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多灾多难的一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申国人民心中的天塌了，也许是祸不单行，连上天也发出怒吼，天崩地裂。重工业城市唐出发生了大地震。但正是这一年，藏在老百姓心中的火山终于在清明节爆发了，人民群众怒集天安门，追思总理，痛斥[四人帮]，正是这年的十月，中国政坛发生了大地震，天怒人怨的[四人帮]终于被粉碎了，从此历史被改写了……

这是思想解放的春天，是中国拨乱反正、走出困境之年，是转折之年，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由胡耀邦主持，邓小平支持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是对一两个凡是一的有力回击，揭开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序幕，打破了精神枷锁，迎来了思想解放的曙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方针，及时解决了全党自1957年以来未解决好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实现了党在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本书选编了陈大斌的《一次别开生面的会议报道》、沈宝祥的《1977年中央党校的整风会议始末》、傅颐的《1977年中央军委全体会议纪实》、于光远的《1978年的国务院务虚会》、陈鹤桥的《我所亲历的党的中央工作会议》等，为读者深入了解和认识转折时期党的会议的基本情况、更深刻地了解这些历史性转折的伟大意义，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本书选辑了刘道玉的《拨乱反正当为先》、张瑞芳的《“而今迈步从头越”》、沈容的《钓鱼台杂忆》、武建华的《将“四人帮”押解秦城实录》、于光远的《“天安门事件”平反真相》、汪东林的《政协委员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呼吁纪实》、陈丕显的《平反冤假错案，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温济泽的《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期间》、刘回年的《“西单墙”面面观》等等，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党拨乱反正的勇气和决心。本书选辑了吉伟青的《发表的前前后后》、李琦的《1977：570万青年是怎样走进考场的》、沈宝祥的《中央党校的新生》等，作出了明确的回答。

小岗、大寨、刘庄、蛇口、兰考……—个个熟悉或不熟悉的地名从历史中一一跳出来，讲述属于它们自己的那段故事。地标，因为风云际会下的某些重大事件或重要人物，从一个单纯的地理名词，转而拥有了自己独特的意义，逐渐转义为一个时代变迁的代名词。本书选取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60年风雨兼程中形成的60个深具历史社会意义的地标，回顾了这些历史记号凝固、升华的过程，勾画出共和国蜿蜒前进的足迹，以及坎坷中仍昂首奋进的历程。60年，意味着一个甲子结束，新中国历史的首卷已然付梓；60年，也意味着另一个甲子的开始，一轴新卷正徐徐拉开。

《共和国记忆60年》为献给建国60周年而创作，一套共三本，分别为编年纪事、成长地标和风雨人物，全面客观地展示了建国60年间的历史风云和亿万人命运坎坷，大处可揽国家民族之命运，小处可见社会民生之心态，鲜活而充满趣味。

本书力求从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经济建设方针、国际战略和对外关系、军队和国防建设、统一战线工作、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文教和科技事业、对外开放、国家统一等方面，尽可能全面地反映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82年9月召开中共十二大这一转折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展现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深重灾难中走出，开辟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所作出的艰辛努力。

《红岩档案解密》是由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的专家、学者，在对红岩文物资料收集、整理、研究的基础上编撰而成。作品通过以前未曾解密的红岩档案、红岩真实的历史人物和《红岩》小说中主要人物的真实原型的叙写，全面展现了红岩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红岩精神。其历史价值、认识价值和现实意义，尤为突出。

55年前，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中国人民从此站起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55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瞬间。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昔日积弱积贫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转变，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国人民在古老的华夏大地上创造了举世震惊的人间奇迹。55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国防力量日益强大；国际地位显著提高；科技、教育、文化事业欣欣向荣；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国已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进入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并且正在向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大步迈进。这是全国人民励精图治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新中国55年的建设史，尤其是改革开放25年的发展史，谱写了中华民族文明史上最为灿烂光辉的篇章，必将永远彪炳于中华民族的壮丽史册。新中国55年的光辉历程，有力地证明了一个伟大的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一部中国近代史告诉我们，像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要想实现民族振兴，只能选择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社会制度。事实证明，这个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历史性选择，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生和前程，铸就了光荣与辉煌。当然，前进的道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要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下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一个艰苦的认识和实践过程。而面对许多棘手的难题，我们也犯过错误，遭受过曲折。但是，随着时代的前进，我们对建设社会主义规律性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中国55年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只要我们坚持发展和创新相结合，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将永远充满生机和活力。

