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本研究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历史学著作。作者在书中首先概括论述了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特征，并阐述了现代化的世界进程中文化保守主义产生的根源。其后作者以时间为顺序，对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文化保守主义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对于康梁学派、现代新儒家等学派都有独到的见解。

《文坛与文人》系《百年潮》精品系列，收入我国近代史、中共党史学界专家学者以及原党和国家领导人、老一辈无产阶革命家关于文化领域亲历事件的回忆以及论文三十八篇，涉及内容广泛，有周扬所谈鲁迅和20世纪30年代文艺问题、张光年日记中1981年批《苦恋》的前前后后，以及刘大年忆郭沫若、朱乔森忆朱自清、章含之忆章士钊，等等。由于作者曾亲历过历史或深入研究过历史，本稿所展示的历史事件生动而翔实，具有信史、实学、新知、美文四者融为一体的极佳特色。

这是一本非常具有可读性与可信性的历史学术普及读物，众多民国史专家探解民国史上六十余位各界名人的生死之谜、重大历史事件中的未解之谜，亲切晓畅的叙述中蕴涵了史学家深厚的学术积累、高广的学术眼光和最新研究成果，与读者共同体味历史变幻中的种种玄机。

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出现了许多关键性的人物，喜欢文史的朋友必要了解他们的人生、内心和性情。本书的妙处，正在于从他们的人生探究其斋号室名的内涵，揭示其隐秘的内心世界，进而折射出时代的风云变幻。绰号，往往是别人起的，反映的是别人眼中的社会形象；斋号室名，却多是自己取的，反映的是对真实自己的定位。后者正如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也是我们走近这些关键人物的捷径。从这个角度说，历史学者吴十洲博士的这本著作，实为应读之书。

中国有着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有着辉煌而悠久的历史，是世界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大约在8000年前，中华民族的先人就在黄河、长江和淮河等流域的广阔土地上，创造出了古代中国农业文明的雏形。 从夏朝开始，中国进入奴隶制社会。经过长期的融合与同化，中原民族和戎、狄、蛮、夷等周边少数民族，形成了夏、商、周三代绚丽多彩的文明。春秋战国之交，中国开始进入封建社会。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经过秦、汉两代的推进和魏、晋、隋、唐的发展，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到巅峰。 综观世界文明史，任何一种古代文明的形态，都没有像中国这样，有着数千年绵延不断、独立发展的悠久历史。透过中国所有这些发明创造与智慧结晶，不难看出中国古代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它对世界文化的推动与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

为了贯彻中央五部委文件精神，重庆市委、市政府决定开展系列活动宣传传统节日文化，进一进扩大传统文化特别是节日文化在人民群众的影响。为此，我们特别约请市内有关专家学者撰写了《中国八大传统节目》这部著作。本书紧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需求，构思独特，材料丰富翔实，见解新颖，主旨明确，表述深入浅出，融知识性、学术性、趣味性与可读性于一体，有较高的阅读和收藏价值。我相信，他们奉献给读者的这部著作必将为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积极倡导文明、和谐、喜庆、节俭的节日理念，努力发展健康向上的节庆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发挥积极重要的作用。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后人将它配合《春秋》作为解经之书，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它与《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但是，《公羊传》和《谷梁传》纯用义理解释《春秋》，而《左传》实质上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只是后人将它与《春秋》配合后，可能做过相应的处理。