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西北边疆史地学十分兴盛，是清代学术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也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以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发展的进程为线索，把有清一代西北边疆史地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了研究。并将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划分为四个阶段，初步将清代边疆史地学联结为一个不断演进的整体。首先从宏观上探讨了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研究的历史条件、发展阶段、主要成就和特点，然后再从微观的角度，以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发展进程中的关键人物和代表性著作为个案，进一步探讨了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的巨大成就。《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不但研究清代私家在西北边疆史地学上的成就，而且重点考察了清朝官修《西域图志》、乾隆、嘉庆《大清一统志》之“西域新疆统部”和《新疆图志》的学术成就，最后得出“清朝官修《西域图志》的纂修完成，标志着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的兴起；具有总结性的《新疆图志》修成，则成为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终结”的结论，改变了历来学术界研究清代边疆史地学偏向于私家名著的倾向，在学术上具有开拓创新意义。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创造的英雄史诗，本书是亲历者的回忆，每一篇都体现出红军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与艰苦的自然环境作斗争的豪迈精神；在艰苦的岁月里，正是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优良作风，使这支队伍完成了二万五千里的壮举，本书是对这段历史原始的记录...让我们一起去看看英雄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中国有着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有着辉煌而悠久的历史，是世界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大约在8000年前，中华民族的先人就在黄河、长江和淮河等流域的广阔土地上，创造出了古代中国农业文明的雏形。 从夏朝开始，中国进入奴隶制社会。经过长期的融合与同化，中原民族和戎、狄、蛮、夷等周边少数民族，形成了夏、商、周三代绚丽多彩的文明。春秋战国之交，中国开始进入封建社会。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经过秦、汉两代的推进和魏、晋、隋、唐的发展，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到巅峰。 综观世界文明史，任何一种古代文明的形态，都没有像中国这样，有着数千年绵延不断、独立发展的悠久历史。透过中国所有这些发明创造与智慧结晶，不难看出中国古代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它对世界文化的推动与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

我们今天遇到的、讨论的、感到困惑的许多思想文化问题，也是民国时期的人们 曾遇到过的、讨论过的、感到困惑过的问题。但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学术界对 民国思想史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该书作为国内第一本专门研究民国思想史的学术著 作，不仅宏观考察了民国思想史的特点、西学在民国时期的传播、第一次世界大战对 民国思想史的影响，而且还对西化思潮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 "五四"时期的思想文 化论争、 "九一八"后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动、20世纪30年代思想界关于中国向何处去 的争论、抗战时期的中国新儒家、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全书内容丰富、新意迭出，文笔流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本书是一部最新的中国抗日战争史评著作。以潜藏在历史事件之中的因果关系，勾勒出一幅宏大的历史画卷。纵观那段历史的风云变幻，在翔实的史实基础之上，加入著评者的精彩评述，点破历史的玄机，在重读那段历史的同时，引发深刻的思考。

在对国民党的派系作一个基本交代后，笔者还要对本书的研究，作几点说明：本书是定名为国民党政府，因为只有这个名词才能包括国民党“以党治国”的机构和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院两大部分。政府机构运转的机构的含义，是政府机构如何工作的，它包括一个机构内部各级组织机关的工作程序。如总体上的行政院的转状况，行政院所属各部会的运转状况，各部会所属各司署的工作状况，等等。虽然对各级组织的研究很有必要，但是由于本书的篇幅、框架、字数、资料等等限制，无法完成如此庞大的探讨，只能从总体上探讨一个机构的运转。虽然本书集中探讨1928年至1937年间的国民党政府的运输，但是在必要时要跨出这一阶段。本书涉及到的一些机构，尽量简称。主要有：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全代会。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简称中执会。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简称中常会。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简称中政会。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简称南昌行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简称侍从室。司法行政部，简称法部。

《东厂论史录：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评论与思考》是作者十余年来治学的结晶，所收论文大部分都已在报刊中发表过。该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学术性论文，文中对中国近代史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下编所收入的大体是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文章，主要说的是从现实社会中学习历史，也从历史中观察现实。其中，包括港澳回归问题、海峡两岸关系问题、中日关系问题，以及有关中国近代史的思考等。

