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hina Society for People's Friendship Studies （PFS）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FLP） in Beijing has arrangedfor re-publication， in the series entitled Light on China， of some fifty bookswritten in English between the 1860s and the founding years of the People'sRepublic， by journalistic and other sympathetic eyewitnesses of the revo-lutionary events described. Most of these books have long been out of print，but are now being brought back to life for the benefit of readers in Chinaand abroad.

革命与改革并行，是清末最后十年的时代特点。留日学生群体作为这一时代的产物，不可避免地会在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共同目标下选择不同的政治道路。忽视留日学生对革命的贡献，就不能很好地解释辛亥革命；同样，忽视留日学生对清末新政的贡献，也就无法很好地解释这段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历史。近十几年来，中国人文社科的“引进-模仿”色彩逐渐淡出，而“创造-参与”之追求日益凸显。经过80年代的激越蹈厉、90年代的沉潜蕴积，中国学术正在深入精进，这套“鹅湖学术丛书”即以此繁荣学术为念。这套丛书以“学术原创”、“中国话语”、“问题意识”为原则，有别于充斥坊间的整理汇编类图书、简单译介类图书等，超越了重复堆垛而毫无创新的学术泡沫。

全面展现了国共关系的历史。《国共关系史（套装上中下册）》上卷从国共两党的建立写起，论述了国共第一次合作的酝酿、建立、分化以及破裂等；中卷从“九一八”事变写起，论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背景、形成、成就以及谈判与斗争；下卷从全面内战的爆发写起，论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破裂的原因、过程，国共隔海对峙局面的形成，20世纪90年代以来海峡两岸关系的变化，台湾政局的变化及其对海峡两岸关系的影响等。该书通过翔实可靠的史料和缜密严谨的分析，多方位、全景式地再现了国共80多年的关系史。集中体现了国共关系研究中的丰硕成果。国共关系史一直是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尤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后，国共关系史的研究非常活跃，大量文章、著作相继问世。作者长期从事国共关系史的研究，该书是作者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坚持博采众长、去粗取精的结果，既吸取了史学工作者对国共关系史研究的多方面的成果，又补充了近年来新公布的重要文献资料。同时，作者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海峡两岸关系新变化中的国共两党关系进行了详尽研究，这也使该书颇具新意。充分论证了国共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损”的道理。该书通过无可辩驳的史料，论证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国共合作有抗日战争的胜利；第一次国共破裂给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以可乘之机，第二次国共破裂导致两岸分裂，从而说明国共两党合作对于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进步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The China Society for Peoples Friendship Studies （PFS）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FLP） in Beijing has arranged for re-publication， in the series entitled Light on China， of some fifty bookswritten in English between the 1860s and the founding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by journalistic and other sympathetic eyewitnesses of the revolutionary events described. Most of these books have long been out of print， but are now being brought back to life for the benefit of readers in China and abroad.

The war against japan in North china remained almost unknown to the outside world from 1938 to 1944.This book contains the only photographic record by a foreign observer who worked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organisation during this period.

The China Society for People's Friendship Studies （PFS）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FLP） in Beijing has arranged for re-publication， in the series entitled Light on China， of some fifty books written in English between the 1860s and the founding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by journalistic and other sympathetic eyewitnesses of the revolutionary events described. Most of these books have long been out of print，but are now being brought back to life for the benefit of readers in China and abroad.

本书作者系统的向西方介绍了西安事变的真实情况。

《考证学集林》为祁龙威先生的一部学术论文集。两卷。上卷主要论述考证学的方法与准则，下卷选录了部读书札记。著名清史学者戴逸先生作序。做考证工作要有两个条件，一是学问渊博，见多识广，能从各种文献和实物资料中搜罗爬梳，广征博引，寻找更多的证据。尤其要懂得小学，识字审音，乃能辨证经史。二是有科学头脑，逻辑训练，认真求证，广密推理，一丝不苟。下一判断，如老吏断狱，客观冷静，不杂成见，不带感情。龙威同志具有这两方面的优长，故而他运用考证方法治中国近代史，能得人所不能得，能见人所不能见，能言人所不能言。

