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崭新的视角对以国民党十七路军（第四集团军）为代表的陕西军民的抗战情况第一次作了全景式的展示。真实、生动地再现了那场波澜壮阔的全民抗战画卷。作者优美的文笔和带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创作风格，更使本书别具一番情趣。由于作者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当事人的回忆录，并到中条山等地实地采访，运用了大量的口述史料，所用资料基本翔实可靠，对当事人命运的回放，对战争幸存者战后生活的追踪，更使全书充满了史诗般的悲壮和沧桑感。

这里要附带一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作用和意义的重要，不应太侧重于衡量当时知识分子所提出革新方案的成效性，而应正视他们能无所回避、勇于揭露要中国摆脱厄运、走向现代化所必须面对的全盘问题。只有到此地步，中国人对自己的困境才算有彻底的认识。他们这一代所揭示的问题的深度和广度，无庸讳言到今日尚未达成，因而五四时期所标示的改革课题仍具有生命力。可以断言，在此后的中国，只要知识分子仍旧？皇游蜃允游峭贫返南惹α浚嘈盼逅脑硕谥督缛匀挥欣贸Ｐ碌镊攘Α２还收呷慈衔谕贫泄贩⒄怪校督缒芊⒒恿酥鞯己椭魈遄饔玫模荒苁嵌兰统跬返娜昙洌馄诩湟舱怯纱呈看蠓蛳蚪椭斗肿幼晒Φ牡谝淮男纬珊统沙さ氖逼凇？其次，除了近代中国革新运动愈步趋深入，以至到五四时期而有一新文化运动的勃兴的历史进程外，我们不能忽略与这个历史进程相凑泊的第一代近代型知识分子的形成的历史条件。拙稿下面则试图从新文化运动溯源作条理去展示第一代近代型知识分子的形成之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

本书以中国传统文化和越文化研究为中心，从历史、考古、哲学、文学、艺术、经济、宗教、民俗、语言文字等诸多领域，论述了东亚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越文化在中国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鉴于东亚地区的文化交流越来越呈彼此互动的太势，国内学者特别强调关注域外文化对本土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或针对东亚周边国家之间的文化关系，特别是日本、韩国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课题海外学者则对中国区域文化的个案尤为关注。本书收录的韩国祥明大学的专题论文，就是他们对吴越地区经济、文化、艺术、方言、电影、风俗等全方位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对越文化多层面、多视觉的探讨可以说是本书的主要特色。赵文化历史悠久，积淀深厚，在中国文明史和东亚文化圈中有特殊地位。以越文化为区域研究在中国学术史上有久远的渊源。从河姆渡文化到良渚文化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了古越文化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摇篮之一。夏商周时代，越地不仅与中原文化有密切交往，而且以其鲜明的地域特色闪耀在中华文明的版图上。越文化的形成发展，实际上包含着一个动态的历史演变过程。本书对越文化的名称、内涵的论证和对越文化的考古发现，地域特征、名人渊薮、语言文学、宗教风俗的研究都能加深我们对越文化丰富内涵和深厚蕴藉的整体认识。本书作者中既有德高望重、蜚声海外的著名学者，如李学勤、章培恒、陈伯海、董乃斌、等先生，也有韩国、日本的学界精英，更有许多活跃在国内学术界的高校，科研机构的文史工作者。这些成果充分展示了研究者深厚的研究功力和治学谨严而？挥诖葱碌难蹙瘛？

20世纪上半期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对华战争是一场极不人道、极其野蛮的侵略战争，它给中国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湖南是饱受战争之害的重灾区。本书以大量翔实的历史资料，记述湘北蒙难、常德细菌战、滨湖浩劫、厂窑大惨案、湘南湘西大劫难等，全面揭露日寇在湖南境内疯狂施暴，屠杀无辜的种种暴行，既向世人展示了不堪回首的一页痛史，又为当年东京审判中所认定的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所犯“违反战争法规的犯罪”即反人类罪提供了新的佐证。提醒人们铭记历史，防止军国主义卷土重来。