该书是著名学者余英时文集的第六卷。内容涉及政治学、史学等方面的知识，具体内容包括有民主制度的发展、近代文明的新趋势、民主革命论以及自由与平等之间等。《余英时文集》一至四卷在2004年刊行以后，沈志佳士又继续搜集了我的其他文字，择其可以与大陆读者见面的，编成第五至第十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不辞烦难，在条件允许的范围之内，续刊这六卷新的《文集》，其敬业的精神是令人感动的。让我再一次对沈博士和出版社表示我的最诚挚的感谢。我的专业是历史学研究，所以这六卷所收的论文仍然贯穿着吏学的观点。但是就所涉及的范围而言，这六卷则比前四卷要广阔得多。整体地说，在我的思考和研究中，中国文化传统怎样在西方现代文化挑战之下重新建立自己的现代身份（modernidentity），一直是重点之一。这当然是清末，特别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人的共同问题，然而始终得不到明确的答案。我也不过是千千万万寻找答案者之一而已，这六卷新文集中保存了一些我的寻找的印迹。后六卷与前四卷一样，也包括了早期到近期的文字。最近的包括一篇未发表过的新稿（讨论钱谦益的“诗史”观念，收在第九卷），最早的则是我在香港新亚书院求学时期的“少作”（收在第六卷和第七卷）。这里只想对这些“少作”略作交代。我受了五四思潮的影响，虽然已决定投入中国史的专业，但对于西方近代的文化史和思想史同样抱着浓厚的兴趣。我当时已不能接受任何抽象的历史公式，更不承认西方电的阶段划分可以为中国史料究提典型的模式。然而我深信西方的历吏与思想不失为一个重要的参照系统，使我更易于在比较的观点下探索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特性。同时，对于五四时代所接受的西方近代文化主流中的一些基本价值，如容忍、理性、自由、平等、民主、法制、人权等，我也抱着肯定的态度。这些价值，当时也被公认为普世性的，1948年联合国的《人权宣言》便是明证。基于这一认识，我在1950年至1955年这几年间，曾努力阅读这方面的西文著作。《文集》卷六、卷七所收的“少作”便是在这一心态下写成的。这些“少作”只是我早年学习的纪录，久已置于高阁。但1983年，在台北友人一再鼓励之下，我觉得盛情难却，曾由汉新出版社重印过一次。沈志佳博士这次提议将它们收入《文集》，我本来是很犹豫的。但是她认为这些“少作”毕竟代表了我写作生涯中的一个阶段，从《文集》编辑的角度说，仍是一个不宜缺少的环节。我终于接受了她的判断。这次印行，我自己并没有时间做任何修订。不过出版社方面根据既定的编辑原则，曾作了一些必要的处理，基本上仍是尊重原作的，仅仅减少了一些文句而无所增改。我很感谢出版社的苦心与好意。对于西方史的参照功能和起源于西方但已成为普世性的现代价值，我至今仍然深信不疑。这也是我让这些“少作”再度刊布的唯一理由。

这是一本非常具有可读性与可信性的历史学术普及读物，众多民国史专家探解民国史上六十余位各界名人的生死之谜、重大历史事件中的未解之谜，亲切晓畅的叙述中蕴涵了史学家深厚的学术积累、高广的学术眼光和最新研究成果，与读者共同体味历史变幻中的种种玄机。

有一个叫做南辛格的菩提亚人，他用念珠来度量沿途走过的里程，念珠不是按108粒珠子串成，而是一百粒。走一步搬一颗用来记数。那时，在英国官方的地图上，西藏部分几乎是一片空白。一次次的测量结果，渐渐完善了他们手中唯一的康熙年间的西藏地图。这样繁复而长期的窥探，难道仅仅是为了与西藏通商吗？1882年，挥霍着鸦片战争掠夺来的财富的英国，由于经济危机，开始感到囊中羞涩。英国的《泰晤士报》接连替资本家呼吁：“我们到处听到商人诉说贸易停顿，我们坚决要求进入西藏，那儿有一个广大市场在等我们。”然而，对于大英帝国来说，这个广大广场，一直存在着一道天然屏障。很久以来，与中国毗邻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先后与中国封建王朝结成了宗藩关系，作为宗主国的中国，一直向周围的藩属国提供着强有力的军事保障，那些藩属国，自然地形成中国抵御外来侵略的一道防线。从19世纪开始，西藏周遍的国家烽烟四起。英属印度制造种种借口，连连发动了对尼泊尔、缅甸、拉达克、不丹和锡金的战争。这些中国的宗藩成员国，在遭受突如其来的打击时，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了大清政府的军事支援上。但是，鸦片战争以后的清王朝，已经无力向它的藩属国提供军事援助，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传统关系开始破裂了。波格尔进藏一百年后的19世纪70年代，毗邻西藏的原本中国的外藩全部被纳入了英国势力范围，英国在战略上，已经形成了对西藏的包围态势。西藏地方政府，在承受着外来威胁的同时，对清政府的军事实力感到了失望。他们面临着从未有过的巨大压力，但它的政策仍是坚决不允许外国人进人西藏。当时的英国军队，还不敢冒然闯入西藏，他们等待着一个能堂而皇之开启西藏大门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