《近代中国与世界：互动与比较》围绕近代巾国与世界的互动与比较这个主题，把28篇论文分成以下4编。第一编是关于近代中国人如何认识世界和走向世界。一个不认识世界的国家是无法真正走向世界和实现现代化的。在当代巾国改革开放加入世贸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更有必要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第一篇论文通过魏源、郭嵩焘到康有为等典型人物，论述近代巾国的先驱者们认识世界和推动中国近代化艰辛的历史轨迹。第二篇论述近代中国人对日本认识的历史变迁过程及各阶段的特点。第三篇《近代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是对过去鲜为人知的1887年清政府派遣12位海外游历使出访欧亚、南北关20多围之事进行原创性的实证研究。第四篇则是通过剖析近代一批中国人的日本游记，从中寻找近代中国人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热心向日本和西方学习的历史痕迹。后三篇论文分别是对康有为的仿洋改制、傅云龙的海外游历和吴汝纶的考察日本教育所作的典型事例的具体研究。第二编是关于近代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有比较才有鉴别，进行中外比较有助于加深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和历史规律的探索。前两篇论文分别对19世纪东亚中、日、朝二三国的对外意识和中、日、泰三国的改革与现代化进程，运用纵向比较与横向比较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深入的研究。前者分析了对外意识变化对各国对外政策与发展道路的影响；后者论述了改革的契机、深度、领导、阻力与各国现代化的启动、进展、成效、延误之间的内在联系。也许会给今人提供一些历史的借鉴。其次是关于中日两国吸收西方文化的比较，这是中外学术界关注的热门话题，论文通过蒲安臣使团与日本岩仓使节团、李鸿章与森有礼的辩论等几个典型事例，进行生动深刻的比较研究。后两篇是关于中韩和中日两国近代历史事件的横向比较，如中国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与韩国的东学农民革命是近代尔亚两次大规模农民战争，但似乎前人尚未作过深入的比较研究。而中国戊戌维新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败原因则被称为“历史之谜”，受到史学界关注，《近代中国与世界：互动与比较》通过层层剥笋式剖析，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最后一篇是对相隔半个世纪的甲午战争与抗日战争进行纵向比较。从两次中日战争的性质、方式、于段及胜败因素等角度进行比较研究，得出一些发人深思的历史启示。第三编是关于近代中国改革、革命、战争与世界的互动和影响。即用世界眼光去考察探讨中国近代历史与世界的互动关系。第一篇论文系统阐述了我以世界眼光对晚清改革史研究的意义、方法、角度的一些新观点和建议。第二篇则具体论述了近代中国革命与日本民间舆论的双向互动关系，这里既有中国革命对日本的影响，又有日本舆论对中国革命的反应。中外原始资料的发掘利用是中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基础。第三篇论文利用北京大学图书馆珍藏的一部日记稿本，叙述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时的史实。《甲午战争百年祭》一文是在1995年甲午战争百周年时，用世界的眼光和历史辩证观点为《光明日报》写的一篇论文。而《世界各国进步人士同情义和团的正义呼声》则是2000年义和团运动百周年时为《人民日报》写的一篇论文，用历史事实驳斥帝国主义者对义和团的种种污蔑攻击。最后两篇论文是关于辛亥革命的。一篇论述留日学生与辛亥革命的关系，着重分析他们如何从爱国走向革命。另一篇则深入阐述辛亥革命对日本的影响，具体体现了辛亥革命的世界意义。第四编是关于近代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外文化交流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文化的进步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也应该成为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前两篇论文足较宏观的论述。前者试图运用文化学原理，从理论与史实相结合的角度，探索五四时期巾外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规律；后者则是较全面地论述近代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意义和特点。第三、四篇论文是具体细致的微观论述。前者是作者在日本各地寻找、查阅了《海国图志》的20多种版本的基础上，具体考察分析了魏源的名著《海国图志》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后者生动地介绍了鲜为人知的近代第一个赴日的中国文人罗森及其所，与的近代第一部日本游记。为此作者曾亲自到罗森去过的日本北海道函馆市进行调查研究。第五篇则评述了对近代中外义化交流史上的杰出代表人物黄遵宪的研究，尤其是黄遵究对中日文化交流所作的种种贡献。第六篇是1998年为纪念北京大学成立百周年而写的《京帅大学堂与日本》，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中日之间的义化教育交流。第七篇是以李大钊与吉野作造、北京大学师生与东京大学师生的交流为中心，论述了五四时期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牛之间的思想与人员交流。最后一篇《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澳门》是1999年为纪念澳门回归祖国而写，其中概述了澳门住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请读片断：1917年夏天，我十五岁，在一所公立学校：：克雷夫顿学校：：读书。那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当时它看似微不足道，但却成了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给我指明了终生不变的发变方向。事情是这样的：每年的暑假，我都有余暇和机会阅读《泰晤士报》。那年暑假期间，也许西方前线的战事相对平稳，没有值得我花费精力去评点的事件。然而，不管怎么说，1917年9月10日到13日，却是我终生难忘的几天。那几天，《泰晤士报》发表了两篇文章，报道地球那边发生的一件并不引人注目的事件：：被废黜的大清朝皇帝复辟。复辟的闹剧是短命的，从7月1日至12日，历时不到两周。这一闹剧仅即于北京，是由军阀张勋一手策划和进行的。张勋其人，斗大的字不识几个，却以残酷、反动而臭名远扬。他不准部下剪掉头上的辫子，认为那是对满清王朝不忠的表现。他自己也留着长长的一根辫子。在共和军中，他的几个还算有点教养的同僚率兵包围北京，并且在7月12日占领了那座城市。毫无疑问，这些人与张勋原本就是一丘之貉，但是，他们都不想让张勋乘机变成战火连绵的中国的政治领导人。于是，他们就联合起来对付张勋。《泰晤士报》对这一事件作了深入的报道，但对我来说，却是完全陌生的。我知道，1912年（应为1911年，译者注）中国曾经发生一场反对君主政体的革命，可是，那时我正迷恋于巴尔干诸国及其战争，从来没有读过有关中国的任何书籍和报纸。那不是我感兴趣的领域。《泰晤士报》的文章完全改变了我的兴趣。地球那边，居然存在着一个我全然不知的、历史迷人的广阔世界，而这个世界不合校方的口味，因而没有列入学校的课程。就学校的历史课程而言，除了对鸦片战争和义和团运动片面的、不真实的讲述以外，中国是不存在的。其实，与巴尔干诸国相比，中国是一个遥远神秘、让人兴趣无限的国度。在我的心目中，巴尔干诸国虽然没有被完全忘却，但已经退到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落了。中国，才是我应该努力研究的主要目标。正是从读完《泰晤士报》上那两篇文章之后那天起，我开始在父亲的图书室里寻找有关中国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