央人事安排问题的讨论，特别是邓小平“主题报告”的形成情况。既具有宏观的历史高度，又不乏微观的历史细节，有助于读者全面、准确地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意义。

这是一部两人口述的成长史。口述者带着重新审视历史、反思既往的目光，向读者展现了形形色色革命下的社会图景和青年人的激情与迷茫。因其摒弃非黑即白的刻板模式而生动感人，令读者感慨和深思。这部书对于“文革”及其前后中国历史和社会的研究，是难得的口述历史资料亦是研究成果。这本书以两个生长于毛泽东时代红色大院女性对话的方式展现一段历史。这段历史中的“文化大革命”成为作者叶维丽（及合作者马笑冬）“长大成人”过程中的重要历练。此书视角新颖，内容十分吸引人，具有别具一格的原创性。是一本非常坦诚、深入探究问题的、十分有见地的作品。

《苦难与风流：“老三届”人的道路（修订版）》共收集了114篇“老三届”人的文章（上编）和41篇社会各界人士谈“老三届”的文章（下编）。各有各的角度，各有各的见解，除了在文字上作修改外，十分尊重原文的旨意（有的篇章具有史料的价值）构成了立体的评述和真实的展示。“老三届”指1966年、1967年、1968年的初高中毕业生。这是由当代中国特殊历史造就的一群，这是当代中国特殊的一群。“老三届”人的命运轨迹不正是当代中国命运的轨迹吗？所以，顺沿“老三届”人的道路，即从这代人的遭际出发去看当代中国的变迁，或许能够对十七年教育、“文化大革命”（包括上山下乡），改革开放，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获得新的研究视角和感悟，以至我要说：阐说昨天，更是为了告诉今天和明天。

《邓小平改变中国：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真实反映了从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到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样一个艰难曲折的历史转折过程中的某些重大事件，或与这些事件有关的某些人物，诸如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批判“两个凡是”、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等，以及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胡耀邦等老一辈革命家，对中国摆脱长期的“左”的错误束缚，走向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尤其凸显了邓小平作为一代杰出政治家的大智大勇。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面对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难局面，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本书主要介绍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思想解放及改革开放的艰难起步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从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到邓小平复出，从拨乱反正到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从恢复高考到中国教育事业步入正确轨道，从农村改革的兴起到改革开放的起步，等等。作者对这些发生在三十年前的重大史实作了深入浅出的介绍。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加紧了篡夺最高领导权的活动。华国锋决定采取隔离审查的方式，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李先念表示赞同，他说：“你是中央第一副主席，这场斗争是你领导的。只要你领头干，人民是会支持你的！”作为这次行动的关键人物，叶剑英深知“这是一步险棋”，他要求“行动果断，更要周密，必须万无一失。”在江青一伙被隔离审查的第二天，还处在“禁锢”状态的邓小平得知了他盼望已久的消息。终于渡过“一生最痛苦”时期的邓小平，不禁感叹道：“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1977年，中国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高考，设在全国各地的考场就达上万个。一时间，洛阳纸贵，纸张成了严重的大问题。中共中央只得批准动用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恢复高考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反响，被称为“拨乱反正第一声”。当时，百废待兴，高考制度还不完善，可是全社会都洋溢着公正、平等的人文空气，“依靠自己的奋斗站起来”，成为当时很流行的一种价值观念。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发表后，在全社会引起不小的震动，有人称之为中国第一篇“伤痕”小说。文艺界终于迎来了“解冻”期，“伤痕文学”登上了中国文坛。胡耀邦到中央组织部后不到一个月，几乎每天都有几百人上访，来信足足装了六大麻袋。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积案如山，步履艰难。”胡耀邦明确表示：对于历史上的冤假错案，经过调查核实，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和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有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了质疑，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政治上是“砍旗子的”。形势骤然变得紧张起来，“在当时的高压之下，已是一片鸦雀无声。有人已经开始作沉痛检查。”正是在这种压力之下，胡耀邦甚至萌发了“冷却一下”的想法。关键时刻，邓小平公开表示，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说，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过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提起中国农村改革，邓小平向一位外国客人这样介绍过：开始的时候，有两个省带头，一个是赵紫阳主持的四川省，那是我的家乡；一个是万里主持的安徽省。在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的是安徽凤阳县的小岗村。其实，小岗村实行包产到户要比肥西县山南区略晚一些。是什么原因导致小岗村的影响远比山南区大？最有说服力的解释，就是小岗村的农民实行了“大包干”，而且在分田到户的时候签了一份契约。如果没有万里的支持，包产到户就不可能成为现实。万里在安徽敢走“独木桥”，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邓小平对包产到户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于光远回忆说，华国锋的讲话有它的可取之处。给人的印象是，“华国锋的确是一个热心建设的人，情况掌握的不错，思想也开放。粉碎‘四人帮’后他的确想好好地干出一点名堂来。”可是，华国锋在讲话中没有提出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因此，这个讲话的作用就要大打折扣，并且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在中央工作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邓小平发表了一个著名的讲话。正是这个讲话，后来被称为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宣言书。由于它在当时所起的巨大作用，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被反复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