一些专门解释《春秋》“书法”而与史实无关的文字，显然是后加的。《左传》的作者，司马迁和班固都说是左丘明，并说他是鲁太史。有人认为这个丘明就是《论语》中提到的与孔子同时的左丘明。但对此，唐代以后颇有人怀疑，现在一般人认为是战国初年无名氏的作品。其记事年代体与《春秋》相当，只是后面多十七年。与《春秋》的大纲形式不同，《左传》相当系统而具体地记？稣庖皇逼诟鞴恼巍⒕隆⑼饨坏确矫娴闹卮笫录？作为一部历史著作，《左传》有鲜明的政治与道德倾向。其观念较接近于儒家，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书中虽仍有不少讲天道鬼神的地方，但其重要性却已在“民”之下。如桓公六年文引季梁语：“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庄公三十二年文引史嚚语：“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此类议论，都是作者所赞同的。诸子散文（尤其《孟子》）也有类似的议论，可以看出这是春秋战国时代一种重要的思想进步。但应该看到，所谓“民本”思想是有具体背景的。在春秋战国大兼并的时代，“民”作为财赋和士兵的来源，其人口众寡直接关系到国力的盛衰。而当时北方诸国，仍处于地广人稀的状态；国与国之间，也不存在封锁的疆界，“民”可以自由迁徙。故争取民众，甚至比占领土地更为首要。《孟子》记载，梁惠王对“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很感焦急，便是此意。说到底，这还是从统治者的利益来考虑的。作者所信奉的准则始终贯穿于对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评述，可谓褒贬分明。书中不少地方揭示了统治阶级中某些人物暴虐淫侈的行为，也表彰了许多忠于职守、正直和具有远见的政治家。总体上说，作者要求担负有领导国家责任的统治者，不可逞一己之私欲，而要从整个统治集团和他们所拥有的国家的长远利益考虑问题，这些地方都反映出儒家的政治理想。但是，试图用简截鲜明的道德观念评价复杂的历史，难免要遇到麻烦。最明显的，对于各国间频繁的战争，作者总是要首先辨明双方在道义上的曲直是非，并将此同胜负结果直接联系起来，企图说明正义之师必胜的道理。然而事实上，当时的战争多是因各国间争夺土地与人口而发生的，如果一定要以简单的儒家道德标准衡量，只能如孟子所说“春秋无义战”；且一场具体战争的胜负，也很难归结于道义上的原因。因而作者勉强作出的评述，常显得迂腐可笑。如晋楚城濮之战，晋文公为诱敌深入，助长敌方的骄傲懈惰之气，故意“退避三舍”，这本是一项巧计；书中却指责楚军统帅子玉步步进逼作为国君的晋文公，是“君退臣犯，曲在彼矣”，故不能不失败。这不但毫无道理，亦不能适用于其他类似的情况。《左传》虽不是文学著作，但从广义上看，仍应该说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叙事性作品。比较以前任何一种著作，它的叙事能力表现出惊人的发展。许多头绪纷杂、变化多端的历史大事件，都能处理得有条不紊，繁而不乱。其中关于战争的描写，尤其为后人称道。写得最为出色的，便是春秋时代著名的五大战役。作者善于将每一战役都放在大国争霸的背景下展开，对于战争的远因近因，各国关系的组合变化，战前策划，交锋过程，战争影响，以简练而不乏文采的文笔一一交代清楚。这种叙事能力，无论对后来的历史著作还是文学著作，都是具有极重要意义的。《左传》所记外文辞令也很精彩。这一类文字照理应该有原始的官方记录作为依据，但必然也经过作者的重新处理，才能显得如此精炼、严密而有力。与《尚书》乃至《国语》所记言辞相比，差别是很明显的。最突出的例子，要数“烛之武退秦师”一节。整篇说辞不到二百字，却抓住秦国企图向东发展而受到晋国阻遏的处境，剖析在秦、晋、郑三国关系中，秦唯有保全郑国作为在中原的基地，才能获得最大利益，于是轻而易举地瓦解了秦晋两大国的联盟，挽救了已经必亡无疑的郑国，至今读来，仍是无懈可击。这是世界外交史上运用地缘政治学的一个很早的杰出范例。从文学上看，《左传》最值得注意的地方，还在于它记叙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时，不完全从史学价值考虑，而是常常注意到故事的生动有趣，常常以较为细致生动的情节，表现人物的形象。这些都是显著的文学因素。一般说来，史籍记载中，愈是细致生动的情节，其可信程度愈低。因为这一类细节，作为历史材料的？壑挡淮螅诜⑸牡笔被蛏院螅膊淮罂赡鼙蝗缡档丶窃叵吕础Ｓ绕？所谓“床笫之私”、“密室之谋”，更不可能是实录。由此我们可以推想：《左传》作者所依据的材料，虽主要出于史官记录，但也有不少原来就是社会上以各种方式流传着的历史故事，其中已经包含了若干虚拟的成分；在完成这部著作的过程中，作者又根据自己对历史的悬想、揣摩，添加了不少内容。当然，这种虚拟和揣摩，不同于小说、戏剧的虚构，它是完全依附于历史的，是为了更好地表现历史，并表现作者的历史观念。但不能够说，这里就没有追求一种“故事趣味”以满足作者自身和读者的搜奇心理的潜在意识。人们对故事的兴趣，是产生文学的基本动力之一；故事情节、人物描写，也是小说和戏剧的基本要素。