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10月7日和8日，素有“万园之园”、“东方凡尔赛宫”之美誉的北京圆明园被英法联军洗劫一空。18日，额尔金特使下令英军焚烧圆明园。其物质损失不计其数，“打个比方，等于凡尔赛宫和卢浮宫加国家图书馆统统毁于一旦。”法国历史学家伯纳·布立赛在其《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这样说。作为一个文明被摧毁的痛苦记忆，圆明园的大劫难不仅对中国人而且对于全人类来说都是值得记取和深思的。伯纳·布立赛以这样一个历史的视野来回顾这场劫难，站在雨果等西方有识之士的立场，彻底否定和谴责了烧毁圆明园的野蛮行径。这是有史以来第一部从法国学者的角度全面正视和反思这一事件的著作。该书从1856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写起，叙述了英法两国任命将领筹划“远征”、漂洋赴华、途经香港、抵达上海，进而攻占大沽炮台，入侵北京的战争过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书中以战争亲历者的日记和回忆录为依据，描绘了英法联军官兵贪婪地抢夺圆明园中的奇珍异宝，无情地破坏华丽辉煌的宫殿，最终在熊熊烈焰中将这座举世无双的御苑毁为废墟的情景，以大量鲜为人知的细节展现了一幕真实而又触目惊心的历史。书中还介绍了部分被掠至欧洲的圆明园遗珍的拍卖和收藏情况，包括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圆明园四十景图咏》，以及枫丹白露宫中的中国物品陈列馆的部分珍品图片。

本书从中国的现代性是后发的意识性，它的展开过程始终伴随着一种深深的困境意识，其表现为在肯定现代性的同时又质疑、诘难甚至反抗现性。本书希望在这种困境中理解中国现代性，从而思考中国现代危机的特性。 现代性（现代化）的总体叙事是中国一百年来最大的意识形态（“意底牢结”），中国文化的历史性精神在现代中国就是通过它来体验自身的，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的宿命。无疑，对存在的历史沉思不能回避这一意识形态。更何况，现代性的自我反思、自我理解的要求，在今日，已经更为迫切。历史地看，中国现代性意识已经成为进一步的自我反思与自我理解提供了资源。这是因为，中国的现代性是后发的现代性，它的展开过程始终伴随着一种深深的困境意识。 本书希望在这种困境意识中理解中国现代性，从而思考中国现代性危机的特性……

本书以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为主题，用图文结合的方式，介绍了台湾光复的历史。全书共分“割让篇”、“抗争篇”、“光复篇”3篇，计17章。“割让篇”记述了台湾被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割让给日本的历史；“抗争篇”记述了当时朝野和台湾人民对割让台湾所作抗争，以及台湾人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历史；“光复篇”记述了台湾光复和回归祖国的历史。全书文字共5万字，以时间为经，以事件和人物为纬；图片约400幅，与文字所述内容基本相配。书前与书后分别附有余光中的《乡愁》和于右任的《望故乡》两首诗。<

中国红十字会以博爱恤兵、扶危济困宗旨，在战争救炉、救灾救荒、社会援助诸多方面发挥了积极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近代中国历史舞台上扮演的耀眼的角色。但时至今日，尚无一部系统研究中国近代红会史的学术著作，这与中国红十字会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极不相称。本书的出版，应该说弥补了这方面研究的不足。全书共七章，力图全方位再现中国红十字会在不同历史时期“博爱人群”风采，特别是通过对红会从事的战地救护、赈济灾民、公益事业、国际援助、社会服务等人道主义活动及其社会影响的研究，提示“红十字精神”的深刻内涵，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史学研究的一部力作，这是一本关于中国近代文化及近代思想的研究的书籍，作者龚书铎教授对中国近代文化的特点、中国近代文化结构的变化、中国近代文化的历史地位以及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同时对嘉道年间、戊戌维新运动时期、辛亥革命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化的变化和特点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对刘开、夏炯、张之洞、孙中山的学术思想和文化观等进行了评析。

