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论辩》史料丰富，结构严谨，叙述清晰，第一次廓清了20世纪后半期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论辩的体系与脉络。书中的整体分析与个案点评以及研究思路的建议，具有重要的启发性与创新性，也显示出作者治史的公正立场、敏锐眼光与卓越见识。虽在近代史基本线索的“现代化”论等问题上似着力不足，但瑕不掩瑜，该书仍是继续探讨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及其论辩不可回避的重要学术著作。

这是一部依据大量珍贵的第一手历史资料，全面、系统地论述、评论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日甲午战争时期制造旅顺大屠杀。惨案的专门著作。它向世人真实地展现了110年前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占中国旅顺地区、血腥屠杀约二万名无辜平民的惨绝人寰的情景，并严正指出：旅顺大屠杀是在日本侵华军事当局同意和批准下进行的一次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屠城暴行。<

安庆师范学院皖江文化研究中心支持和资助。本文集包括古皖文化、安庆移民研究、方以智及方氏学派、桐城宋学、明清桐城文化、徽剧程长庚黄梅戏、皖江近代化等九个专题。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以中华民国为历史标志的20世纪上半叶，虽然只不过是极其短暂的一瞬，但无疑是其中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动荡和变化最为剧烈、最动人心魄的一幕。其间，新制与旧统共存，建设与破坏同行，革命与反动互激，内忧与外患交迫，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经济基础，是科学技术，还是意识形态及文化风习，无不酝酿着、爆发着重大的变化与改造，并最终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时代的推移，尤其是21世纪的到来，“中华民国史”逐渐突破了以往覆盖于其上的中国革命史的框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华民国已经作为一个与此前中国历史上的26个朝代相并列的重要历史时期而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在国内外学术界，特别是在国内学术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从断代史的角度来研究这一时期的各方面问题。而且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为适应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人们对民国史的研究兴趣，也逐渐从那些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动人心弦的政治事件以及茶余饭后的奇闻逸事，逐渐扩散到了或者准确地说是深入到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层面，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从政治形式的外表进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从而使有关民国史的研究更紧密地与以经济发展为主题的当代社会联系在一起。于是，中华民国史不仅已经以其原有的完整的风貌独立地展示在当代国人面前，成为中国历史研究乃至整个学术研究的新的热点和生长点，而且也必然会对当代中国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发挥越来越大的历史借鉴作用，并因此而得到社会各界越来越广泛的重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有关民国历史资料的整理出版尽管包罗广泛，涉及档案、方志、报纸杂志、官方文献、私人著述以及共和国时期的回忆录等等，而且这些资料也都是极其宝贵的，但人们却很少注意到另一种为民国时期所独有的资料宝库，即由当时国内外各主要政治力量和政治派别、各地政府、各学术团体和学校以及学者个人所进行的大量的社会调查，特别是农村社会调查。与业已整理出的其他资料相比，这些调查具有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和收藏价值。这不仅仅是因为调查的涉及面极其广泛，覆盖着全国绝大部分省区的包括城镇乡村在内的自然环境及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更主要的原因还是这些调查大都是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如现代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等方法和手段调查完成的，而且均以调查报告甚至学术论文作为最终的成果形式，这样既保存了大量的调查数据和原始资料，又凝聚了代表当时比较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各种自然、社会及政治、经济等问题的分析、透视以及为解决这些问题所提出的对策和建议，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借鉴价值，是深入研究和了解旧中国城乡社会问题的极可珍视的第一手的原始资料，也是当今社会经济建设资以借鉴的极其难得的思想库。民国时期的调查资料实际上也已经走出了历史学界的圈子而受到其他学科学者的关注。源自福建教育出版社的远见卓识和鼎力支持，使我们终于有条件能够共同担当这一历史的重任。不过，由于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种类繁多，数量庞大，而且所藏散漫，有不少甚至散佚海外，如果一味求全，势必不能，亦且难以满足当前学界的急迫需求，故此我们决定采取“丛编”的形式，按步骤分阶段地予以整理出版。第一批收录的文献共计193种，按其调查内容大致分为10卷，包括婚姻家庭、社会保障、社会组织、宗教民俗、底边社会、城市劳工生活、乡村社会、人口、文教事业及少数民族等。<