本号刊登近代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方面的珍贵资料。《清末西式娱乐活动》系介绍清末西方文化娱乐如电影、音乐、杂技等传入中国，逐渐形成今以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王世杰日记》（1944年）系王以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的身份，记叙该年所经历的重大事件，尤其是同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等人的谈判记录。

本书由国内著名近代史研究专家共同执笔。全书分七章叙述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共80年的历史发展进程，吸收了近年来新的研究成果，补充了一些有关近代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状况以及清朝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方面的内容。1977年7月初版，曾进行4次修订，在高等院校的历史教学和广大读者中产生了良好影响。本书荣获第三届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

《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介绍了近两个世纪以来，中美关系建立、发展、演变过程的基础上，展示了美国从创建中国学到重视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历程，从中可以窥见美国的文史科学是如何为它的社会经济与全球战略服务的，同时，了解其主要研究机构、研究的学派与发展趋势，可供我们进行对比反思；了解其各派史学观点的形成、演变及其研究的理论与模式，可以开阔我们的视野。通过《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对一些有较大影响的著作简介，我们不仅可以知道他们的研究成果、主要论点、中西史学的异同与可融会之处，而且还可以了解美国是如何从多角度多视野剖析近代以来，我国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以求“洋为中用”。

本书明确指出，冯玉祥在各方压力及名利诱使下，改变了政治初衷。他原来设计拥戴段孙合作，建立一个有左倾色彩的中央政权已不可能。他发动政变时毅然反戈，表现不凡，随后却瞻前顾后，摇摆不定，拱手将政权交出，恰恰是他军阀本质与个人性格使然。本书指出，苏联向冯玉祥国民军提供援助有有重要条件的工具。本书大量引用近年公开的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历史文献档案确证此事，无疑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本书大部分篇幅是何兆武先生在清华大学针对本科生有关文化问题的谈话与讲演，主要是探讨中国思想文化近代化历程。全书共分九讲，每讲集中探讨一个问题，从对西方文化史的介绍切入，对中西文化的比较、中国社会的近（现）代化进程、传统思维与近代科学、中西文化交流，以及中国与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和讲解，涉及的知识面甚广，所举实例甚多。此外，何先生对“中学”与“西学”之争、五四运动、胡适、新儒学等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及人物阐发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很有启发意义。作者将专业的学术研究成果以通俗的语言来表达，读来有如亲耳聆听先生的讲话。摘录：历史行程所描扫出的轨迹呈现为一条曲线。它那坐标的两个轴：一个轴是自由，一个轴是必然。两者互相制约和交相作用的结果，就呈现为历史行程的那条曲线。历史研究的要义就在于不但要追溯历史行程的路线，而且还要阐明其所以然，也就是它背后的意义，：：假如说历史终究有什么意义的话。所谓中学西学或中西文化并没有永世不变或根本不可改变的内涵，虽说同时在某个给定的时刻它又因确有其具体的内涵而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正由于各种文化彼此之间存在着不断的交流、碰撞、吸收、融会和改造，所以它们才能不断地丰富自己，并因此而丰富着全人类的文化宝库，使之日新又新。在文化领域，研究者不仅应该着眼于某种文化观念在历史上是如何形成的，而且更应该着眼于它是怎样在发展变化着的，未来又可能怎样发展变化，以及我们应如何对待、把握和控导这些可能的发展和变化。也就是，研究者应该是以一种动态的，而不是一种静态的眼光去观察各种不同的历史文化。作者简介何兆武先生，1921年生于北京，943年西南联大史学系毕业，1943：1946年西南联大研究生。何先生长期从事历史理论、历史哲学及思相避免的研究和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现为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曾兼任美国哥伦比亚大这访问教授和德国马堡大学各座教授。何兆武行生发表，出版过数颇丰的论文和译著，他的主要著作：《历史理性批判论集》、《中国思想发展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历史与历史学》。此外，《中国思想史》经他用英文改写，也已出版。近二十年以来，何先生在译介西方史学、哲学等思想理论方面不遗余力，也其西文思想史的研究相辅相成。这些译著包括：《社会哲学史》、《论科学与艺术》、《思想录》等等。目录序第一讲谈有西方文化史的介绍第二讲谈“中学”与“西学”第三讲再谈“中学”与“西学”第四讲传统与近代化第五讲传统思维与近代科学附录：本土和域外：：科学发展的条件第六讲五四与近代中国的启蒙第七讲交流与反思第八讲中西文化与全球化第九讲共性与个性附录：观照与超越