为了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湖北人民出版社以《1937：一名英国记者实录的日军暴行》为新的书名，重新出版《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该社恳切地希望我写一篇序言，我欣然地接受了这个任务。本书中文初版1938年由汉口国民出版社出版（1939年再版）。作者田伯烈（H．J．Timperley）是当时英国的著名记者。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后，他被英国孟却斯德导报（MANCHESTERGUARDIAN）派到中国报道战局。他来华之后，“发觉事态之惨，殊出人意料”，认为“这些凭据大有公诸世界的必要’，于是搜集了许多珍贵的材料和确凿的证据，以客观、公正、冷静的态度写成本书，打算将“日军如何对待中国平民的事实，向全世界公布”。本书译者杨明先生得到田伯烈即将离开上海返回英国准备出版本书的消息后，马上与田伯烈：商购中文译本的版权’。他怀着无比悲愤的心情，“日夜赶译，以期与英文本同时跟读者见面’’。郭沫若先生为本书中文译本慨然作序。他强烈地谴责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深刻地剖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劣根性，号召人们奋起“保卫祖国保卫人类、保卫文化”。中文译本出版时，恰逢中国全面抗战一周年。正如，译者昕说，这“是很有意义的一种纪念”。据有关资料称，本书除了中国版、英国版外，还有美国版、日本版、加尔各答版。在揭露日本侵略者的凶残面目，动员中国民众抵抗侵略者，号召全世界人民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并共同抗击法西斯势力等方面，本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这70年的时间里，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一次比一次猖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了中国东北。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妄图灭亡中国的重要步骤。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者出动100多万军队，在中国进行了野蛮的、疯狂的、惨无人道的大破坏、大掳掠、大屠杀。在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灾难的同时，日本侵华战争也使无数的日本人民家破人亡，痛苦不堪。日本人民同中国人民一样，同样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着两千多年友好交往的历史。即使在日军大举进攻中国的时候，日本人民也痛恨侵略战争，反对侵略战争。例如，本书作者田伯烈在序言中说：‘我应该向一位日本某军官表示敬意：去年9月初头，日机轰炸松江附近的难民车，无辜平民惨遭屠杀，当时这一位日本军官曾以私人资格，向我表示遗憾。”在抗战期间，一批觉醒了的日本军人组建了反战同盟，他们与中国人民一道战斗，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一批被俘的日本军人，经过教育，逐步认清了侵略战争的实质；他们回到日本之后，其中的许多人成了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的斗士。如今，中日两国人民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已成为两国人民的共同呼声和中日关系的主旋律，这种历史的发展趋势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但也应该看到，日本极少数人的军国主义思想依然没有根除。他们参拜靖国神社等劣行，不断地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一次又一次地损害了中日友好关系。隐患犹存，亚洲人民心怀疑虑。作为一名有幸参加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的老战士，我衷心地希望：中日两国间的战争永远成为过去，两国之间的和平长在，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长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只有中日双方对曾经存在的侵略战争都获得了正确的认识，才能确保历史的惨剧不会重演。为此，我向中共湖北省委领导同志提出建议，希望重新出版《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这本书，其目的，就是要把日本侵略者在华的野蛮罪行揭露出来，让中日两国人民及其子子孙孙从中记取历史的教训，不让中日两国人民再遭受战争的苦难。这个建议得到中共湖北省委领导同志的支持。《1937：一名英国记者实录的日军暴行》一书新增了200多幅历史照片（主要是1931年至1945年间的照片）。直观这些照片，广大读者可以更加清楚地知道：日军杀人手段之残忍，奸淫妇女数量之众多，抢掠财物之疯狂，破坏中国经济、社会之惨重，以及其他的种种罪行，在近代战争史上绝无仅有！除了以上所谈的以外，我还想再谈一点想法。爱国主义历来是动员和鼓舞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推动我国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1937：一名英国记者实录的日军暴行》的出版，无疑是给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提供了一部很好的教材。他们将从中国人民遭受侵华日军的蹂躏、摧残的历史事实中，感悟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和富强幸福来之不易，从而更加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祖国，更加努力地为中华民族的兴盛和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谨以此篇序言，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