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小说与戏剧的产生相当迟，但与此有关的文学因素，却不可能很迟才出现。只不过它借了历史著作的母胎孕育了很久才分离出来。而《左传》正是第一部包含着丰富的这一类文学因素的历史著作，它直接影响了《战国策》、《史记》的写作风格，形成文史结合的传统。这种传统既为后代小说、戏剧的写作提供了经验，又为之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左传》的作者，司马迁和班固都说是左丘明，并说他是鲁太史。有人认为这个左丘明就是《论语》中提到的与孔子同时的左丘明。但对此，唐代以后颇有人怀疑，现在一般人认为是战国初年无名氏的作品。其记事年代大体与《春秋》相当，只是后面多十七年。与《春秋》的大纲形式不同，《左传》相当系统而具体地记述了这一时期各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重大事件。本书从《左传》中选出三百多个精彩的历史故事，用通俗易懂的平实语方娓娓道来，传达出古代先人的智慧、勇气、精神与风采，引领青少年读者感受那已经远去了的文明留给今人的无尽的财富、自豪与尊严。著名画家为故事配上了精美的插图，直观形角地高扬出原著的精髓与神韵。

新世纪已如平常，满眼望去，时光流水浸淫了太多的喧嚣奢华，行走者乐于浮光掠影游历八方。但匆忙间，很容易轻慢了人文的精微，省略了地理的博大；错失了历史的厚重；疏忽了自然的造化……《探索·发现》，一个年轻沉实的团队，一个日播的纪录片栏目，在2001年夏天悄然登场。从一开始，《探索·发现》就不想毫无个性，随波逐流。用眼睛和镜头去捕捉稍纵即逝的影像，更用心灵与思考去咀嚼冷暖沉浮的人生，追溯岁月，感悟文明，探索未知，挽留记忆……《探索·发现》，严谨、平和、厚重、内敛，潜心营造中国专以自然、历史、地理、文化为描述对象的大型纪录片栏目。“在未知的领域努力探索，在已知的领域重新发现”就如同《探索·发现》的标记。

本书重点解读了20世纪30年代撰写和发表的记述红军长征的8篇著作，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记述长征的首批著作，是宣传和研究长征史的核心文献资料。这些著作真实、系统、全面地记叙了红军长征的艰难历程，塑造了众多红军领导的英雄形象，生动描写了红军将士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书中"长征亲历者口述文档篇"是本书作者积20余年研究长征资料的汇总。这些篇目基本囊括了70年来"长征口述文档篇"的主要内容，由此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口述长征史的基本脉络。为了加强史料性，本书配有插图270幅，有许多珍贵资料图片是首次发表。"长征亲历者口述文档篇"，是研究长征不可缺少的重要基石，知悉、掌握这些情况，对全面理解和深入研究长征大有裨益。本书前言长征，一个讲述不完的故事（代序）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人类战胜艰难困苦的英雄史诗，是世界战争史上的不朽丰碑。而一部长征史，却由于自然环境险恶、军情紧急又特殊，留下的文献档案极少。红一、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甚至没有留下一张照片。因此，关于红军长征史，今天人们所了解的，绝大多数来源于红军将士的回顾和记述。从长征口述史的概貌看，可主要划分为3大块：其一为毛泽东、陈云等中央领导人口述长征。其二为长征将士群体口述长征史。1936年8月5日中革军委主席毛泽东和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给各部队和参加长征的红军将士发出电报和书信，为编辑出版“长征亲历记”征稿。编者从征集到的200多篇文章中精选出100篇，定稿时名为《二万五千里》，作者多是亲历长征的红军中高级将领。1942年正式出版时的书名为《红军长征记》，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编印。其三为新中国成立后撰写发表的回忆文章和传统教育材料、报告，主要有周年纪念回忆文章、将帅回忆录、地方史采访记录等等。目前，当年亲历红军长征的在世老人都已高龄，有关长征的口述史基本上可以说是到了最后“封顶”阶段。这些口述长征的文章已成为历史馈赠给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是研究长征不可缺少的重要基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解放军出版社适时推出了《谁最早口述长征——20世纪30年代红军长征史珍本解读》一书。本书编著者陈宇重点解读了20世纪30年代撰写和发表的记述红军长征最具影响的几部著作，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记述长征的首批著作，是宣传和研究长征史的核心文献资料。