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96年在巴黎出版的《中国近事报道》是法国耶酥会士李明在华期间写给国内要人的通信汇编。作为第一本亲历者的个人书信集，该书出版后在欧洲引起轰动，四年间再版五次，还被译成英、意、德文出版，后因礼仪之争此书成为禁书，被尘封近三个世纪，1990年才得以重新面世。《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被译成中文出版还是第一次。全书收入书信十四封，李明以自己在华七年间的亲身经历，对康熙年间的中国作了详尽的介绍，内容涉及气候、地质、物产、建筑、医学、动植物、语言文字、风俗、宗教等方方面面，为欧洲人睁开眼睛看东方提供了少有的第一手资料。1696年于巴黎出版的《中国近事报道》是法国传教士李明来华期间写给国内要人的通信汇编。该书共收录十四封书信。首版为两卷本，出版获得巨大成功，短短四年间法文重版五次，并有英文、意大利文及德文译本。然而，1700年巴黎索尔邦神学院的一纸禁令竟将其尘封了近三个世纪，直至1990年再版。全书按书信分章节，共十四封信。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做了详尽的报道。在信件排列上，作者并未对收信人的地位高低给以太多的重视，而是根据信中谈论的材料的顺序来安排。第一封信介绍暹罗（今泰国）—北京之行，是对如何来到中华帝国做个交待；第二封信谈的是皇帝召见及京师情况；第三、四封信介绍中国城市、房屋建筑、气候、土地、运河、水道及物产；然后，进而言及中国人的国民特性、习惯、优缺点、语言、文字、道德及中国人的才智；后面几封信谈的则是更深层的问题，如政府和政治、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基督教在中国的立足和发展。直到18世纪中叶，法国耶稣会士还是远东见闻几乎独一无二的介绍者。但是，他们的作品都是集体创作，并且都是由一个出版者兼新闻检查官杜赫德神父编辑成册的，而他本人却从未到过中国。而《中国近事报道》却是李明神父个人对中国的全面报道。他的风趣、他特有的毫不妥协，文笔的幽默和自然流畅都未经过任何文学上的包装。该书的真实性是它获得成功的首要条件，而借助这本书，欧洲人发现自己并不是世界上仅有的文明人，从而使欧洲人信念的支柱发生了动摇，直接有损于欧洲中心论，这是该书的真正意义所在。

本书是集中了沿江、沿海十一个曾有过租界的相关城市博物馆，根据馆藏珍档联合编撰的全国租界历史的大型历史图集。有助于人们对中国近代租界发展的来龙去脉有简洁、直观的了解，并对近代中国国情有更全面的认识。

庚子内乱外患，借勤王以兴民政，成为趋新各派的共识，并为此海内外全体动员。此事影响清季政局既深且远，而真相长期不得彰显。本书以各种新旧史料相互参证，力图近真，进而显示各派势力在国难当头之际，对朝廷与社稷两难舍的心路历程。桑兵，1956年生，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等。本书从多个角度对庚子勤王问题加以详细的阐释，深入分析了趋新各派以及海外华侨、外国来华势力、地方督抚、秘密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确证了以康有为为主导的保皇会在“庚子勤王”这一晚清政局重要事件中的历史作用，细致描述了保皇会的组织状况、活动过程及结果，全面、生动地阐释了“庚子勤王”运动之于晚清政局变化的深刻影响。

中华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我们应该弘扬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传统，深入挖掘历史上的优秀素材，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爱国主义素材，不断加强对青少年的历史教育，增强青少年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精神。邓小平同志曾说：“青年人不知道我们的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近代的中国备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辱，一部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屈辱史，是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华史，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英勇抗争的历史。