二十世纪的世界，是一个丰富多彩而又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二十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一个风云变幻而又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中国人民从逆境中顽强奋斗的历史过程：前半个世纪，无数志士仁人艰难探索、英勇奋斗；后半个世纪中国人民最终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走上全面振兴的康庄大道，其最后二十年，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变化最激烈、最深刻、中华民族最为扬眉吐气的二十年。江泽民同志曾指出：“无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城市，如果忘了自己的历史，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正确走向未来。”“史”是一个国家的精神支柱，是一个民族凝聚力和一座城市文化的基础。当代人为了准确地从遥远的过去审视当下，科学地洞察未来，渴望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研究本民族的过去、回眸所在城市的昨天。昨日和今日是一种颇为微妙的契合，认识昨日是为了认识今日。中国有长达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作为上世纪末的参与者和见证人，站在今天历史的高度，回过头去重新认识一下二十世纪曾经血雨腥风、轰轰烈烈的中国革命，深入考察一下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关注一下历史变革给我们今天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种体制及其思想文化观念留下了怎样的一些烙印；进而再思考一下我们新一轮的国家建设发展目标，也许能让我们生活得更明白。

本书是关于战时期华南地区（以广东为主）历史的一部著作，包括日本对华南的入侵、国民党当局的应变措施及社会各界的以应、日伪在华南的统治、国共两党领导的抗日斗争、战幕地的广东经济与文化、广东抗战的胜利、桂南会战、抗战后期中国收复台港澳问题、华南抗战的其他侧面等内容，既广泛吸取了学术界关于华南抗战的有关研究成果，又应用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对若干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在程应缪、张家驹、魏建猷等老一辈专家、学者的引导下，半个世纪来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形成了求实、创新的风格，一方面着意培养扎实的史学功底，另一方面注意增强创新意识，扬长避短，占领学术前沿。目前历史系已拥有二个博士点和一个博士后流动站。1982年，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开始招收硕土研究生。1994年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近代社会研究所。2000年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点经国务院学位办批准设立，2001年在研究所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并于同年被评为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学科带头人为唐力行教授。目前学科分为三个方向：区域社会经济研究、社会问题与社会变迁、下层社会和帮会研究。各方向带头人分别是唐力行、苏智良、周育民。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以转型期中国社会研究为中心，形成了以下四个特点：一、整体中国与区域社会研究相结合。区域史研究是国际史学界的新趋向。我们重点研究的江南区域（含上海、徽州）是社会转型颇具特色的地区。区域社会是整体中国的一部分，是整体中国的细胞形式，解剖某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社会，本身就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整体中国的认识。而且下层民众是生活在一个个具体的区域社会中的，我们要眼光向下，关注历史上下层民众的社会生活、组织结构、宗教信仰、传统文化，以及他们与社会大变动的关系等等，重建社会生活的实态，都离不开区域史的研究。例如《江南儒商与江南社会》、《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商人与文化的双重变奏——徽商与宗族社会的历史考察》、《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旧上海黑社会研究》等区域性研究所构筑的社会实态，都有助于加深对整体中国的认识。我们在进行整体中国研究时，也注意充分利用区域资料，力图做到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例如《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中国帮会史》、《中国会道门》等。二、长时段与短时段相结合。我们认为16世纪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标志着中国传统社会转型的开始。无论是区域社会的研究、秘密社会的研究还是近现代社会问题或知识分子的研究，都不能局限于1840年后社会急剧变迁的一百年，而应该把社会急剧变迁的短时段放到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较长时段中去加以考察，才能克服传统研究局限于一个较短时段的缺陷，使研究更具深度和力度。因此，我们突破了仅仅以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社会变迁来考察转型期的社会，而是提出了明清以来中国近世社会的概念，跳出近代史，又回归近代史。如《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又如，对中国近代区域社会经济的研究，其视野展拓到明清以来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从而更加深刻地揭示了鸦片战争以来江南地区社会经济转型的历史延续性和阶段性；再如中国近代下层社会的研究，从清初以来游民社会的形成人手，并进而研究鸦片战争以后游民社会组织的变化；至于民间会道门的研究，则追溯到更早的历史时段。社会问题与社会变迁研究也是如此，关于毒品问题的研究一直追溯到鸦片流人中国之初始。关于知识分子的研究则下延至当今。即便就一个较短的特定时段而进行的具体研究，如《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捻军起义史》等，也是把它们放在历史流变的大框架中，在具体而细微的研究中为其作历史定位。三、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研究相结合。传统史学的研究局限于社会上层，而将社会下层排斥于研究的范畴之外。社会下层是历史的主体，也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方面。下层民众在历史长时段的基本状况与社会大变动时的实态是怎样的？他们是怎样与社会发生相互作用的？这些研究对今天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关于下层民众，诸如农民、市民、游民等阶层，家庭、宗族、帮会、土匪、教门等下层社会组织乃至毒品、卖淫等社会问题，都与下层社会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而知识分子、商人等群体既与社会下层有联系，又频繁地在社会上层活动或直接居于社会上层，通过对于上述各个社会群体的研究，可以比较全面地揭示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全貌，展现转型期社会各类社会群体的分化、重组及其心态。四、注意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创新。转型时期的社会研究，是一个具有跨学科特征的综合研究课题，我们在研究工作中尝试引进新的理论与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把研究推向深入。如区域社会经济的研究不是就经济史谈经济史，而是以商人这一特定的社会群体作为研究切人点，从家族制度、商人组织、商业精神等方面探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互动，使经济活动变成活生生的人的活动。对于游民帮会的研究，我们也不是简单地罗列帮会在各个时期的重要活动，而是既考虑到游民帮会的共性，又充分考虑到区域社会的特点对于各地帮会的特殊风貌的深刻影响。对于知识分子的研究，在把握近代思想发展的总脉络的同时，更加注意知识分子的个性特点。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指导原则下，我们充分吸收并运用区域研究方法、社会学、政治学、谱牒学、心理学等等研究方法，使研究路子越走越宽，不断创新。在长期的史学研究实践基础上，我们不仅注意史学方法的继承和创新，而且注意培养严谨扎实的学风，从最基础的史料工作做起。以商人作为切人点的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以游民帮会、会道门作为切人点的下层社会研究以及毒品、卖淫等近代社会问题、知识分子的研究，都没有现成的系统整理的史料，大量的工作都带有原创性，需要从最基础的史料工作做起。我们曾经编纂了《明清徽商资料选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等。每个专业方向的形成，几乎都经历了十几年的积累，有的甚至是二、三代人的积累。我们的不少学术成果，已经为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引用并受到欢迎。近年来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的同仁们辛勤耕耘，成果迭出，正在发扬并发展多年来我们形成的研究特色。为加强与国内外史学界的学术交流，我们在上海市教委和商务印书馆的鼎力支持下，拟出版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丛书，陆续推出同仁之研究成果。希望我们的成果能为史学园地添加几分春色。