它们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第一个长征报告——解读陈云《报告》和施平《英勇的西征》；陈云假托军医之口说长征——解读廉臣《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国记者报道红军长征——解读范长江《成兰纪行》和《陕北之行》；系统介绍长征的经典连载报道——解读杨定华《雪山草地行军记》、《由甘肃到山西》；直接见证红军长征的外国人记述长征——解读勃沙特《神灵之手》；国内最早详细介绍长征全程的文章——解读幽谷《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外国记者最早采访长征将士的口述史诗——解读斯诺《红星照耀中国·长征》；红军将士群体撰文回顾长征——解读红一方面军编《二万五千里》。真实性、史料性、权威性，是本书选文的亮点。最早口述长征，意谓着离长征最近，对一些具体史实的描述，可能就更真实而清晰。如本书的开篇之作，陈云同志的中国共产党人向共产国际所作的第一个关于长征的报告，其重要的史料文献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史学界以往对陈云在1935年6月从长征途中的大渡河畔抽身离开红军队伍赴莫斯科的情况，应当说是比较清楚的。然而，对陈云是如何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和红军情况的，报告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多年来一直没有找到文献记载。1996年，我国驻俄使馆的工作人员受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委托，在俄罗斯社会科学院远东所的协助下，终于从俄罗斯国家档案部门保存的有关共产国际档案中，找到了1935年10月15日陈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央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俄文记录稿。2001年第4期《党的文献》，又发表了新近发现的陈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其史料价值的重大仅从解密遵义会议的情况就可见一斑。红军长征路上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但长期以来对这次会议中的一些问题一直模糊不清。直到这次会议召开后的近半个世纪，党史界对会议的具体内容还没有完全弄清楚，核心问题就是鲜见有文献资料。陈云的《报告》，把遵义会议决定的最主要的内容作了介绍，这就是，彻底纠正了第五次反“围剿”最后阶段与长征第一阶段中军事领导人的错误，“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这里所说的“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指的是博古和李德。陈云的这个《报告》，进一步印证了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40年代和80年代作出的两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关于遵义会议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地选录讲述红军长征的原始记录，是本书别具特色之处。如本书所选陈云的文章既有《报告》，又有他赴苏前，在1935年8月于上海以“廉臣”之名而作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他巧妙地假托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之口（很可能是考虑到了如何在国内应付国民党军警特的盘查，以便将此文顺利带出国境），详细生动地记叙了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行至川康交界之天全、芦山期间的传奇经历，是较为系统记述长征的范文。在新中国建立前后的红色史著中，多把此文当作经典文章刊载。该文有许多生动的细节描写，如毛泽东在长征途中救济贫穷老妇的感人一幕；如红军仅凭6只破烂之船渡过金沙江。如果不是亲眼目睹，很难令人相信。试想千军万马，没有严密的组织，稍不小心，小船就会被湍急的水流所倾覆，而船只稍有损失，就会大大延误渡河时间，红军彻夜渡河，而无任何闪失，怎不令人慨叹哉！全文写得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极具可读性和感染力。展现了陈云很高的文学修养。本书选文既有红军将士的记述又有如范长江等记者的采访见闻，还有直接见证红军长征的外国人记述的长征。