本书第一次详细论述了日军在占领南京后先后扶植的三届伪政权，即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暨伪“督办南京市政公署”、汪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暨伪“南京特别市政府”，论述了这些伪政权产生的背景、过程、功能及日本当局对它们的严密控制。日本内阁陆相杉山元曾指令侵华日军，应“严格去掉占领敌国的观念，政治机关要由居民自主产生”——这就是日本的“以华制华”殖民政策。本书指出，南京的伪政权是日本实施“以华制华”政策的典型表现。这些伪“政府”尽管表面上也具有一般政府的形式上的内容，如有自己的政府机构与行政系统，有自己的官员队伍与军队、警察等，但是这些“政府”的关键与本质在于，从它的产生到它的存在，都是依靠日本的武装入侵与军事占领，它的成员与组成都听命于日本当局，它的最主要功能就是服务于日本“以华制华”的政策与利益，它必须事事、时时听命于日本而不能有任何实质上的反对，也不能有任何自己的主见，而一旦日本当局改变主意或日本当局垮台，这些“政府”也就会立即消失或垮台，如同1938年3月28日《大公报》社评《汉贼不两立》所言：“凡是一个政府，必须具有独立的意志，完整的权力。这些伪组织则是毫无意志、毫无权力而完全听从敌人操纵指挥的傀儡。”本书指出，在日本侵华战争初期，在日军于1937年年底进攻南京前后，“日机的轰炸与袭击与日军的破坏，使整个南京的工商业损失达80％”，“南京重要的大、中型工厂损失91家，占原有工厂数的80％以上”。1938年以后，“日本当局为了摆脱困境……在经济上，不得不做好对华长期战争的打算与部署，改变战争初期的疯狂破坏与公开抢掠政策，实施‘以战养战’的新经济政策。……一方面通过伪政权允许甚至鼓励中国的部分中小工厂、商店复业，安排一些中国职工就业，允许甚至支持伪政权开展一些有关经济的活动；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向伪政权及各重要经济部门派驻大量的日本经济顾问，控制与监督伪政权的经济活动；通过与伪政权签订种种不平等的条约、协定，取得在中国占领区的经济特权；控制中国占领区的具有战略价值的重要工业、交通、矿山等企业；长期而全面地搜刮中国占领区的各种物资”。本书以大量篇幅具体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南京工、农、矿、交通、码头、商贸以及财贸金融等方面的掠夺情况。本书详细地揭露了日本侵略军对南京地区文化古迹的破坏以及对图书典籍、文物标本的掠夺。它指出：“日本军国主义对南京历史文化古迹与图书文物的破坏与劫掠是南京大屠杀的重要组成部分，或称之为对南京的‘文化大屠杀’，而且它比南京大屠杀历时更长。一位正直的日本学者指出：‘图书的掠夺是领土掠夺的扩展，是对他民族的生命和财产掠夺的重要构成部分。’”本书还指出：“日本当局将从南京等地劫掠的图书、文物中的精华部分运回了日本，直到战后都没有归还给中国，形成了又一个重要的战争遗留问题。”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湖北新民主革命史，在全国新民主革命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邓小平、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在湖北这块热土上工作过、战斗过，给湖北人民的革命斗争以极大的鼓舞。

本书作者1977-1980年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胡乔木同志的秘书，由于工作原因，近距离地接触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一些高层决策过程。在本书中，作者从独特的视角，对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之前的背景、会议期间的进展，以及会议文件的形成等三个方面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重点叙述了会上关于若干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个别领导同志的错误问题、真理标准的问题、中央人事安排问题的讨论，特别是邓小平“主题报告”的形成情况。既具有宏观的历史高度，又不乏微观的历史细节，有助于读者全面、准确地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