这套书通过丰富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史料，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全面、真实地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占暨中国抗日战争中中，中国军民与世界反法西斯人民与日本军国主义在滇印缅战场上展开殊死搏斗，为了自己的国家、民族不受法西斯的蹂躏与践踏浴血抗争的史实。既再现了真实的残酷的历史，又讴歌了不屈的反法西斯人民。

《温故》是历史文化读物。它以今天的视角来追怀与审视过去，并为当下的生存与未来的发展提供一种参照。这就是所谓的“温故而知新”。本书大体上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1）对人类以往生存状态的追怀；（2）对历史的审视与反思；（3）对历史文化遗迹与遗留文本的重温。本书关注1926年胡适的“越界旅行”、顾颉刚与鲁迅的恩恩怨怨、梁漱溟与毛泽东的交往、关于费孝通的一件小事、沈昌文初涉出版业、梁小民的“长征”经历，并有许多个人的回忆。重新审视历史，关注社会进程。这方面保持特色，对国家的精神文明建设起到推动作。

天津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是开近代文明风气之先的城市，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天津“地当九河津要，路通七省舟车”，一直是首都北京的出海口和东大门。因此在近代中国没有哪一个城市像天津那样，遭受过如此众多的外来侵略；也没有哪一个城市像天津那样，紧紧地把城市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中国近代历上的每件大事都要进入海河来演绎，都要通过天津来彰显。天津城头的风云变幻，海河两岸的潮起潮落，实际上就是近代中国历史的缩影。近代以来，天津还是中国北方最早和最大的沿海开放城市，是中国汲取近代文明最理想的窗口，也是近代文明进入中国最便捷的跳板，所以很快便造就了天津引领中国近代文明的特殊地位，促使天津自19世纪六七十年代到20世纪初，出现了一大批“中国之最”。全书14万字共200余幅插图，选取的都是发生在天津而又与中国近代史紧密相联的人和事，重新展现近代天津的新风新尚，对帮助读者了解天津文明，认识天津文化具有极大的帮助。<

历史的辩证法反复昭示：发展不是简单的生长和增进，它往往不一定呈直线式进步，而是通过一系列螺旋式圈层实现的。这样“回复”便不总是重复往昔，而可能是一种上升的形式，是“唤醒”事物在其开端时即已蕴蓄着的可能性的一种形式。作为由具有自觉意识的人类创造的文化，也生动地展现着螺旋式的发展轨迹，如欧洲“文艺复兴”的崇尚古希腊、“宗教改革” 的服膺《圣经》，便是对“元典精神”的发展和再造，而欧洲文化正是在这种“回复”中赢得历史性进步的。这种向“文化元典”汲取灵感，获得前进基点的现象在中国也多次出现，著名的“古文运动”便是典型事例。考之以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这种“返本开新”、“以复古为解放”，即回归元典精神以求新变的情形也俯拾即是。当然，现代化是一个文化转轨过程，充满变异与新生，现代生活好比一台巨大过滤器，对往昔文化传统或放行，或阻遏，于弃取间行扬抑之道。近世中国人立足于文明转型和挽救民族危亡的社会实践，选择中华元典精神里的变通哲学、忧患意识、华夷之辨、革命观念和民本思想，并与外来西学的相关部分彼此激荡交融，从而锻造出在近世中国发挥巨大作用的社会变易论、社会救亡论、民族国家论、社会革命论和民主主义。可见，元典精神的选择性发扬和创造性转换，是近现代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一题旨，也是今人和后人所要反复探讨和力加实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