1935年，在中国工农红军进行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后，年仅26岁的范长江，为了深入了解红军北上抗日对于整个中国政治动向的影响，以天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只身赴大西北进行实地考察和采访，开始了他著名的西北之行。他历时10个月，行程4000余里，取得了丰硕成果。不久，当这些通讯报道结集为《中国的西北角》出版后，出现了读者抢购潮，“未及一月，初版数千部已售罄，而续购者仍极踊跃”。接着数月内，此书又连续再版7次，一时风行全国。范长江从记者的角度真实、公正、客观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行踪和影响。1934年10月初，勃沙特等外国传教士在贵州黄平县旧州被转战中的红军第6军团当作“间谍”扣留。在随军生活1年多后，1936年4月他被释放，几个月后他撰写了有关这段经历的回忆录《神灵之手》，于同年12月在伦敦出版。该书比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早一年在伦敦出版发行，是第一部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著作。提供著作的背景资料，引入相关的研究成果，一一解读所选之文，是本书的导读功用。多年来长征口述史的研究和发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有的已直接凝固为长征史，有的链接了已知史实之间的空段，有的拾遗补阙，极大地弥补了原有史料的不足。而佐证长征史的研究也有了拓展，通过互相印证，校正偏差，纠正了一些几成定论的谬误。加之编著者为研究和写作曾八访长征路，作了一些细致的考证。这些都为本书历史文献资料的汇集、注释和解读提供了帮助。本书还专门附录了“长征亲历者口述文档篇”。所列篇目基本囊括了70年来口述长征的主要作品，由此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口述长征史的基本脉络。为了增强读者的感性认识，本书配有插图270幅，有许多珍贵资料图片是首次发表。诚如编著者所言：“长征亲历者口述文档”是研究长征不可缺少的重要基石，不掌握这些资料，就无法全面了解长征，更谈不上深入研究长征。长征，是精神力量之宝藏，有着讲述不完的故事。我们可以展望，随着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各项纪念活动的展开，人们必将更多地关注长征事件、关注长征精神，也必将更多地关注记述长征的著作！

《清代宫廷生活》是第一本全面而彻底介绍宫廷生活的图书，内中收录大量至今尚未发表过的宫廷文物。清宫用品，奢极豪华，价值连城，其工艺也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堪足鉴赏。全书通过故宫博物院藏存的皇室大量生活用品、珍贵文物和历史文献，结合现存宫殿布置，对清宫生活中大至典礼、政务、武备、巡狩等政治活动，小至起居、服用、游乐等日常细节，甚至宫中的习俗信仰，均做了全面而彻底的介绍，使读者对中国最后一个皇朝的宫廷生活，进而对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帝制和皇室生活状况，有具体细微的认识。紫禁城宫殿，现在的北京故宫博物院，原是明、清两代的皇宫，是当时的政治中枢，又是皇室居息的禁地。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皇朝——清朝——被推翻后，宫殿的前部成立文物陈列所，后部仍为清逊帝溥仪所居。直到1924年国民军逼宫，清皇室后人始离开这生活了二百八十一年的紫禁城宫殿。难能可贵的是，其间虽屡经动乱，原宫中各种生活用品，尤其是清代遗物，尚大致保存完好，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宫廷用品是构成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的另一方面的重要内容，也是其能睥睨中外博物馆的重要原因。为了揭开宫廷生活的历史面目，公之于世，北京故宫博物院和香港商务印书馆继《紫禁城宫殿》和《国宝》的合作，续投入更大人力物力财力，编辑出版这本《清代宫廷生活》。它的出版，也标志着北京故宫博物院三大内容的综合介绍得以完整。本书通过故宫博物院藏存的皇室大量生活用品、珍贵文物和历史文献，结合现存宫殿布置，对清宫生活中大至典礼、政务、武备、巡狩等政治活动，小至起居、服用、游乐等日常细节，甚至宫中的习俗信仰，均做了全面而彻底的介绍，使读者对中国最后一个皇朝的宫廷生活，进而对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帝制和皇室生活状况，有具体细微的认识。除紫禁城而外，清代皇室活动范围所及，如北京地区的离宫别苑，热河、南京，扬州、无锡、苏州、杭州等地的行宫以及清帝南巡北狩的遗迹，在本书中也都一一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