仔细阅读该书，《边疆的法律：对清代治边法制的历史考察》共有三特点：首先，是作者视野开阔。作者写清代而又不像现有的论著那样局限于清代，而是从历代对边疆的认识，对边疆治理的高度出发，从宏观上把握清代边疆法制，以清代中央政府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立法、司法为中心，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清朝后期边疆民族立法、司法对民族关系的影响，进行历史的、立体的综合考察，这需要有相当的认识能力和对整个中国边疆法律史的驾驭能力。在该书中，作者注重从整个中国治边史的角度出发，将清代的边疆法制和民族关系的研究置于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之下；注重将整个清代全局性的治边思想、治边政策与局部、区域的法律治理结合起来；注重从南北边疆地区文化类型的角度出发，对清朝在南方和北方的法律调整模式进行比较研究；注重从法理学的角度出发，结合中西方制度史上的差异以及现代民族政治理论，进行综合性的研究。除对清朝的边疆法制进行立法层面的研究之外，作者还更加注重对清代边疆法制进行司法层面的研究，关于清朝的司法制度，虽然一些学者做过相关研究，但是更多的是对汉文化地区的研究，结合清代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生活状况，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司法进行研究却甚为少见，作者写作的着力之处也恰好弥补了相关研究的不足。其次，作者努力在学科交叉上下功夫。关于中国古代法律史的研究的方法问题，据我所知，近年来中国法律史学会的几次年会都着重讨论过法律史学的研究方法问题，对于方法论上的创新，往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说明关于法律史研究的方法问题，目前为中国法律史学界所关注。言及方法创新，无论怎样，学科之间的交叉始终是必要的，从根本上讲，法律史学本身就具肓很强的学科交叉性质，作为一门法学学科，它与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尽管中国古代法律极为发达，在形式上往往已经高度法典化，即使如此，我们仍然应当把它作为一种“活的法律”，而不应当就其制度而言制度。该书以清代治边法律为研究对象，联系到中国历代治边法制，注重史料与史论的结合运用、历史叙述与文化解释相结合；注重对史料的收集、整理、解释以及在弄清历史原貌的情况下，寻找它的规律和经验、教训；注重采用比较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这包括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相结合，从整个封建社会后期的边疆民族法制出发，对清代的边疆民族关系的法律调整进行比较研究，弄清它在整个整个封建社会后期的特点地位和作用，以及它在这一较长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以及内部联系；注重对清代前期和后期的边疆法制变化情况进行比较研究；注重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对整个清代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同地区的情况进行比较研究；注重将法理学的概念和思考方法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在研究径路上力图充分运用上述方法，把对清朝边疆法制的研究置于对民族关系研究的背景之下，把对清代的民族关系研究置于对清代法制研究的视角之下，体现出学科的交叉性质，从而得出较为合理的结论。再次，该书除在方法上表现出作者的新思路之外，我认为还有许多富有新意之处，在此列举一二：第一，通过对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和边疆法制两个方面的综合研究，提出了有助于加深对二者关系认识的“文化边疆”概念。第二，作者对清代边疆法制的有关论述也有一定创新。作者把注意力集中到清代边疆的法制对于由于清代人口激增而引发的大量人口向边疆地区流动这一基本事实，引起的整个国家出现的“制度供给不足”的现象对边疆地区法律制度、民族关系的影响给予了关注。认为清代边疆人口激增，不仅促使清政府加强了对边疆的国家法律控制，而且还突现了习惯法在清代边疆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在客观上加强了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为边疆法制的近代化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该书通过这一研究进一步突出了清代边疆法制在我国民族政治史和法制史上的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