简介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经自强运动、甲午中日战争、康梁百日维新、民国肇建、五四运动、军阀混战、北伐、抗日……在这一连串长久远大的过程中，旧体制已经瓦解。过去的农业体制往往成为改革的障碍，所以要加以改造。在这里，作者提出一个“立”字：以“立”字下端的一长横，代表社会低层结构，“立”字上端的一点和一横，代表创建的国家与社会的高层结构，眼前的工作即加入当中的两点，此即执行商业往来时，在法律面前厘定个人的权利与义务。　本书是作者历次精彩演讲、访问及评论的结集。对作者所有著作中的观点提出补充，并且对读者有疑虑的地方，也加以解说，为其所有著作的精华解释。 作者简介黄仁字，1918年生于湖南长沙，2000年1月逝世于美国。美国密歇根大学历史系博士。 主要著作有《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万历十五年》、《放宽历史的视界》、《中国大历史》、《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等。 编辑推荐伴随着美国中层理论的兴起和翻译引入，历史研究已经越来越社会科学化了。这由当前社会史研究的盛极一时可以得到证明。如果历史研究不是建立于微观的经验研究基础之上，从而内在生长出一种比如公共领域概念式的分析框架，那么这种历史研究就容易被学界诟病为一种“宏大叙事”，意谓其是一种空洞无物的甚至意识形态性的历史书写。 相对于这种主流的史学研究趋势，黄仁宇无疑是一个“异端”。新近出版的《大历史不会萎缩》就是一种“拨乱反正”的声音。针对学界对他的“大历史观”的批评，黄仁宇没有轻易地就缴械投降，放弃自己观察历史的独特视野。在我看来，黄的主张是：作为观者的历史研究者，应该更多地“介入”当时的历史性进程之中，通过对历史事件的爬梳甚至是“神游八极”式的勾连，尽可能把历史作为一种相互关联的空间和时间元素的再生产过程来看待，从而有效地揭示繁复的历史表象背后的“真实故事”，而与此同时，历史学者应该尽量摈弃从一种后设的立场出发，把单个的历史人物或事件从它的语境中“拎”出来，粗率地对之作出道德或者价值判断。这种判断往往是苛求于前人，用俗语说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因而黄仁宇在他的文章中就直言不讳地批评道：“中国人重褒贬，写历史时动辄把笔下之人讲解成为至善与极恶。这样容易把写历史当作一种抒情的工具。”中国是有史官传统的，而史官的职责就是记录历史的同时作道德判断。而史官对历史的书写往往又是与意识形态紧密地纠缠在一起的。最后往往是采取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意识形态主导了历史的书写。这种历史书写由于忽视了关系千万重的历史面相，而主题先行地把一个已经设计好的标签强加给历史，最后不是削足适履就是挂一漏万。也许正如黄仁宇所云，写历史的人应该重视事情的因果关系，而不是私人情绪上的好恶，只有这样，历史学才能正本清源，关注历史何以如是展开，而不是去谴责历史的如是展开。换言之，历史学家才能真正地如钱穆所讲的那样，对历史抱持一种适度的温情与敬意，到达一种“同情性的理解”，而不至于粗暴而荒唐地针砭历史。这点，在黄仁宇对中国近代史的积极评价和对毛泽东、蒋介石的评述中可以得到印证。 黄仁宇研究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中国历史缺乏数目字管理，即便在他对于近代史的研究中他仍然坚持这种观点。值得注意的是，他虽然强调从技术、经济和法律的角度来认识历史，却从不主张把历史学彻底地实证主义化。历史是一种关系的建构，而这种建构与人性的复杂因素是共生性的关系。因而历史就成了一个生成性的具有巨大可能性的想像空间，而不是像以往那样按照历史规律只能线性地展开。也许只有这样，作为历史书写者，才可能真正地抵达历史本身那些幽暗而歧异的空间，使历史成为一个具有包容差异性能力的超级文本。这当然是对意识形态宰制下的历史书写模式的一次颠覆和革命，同时也开辟了我们理解自己的历史记忆的另一种途径。 与别的历史学家不同的是，黄仁宇曾经有过当下级军官时“半像土匪，半像乞丐”的从军经历。这使他对中国社会的底层有一种深切的体察，可以说，他的历史书写是从日常生活中生长出来的，多了些人间烟火气和血肉感，而不像时下的一些历史书更像是“书斋里的革命”。如果说，黄仁宇的历史书写反抗了把历史研究毛细血管化的趋势，那么这种反叛导致的“宏大叙事”倒可能结出善果，那就是把亲历历史的日常叙事与反思历史的宏大想像结合起来，从而使历史学能够在故事的叙述中展现历史自身的脉络。 （转自唐小兵《东方早报》）

编辑推荐：名人反说，还人物本来面目，孰是孰非，由世人从容评说。从历史出发揭露曾国藩一生的喜怒哀乐，从人性角度解说曾国藩数十载心路历程。从人性的角度来分析曾国藩，我们会看到一个典型的正统文人的矛盾内心，一方面这个文人对于封建王朝有着根深蒂固的忠心，同时他深信自己可以成为扭转危局的擎天一柱；另一方面他也清醒地看到清朝政府的腐败和覆灭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因而在内心中不断发出回天无力的哀叹，这样一种矛盾心理支撑着曾国藩屡败屡战，甚至产生一种自甘殉葬的悲凉情节，这是曾国藩可敬的一面，也是他可叹的一面。曾国藩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是"中华千古第一完人"。曾国藩所处的时代也不允许他成为这样一个完人，尽管曾国藩希望成为这样一个完人，但政治的风浪把他打得体无完肤，战争的磨砺又将他变得狼狈不堪，他竭尽全力走完了他所能走的人生，给人们留下了几多感叹，几多沉思。

岑仲勉先生（1886-1961）是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毕生致力于历史学研究，在隋唐史、先秦史、古代文献学、中西交通和民族关系、史地考证等方面，均卓越有建树，为国内外史学界所推重。

本书是在九一八事变70周年之际，海内外学者对九一八事变前后中日两国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有关问题的进一步深入探讨，从而对九一八事变对近代中日关系的演进之意义作了深刻地剖析。这不仅有其重大的学术价值，对中日关系而言，又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历史的经验教训对于中日两国而言都是应该认真记取的。读者对象：大学、有关研究机构的专业研究者、学生，中日关系实际工作者，外交界（中日）有关人士、宣传部门等。封底文字：1931年的9月18日，一个平常而又不寻常的日子。这一天，日本军队对中国东北发动突然袭击。并进而侵占整个东北，从而开启长达14年之久的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今天，战争已结束50年了，流转的岁月多少抹去了战争的阴影，抚平了战争带来的创伤。然而，历史不能忘去！记住历史，不能让历史的悲剧重演，这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龚自珍是中国社会从古代向近代转折这一历史时期里，开一代风气的杰出思想家。以他为旗手之一的鸦片战争前后经世致用思潮，是中国近代维新思潮的序曲，在中国近代思潮演变史上起了重要的先导作用。

张世保，男，土家族，1974年9月生，籍贯湖北省巴东县。1996年获理学学士学位，1999年获史学硕士学位，2002年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南民族学社会科学部教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博士后流动站进站研究人员。主要社会兼职有：湖北省哲学史学会理事、湖北省炎黄孔子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20世纪中国哲学和先秦儒学。已在《学术月刊》、《人文论丛》等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近20篇。本书立足于大量的史料，从“问题”入手，成功地把西化思潮纳入到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视域，并对西化思潮作了富有新意的专门性研究。全书的主要内容有西化思潮对中国现代化的设计，西化思潮中的文化观和历史观，从现代性和全球化的角度诠释西化思潮等等。全书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关注20世纪中国历史的人们，都可以从中获得启发性的东西，该书文风朴实、语言流畅，可读性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