这是一份历史细节的真实记录。都统衙门是八国联军侵华时期在天津成立的临时政府。本书是都统衙门执政两年惟一存世的正式文本，三百余次政府会议的纪要，再现了一个特殊时期的详细历史过程。内容涉及市政制度、基础设施、交通通讯、城市卫生以及经济、社会、法律等诸多方面，为了解和研究晚清历史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本书用文字记录了一幅真正的历史图景，透过这些记录，可以看到在跨入20世纪的时候，一个中国城市所发生的种种变化，历史是如休在复杂的社会进程中进入一个新时期的。

上海黑社会是在什么历史土壤里萌芽，又凭借何种社会风水而成长？它那令人瞠目结舌的犯罪是如何产生的，其内容的结构又是怎样？它的成员通过什么途径被选中并接受再教育？其信仰、文化水准、生活方式、家庭构成、联络方式，以及主要活动的类型与特点，诸如此类的问题，都还未曾有深刻而准确的历史回答。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探讨的意义，不仅是为了填补这一研究的空白，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帮助人们更深刻、更形象、更全面地了解近代中国社会，并为治理当今社会提供一面可资借鉴的镜子。敏感的人们不难观察到，处于急速变化中的当代中国社会，由于某些气候、土壤的因缘际会，黑社会的部分因子已悄悄地种下，并以决不缓慢的速度在破土萌芽。这些恶势力的萌芽如不得到及时的抑制，就有可能演化为如上海近代黑社会这样的都市之癌。这并非危言耸听。如果拙作能引起人们从近代社会到当代社会的多方面思索，那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近代上海黑社会》所据史料主要来自解放前出版的报纸、刊物、专录，帮会人物撰写的回忆录、著作，公安系统所存的犯罪档案，及笔者所进行的社会调查。

本书依据广东农运的发展线索，主要根据国民党方面的史料，重新观察广东农运的兴起、发展、高涨、挫折、低落、失败的全过程。凡已有较深入研究的问题（如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办理情况等），则从略；凡人所共知而又排谈不可的问题（如广东省第一、二次农民代表大会等），则从与国民党关系的视角，重新评述；凡涉及国共两党对广东农运的种种分歧与磨擦，均力求客观公正地介绍；凡重要事件，尽可能提供原始史料，以便让史实来说话，以利读者自己作出判断。因此，本书既不是全面地论述广东农民运动（如作为农运社会背景的广东农村经济政治状况不再泛泛地论及），又不同于一般以中共为主体的农民运动史（对中共如何进行农民运动亦不具体论及），这是需要预先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