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充分利用清远市自然村落历史人文普查工作成果，深化开发利用普查资料，选取全市各地特点突出的历史文化村，结合地方志书、地情书及其它相关资料，组织编纂出版《清远市红色文化村》。本书收录了清远各地78个红色文化村，记载了每个村的来源，描绘了村落的自然风貌、空间格局，讲述了居民建筑的风格特色，以图文并茂的方式，从不同角度展现清远红色文化村的魅力。通过该书的出版，对全市自然村落信息进行梳理，提取发掘出清远乡村特点，确定和打造一批清远名村系列品牌；多方位、系列化推介清远乡村风貌，展现清远乡村文化魅力，助力清远乡村振兴战略。

张謇作为清末民初著名的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是近代“爱国企业家的典范”，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伟大先驱。本书为南通大学张謇研究院钱荣贵主编的张謇研究论文集，分为 “专题研究”“张謇与经济”“张謇与教育”“张謇与法治”“张謇与社会”“张謇与文化”“近代人物研究”“文史考辩”等七个专题，探讨张謇所进行的早期现代化探索与实践， 对中国的社会治理、社会变迁、文化发展等方面产生的深远影响，以及他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的宝贵贡献。

自19世纪后半叶，鸦片战争以后，列强的侵略势力逐渐深人中国内地。随着18世纪末英国在印度建立殖民统治，19世纪末占领缅甸全境后，中国的西南边疆直接处于英国的眈眈虎视之下。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一些外国传教士、探险家、外交家和学者陆续到西南地区，留下了不少调查报告、会务报告、旅行日记。法国传教士保禄·维亚尔（PaulVial）在深入研究彝族文化的基础上，出版《云南罗罗文字研究》《法僳字典》。法国传教土利埃达尔先后在云南路南、昭通彝区传教十余年，著何西傈保地区）、（《云南傈傈没一华南的一个土著部族》等书。法国传教士马尔丹在四川彝族地区传教二十年，其间搜集了大量彝族风物和彝文文献。法国传教士萨维那著有《苗法词典》《苗族史》。英国传教士塞缪尔·柏格理在苗族地区传教多年，在英国出版了《苗族纪实）（1919年）、《在未知的中国》（1922年）。英国传教士王树德出版《石门坎与花苗》。天主教传教士古纯仁在康藏地区传教30年，综合其见闻撰写了《川滇之臧边》（也译为《藏边三十年见闻记》）一书。与此同时，外国人在中国西南民族地区还进行了许多探险考察活动。如沙尔雅考察队到云南省的武定、禄劝一带彝区复制彝文碑文。保尔·博厄尔到云南曲靖、彝良彝族地区考察。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柯乐洪，女探险家巴贝纳、温盖特等人，也考察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法国文学院院士夏瓦纳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考察。龙考察队先后在川、黔、滇少数民族地区考察，发表《中国非汉民族的历史记载》。吕真达考察队先后两次考泰四川彝区和云南彝区，著有《建昌罗罗》《在云南和东京的崇山峻岭中）。这一时期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考察的英国人还有李特、杰克、约翰斯顿、希洛克、费格生等人。李特著有《滇西北旅行》一文，对滇西北小凉山区彝族作了介绍。“当时，这些西方传教士和旅行者的调查报告、旅行日记和会务报告。1940年，法国驻昆明领事弗朗索瓦，法国驻思茅领事彭斯.汤策，还相继到凉山地区考察。英国人亚历山大·霍西（AlexanderHosie，1853-1925），中文名谢立山，近代英国著名外交家和探险家，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自1876年始，受英国政府之派，在中国从事外交、考察等工作，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后担任英国驻重庆、成都、温州、烟台、台湾等地领事、总领事，他考察的足迹编辑中国东北、西南、西藏等地，对物产、贸易、交通、鸦片等进行了细致研究，撰写了内容丰富的考察报告。还有一些外国的学者对西南地区进行了考察与研究。早在1902年7月至1903年3月间，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受东京帝国大学理科大学派遗，到中国西南进行田野调查，发表《中国西南部人类学问题》《苗族调查报告》等著作。法国人巴克于1907年、1909年两次到云南丽江纳西族地区调查，1913年在荷兰莱顿出版《么些研究》。1914年，华西大学理学院教授戴谦和开始收集有学术价值的文物和标本，接着又有陶然士、叶长青、葛维汉等加入进来，在1922年，他们还组织成立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同时开始编印英文学术刊物《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澳洲国立大学的费子智教授于1936年-1938年在大理生活、考察，后来撰写了著作《五华楼》。后来在其关于中国经历的回忆录《为什么去中国——1923-1950年在中国的回忆》1921年至1949年长期留居丽江的约瑟夫.洛克对纳西族东巴文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先后发表了《纳西人的驱逐病鬼活动》、《纳西一英语百科词典》（上下卷）《中国西南的古纳西王国》《纳西人的“那伽”崇拜和有关仪式》《纳西人的祭天仪式》《中国西南纳西人的“开路”丧仪》《中国西藏边疆纳西人的生活与文化》《德国东方手稿纳西手写本目录》等十几种著述，在洛克研究的同时和之后，又有昆亭·罗斯福（Q.Rooseveldt）、顾彼得（PeterGullart）对纳西东巴文化进行了研究。以上诸多考察、探险、调查报告虽然具有殖民主义和宗教色彩，但无疑是我们今人研究民国时期西南地区的重要文献资料。《人文辑》包括：民族、语言、服饰、城镇、政治和司法、贸易、女性、苦力百姓士绅生活、宗教信仰、战乱、鸦片等主题。

自19世纪后半叶，鸦片战争以后，列强的侵略势力逐渐深人中国内地。随着18世纪末英国在印度建立殖民统治，19世纪末占领缅甸全境后，中国的西南边疆直接处于英国的眈眈虎视之下。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一些外国传教士、探险家、外交家和学者陆续到西南地区，留下了不少调查报告、会务报告、旅行日记。法国传教士保禄·维亚尔（PaulVial）在深入研究彝族文化的基础上，出版《云南罗罗文字研究》《法僳字典》。法国传教土利埃达尔先后在云南路南、昭通彝区传教十余年，著何西傈保地区）、（《云南傈傈没一华南的一个土著部族》等书。法国传教士马尔丹在四川彝族地区传教二十年，其间搜集了大量彝族风物和彝文文献。法国传教士萨维那著有《苗法词典》《苗族史》。英国传教士塞缪尔·柏格理在苗族地区传教多年，在英国出版了《苗族纪实）（1919年）、《在未知的中国》（1922年）。英国传教士王树德出版《石门坎与花苗》。天主教传教士古纯仁在康藏地区传教30年，综合其见闻撰写了《川滇之臧边》（也译为《藏边三十年见闻记》）一书。与此同时，外国人在中国西南民族地区还进行了许多探险考察活动。如沙尔雅考察队到云南省的武定、禄劝一带彝区复制彝文碑文。保尔·博厄尔到云南曲靖、彝良彝族地区考察。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柯乐洪，女探险家巴贝纳、温盖特等人，也考察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法国文学院院士夏瓦纳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考察。龙考察队先后在川、黔、滇少数民族地区考察，发表《中国非汉民族的历史记载》。吕真达考察队先后两次考泰四川彝区和云南彝区，著有《建昌罗罗》《在云南和东京的崇山峻岭中）。这一时期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考察的英国人还有李特、杰克、约翰斯顿、希洛克、费格生等人。李特著有《滇西北旅行》一文，对滇西北小凉山区彝族作了介绍。“当时，这些西方传教士和旅行者的调查报告、旅行日记和会务报告。1940年，法国驻昆明领事弗朗索瓦，法国驻思茅领事彭斯.汤策，还相继到凉山地区考察。英国人亚历山大·霍西（AlexanderHosie，1853-1925），中文名谢立山，近代英国著名外交家和探险家，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自1876年始，受英国政府之派，在中国从事外交、考察等工作，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后担任英国驻重庆、成都、温州、烟台、台湾等地领事、总领事，他考察的足迹编辑中国东北、西南、西藏等地，对物产、贸易、交通、鸦片等进行了细致研究，撰写了内容丰富的考察报告。还有一些外国的学者对西南地区进行了考察与研究。早在1902年7月至1903年3月间，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受东京帝国大学理科大学派遗，到中国西南进行田野调查，发表《中国西南部人类学问题》《苗族调查报告》等著作。法国人巴克于1907年、1909年两次到云南丽江纳西族地区调查，1913年在荷兰莱顿出版《么些研究》。1914年，华西大学理学院教授戴谦和开始收集有学术价值的文物和标本，接着又有陶然士、叶长青、葛维汉等加入进来，在1922年，他们还组织成立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同时开始编印英文学术刊物《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澳洲国立大学的费子智教授于1936年-1938年在大理生活、考察，后来撰写了著作《五华楼》。后来在其关于中国经历的回忆录《为什么去中国——1923-1950年在中国的回忆》1921年至1949年长期留居丽江的约瑟夫.洛克对纳西族东巴文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先后发表了《纳西人的驱逐病鬼活动》、《纳西一英语百科词典》（上下卷）《中国西南的古纳西王国》《纳西人的“那伽”崇拜和有关仪式》《纳西人的祭天仪式》《中国西南纳西人的“开路”丧仪》《中国西藏边疆纳西人的生活与文化》《德国东方手稿纳西手写本目录》等十几种著述，在洛克研究的同时和之后，又有昆亭·罗斯福（Q.Rooseveldt）、顾彼得（PeterGullart）对纳西东巴文化进行了研究。以上诸多考察、探险、调查报告虽然具有殖民主义和宗教色彩，但无疑是我们今人研究民国时期西南地区的重要文献资料。《自然辑》包括：地形地貌、自然景观、交通（河流、道路、桥梁、铁路等）、动植物等主题。

本书论述20世纪上半叶列强在华使馆区特权制度产生、发展和被废除的过程，探讨其主要内容和对中国的影响等问题，从一个侧面揭示列强的侵害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内涵，展现民族、主权意识觉醒下中国历经奋斗走向独立自主的艰辛过程。

本书在学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明清时期中国原始工业水平作为分析起点，通过梳理鸦片战争爆发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即1840—1914年外商在华工业的生成和扩张过程，分析和探讨近代外商工业的机器设备与技术、制度、资本的演化路径，从而对近代外商工业与中国原始工业化的关系、近代外商工业与西方工业、中国政府等关系，以及技术、制度、资本和条约制度确立的特权在近代外商工业生成和扩张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及如何相互作用等问题，尽可能形成新的历史认识。以期推动中国工业史、企业史与企业制度史、中外关系史等研究和教学。

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抗战时期重庆兵器工业档案，包括兵工署及其所属的17个生产厂家，3个办事处，1个工程处，2个材料总库，共24个全宗39067卷。本书主要收录了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抗日战争时期军政部兵工署第十工厂全宗档案。注重档案内容的典型性、完整性和类型的多样性。选稿起自1937年，迄至1945年。分为概况沿革、章程制度、会议记录、职员名册、总结计划、生产概况、财务状况等部分。

本书为学术研讨会论文的结集。为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2021 年 5 月，民革中央与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等单位在北京联合举办了孙中山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学术研讨会，本书即为研讨会论文的结集。该书分“孙中山的思想演进与现代化的思考”“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实践”“中国共产党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启迪”四部分 ，精选论文23篇，客观、系统地阐释了孙中山第一次国共合作思想的演进、探索和实践，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伟大历史意义和深远的现实意义等内容。本书的出版，有助于读者深刻理解孙中山先生爱国、革命、不断进步的伟大革命精神，充分认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开辟伟大复兴之路的初心使命、光辉历程、卓越贡献和历史经验，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真挚情怀，汇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识和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历史借鉴和精神动力。本书为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学者的权威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文字水准，对开展孙中山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相关课题研究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本书围绕中国当代史编研和国史学科建设展开，为作者研究成果中具有代表性的著述选集。全书分为中国当代史的学科建设、中国当代史的基本过程及重大事件、中国当代史的经验总结、中国当代史与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中国当代史著作评析等五个部分，重点围绕什么是国史和国史研究，如何划分国史发展的阶段，什么是国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如何科学总结国史发展的基本经验、规律与特点等问题，进行阐释；视野宽阔，内涵丰富，认识深刻，见解独到，富有创新性，对于中国当代史的研究编纂和宣传教育工作，具有较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

本书撰成于1938年春夏之交，是蒋廷黻先生为当时的年轻人写的近代史通俗读物。这本两个月内“一挥而就”的“初步报告”，竟成了八十多年来史学界不可逾越的高山。自成书以来，畅销海内外几十年，长盛不衰。本书所开创的学术传统，曾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流框架。以往的中国史学界，有关近代中国及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史的著述，几乎半数以上都是“因袭”本书作者的史学观点。作者以局中人的身份，用独特的视角，为我们讲述了一段不一样的中国近代史，将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间近百年的历史大事、风云人物娓娓道来。语言通俗有趣、公正全面、开明前卫，常有颠覆性的评论。如：同、光时代的士大夫完全不了解时代的危险及国际关系的运用，他们只知道破坏李鸿章诸人所提倡的自强运动。严格说来，民众的迷信是我民族近代接受西洋文化大阻碍之一。民国以来的北洋军阀，利用私有的军队割据国家，阻碍统一。追究其祸根，我们不能不归咎于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