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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由国内著名近代史研究专家共同执笔。全书分七章叙述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共80年的历史发展进程，吸收了近年来新的研究成果，补充了一些有关近代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状况以及清朝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方面的内容。1977年7月初版，曾进行4次修订，在高等院校的历史教学和广大读者中产生了良好影响。本书荣获第三届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

“塞防”与”海防”之争同治十三年（1874）夏，直隶总督李鸿章以”海疆备虚”的理由，奏请朝廷暂罢西征，移”西饷作海防之饷“。李的主张得到了许多官吏的支持，一时间暂罢西征之声响动朝野。主张暂罢西征，加固海防的根据有5条：1、边防不如海防重要和紧迫，因为北京距海岸近，而新疆则离京师远。2、由于财政拮据和新疆之役的胜算毫无把握，这就不得不重新考虑此役是否可行：3、新疆土地贫脊，不值得花这样高的代价去收复它。4、新疆的周围都是强邻，不能长期固守。5、缓期收复新疆并不是要放弃这片土地，只不过是保存实力以待他日的权宜之计。左宗棠力排众议，反对以牺牲“塞防”来保全”海防”，他认为”塞防”与”海防”是相关的两个侧面。“塞防”不整，或弃而不守，俄国人就会得寸进尺，反过来又激励西方列强对海防的骚扰。另外，沙俄与西方列强比较，对中国的威胁更大。因为俄中有共同的边界，西北一旦丢失，日后非但收复困难，而且还会殃及蒙古，等到那时，京师便有卧榻之忧。接着，他又从3个方面分析了实施西征战略的可能性。首先从国际形势看，西方列强暂时不会在我国沿海挑起战衅，相反倒是”关外贼氛极炽”，着眼于防务大计，”收复新疆有燃眉之急”。其次，从战略利益看，收复乌鲁木齐、阿克苏刻不容缓，尤其是乌鲁木齐不在手中，新疆就无总要可扼。天山南北两路，向有富八城、穷八城之说，北自乌鲁木齐、南自阿克苏迤西，土地肥沃，物产丰饶，富八城尽在此一线。如果取用那里的财物，足可供养在新疆”分屯列戌之兵”，退则自保无虞，进则收复全疆。如果中辍此役，等于把新疆拱手让于外人。再次，从敌我力量参详，新疆敌氛虽炽，但盘踞在乌鲁木齐一带的敌人，能战人数，至多不过数千。剿而灭之，当不在话下。倘若一味姑息，再加上英、俄、土耳其的国际背景，久置不问，必成大患。李鸿章与左宗棠都是位显权重的封疆大吏，两人在”塞、海”之防的问题上意见相左，一个强调”海防”重于“塞防”，一个主张”塞防”、“海防”并重，弄得光绪皇帝疑虑重重，举棋不定，要军机处慎重讨论。节骨眼上，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文祥公开表示支持用兵新疆，一下子扭转了形势。就这样，一场历时数月的”塞防”、”海防”之争，终以左宗棠等人的胜利而告结束，用兵新疆已成定局！西线鏖战正紧，东线清军利用空隙进行了调整补充。1885·年1月，法国政府增派援兵8000余人抵达越南；1月底法军集结完毕；2月3日，法军以陆军准将尼格里率领第二旅为第一梯队，陆军上校约翰巴索利率领第一旅为第二梯队，恶狠狠地向东线清军扑来，一路长驱，连克谅山数地，前哨直抵镇南关隘，探骑入内10余华里，只是担心战线拉长，首尾难顾，才止住了脚程。2月25日，法军炸毁镇南关的城墙以及附近的工事，退守文渊、谅山一线。撤退时，尼格里在镇南关的废墟上，竖一木牌，上面写道：”广西的门户已不再存在了”，气焰嚣张之极。国门洞开，边陲吃紧，散兵、难民蔽江而下，广西全境人心惶惶。就在这危急时刻，老骥伏枥的冯子材率部向镇南关挺进。一路上，他收容溃军，编组营伍，团结各部，严明军纪，被众兵勇公推为前线指挥，举凡湘、淮、桂、粤各营，都受其节制。于是，镇南关前线又恢复了统一调度，各部重振旗鼓，士气高涨，当地军民在法军竖立的木牌旁也竖了一牌，上面写道：“我们将用法国人的头颅重建我们的门户。”冯子材年前被朝廷重新启用，任命为广东高、雷、钦、廉四府团练总办。1884年9月2日，他上书两广总督张之洞，主动请缨，要求率部从广东进入越南，开辟新的战场，以配合滇、桂各军作战。12月3日，冯子材在钦州加紧备战并建立萃军18营，12月17日誓师出发，开赴广西前线。1885年1月20日，萃军抵达龙州。2月25日，冯子材受命帮办广西军务，获得了指挥东线各军的实权。冯子材深感任重，亲率萃军9营驰赴前线，踏勘镇南关地形，决定将部队安扎在距城10里的关前隘，利用这里的险峻，坚守阵地，伺机反攻。3月上旬，清军集中了90余营近4万人的兵力，沿镇南关至龙州一线布防，以阻止法军突进。关前隘是前沿的主阵地，冯子材把萃军的10营精锐布置在长墙、东岭，另派总兵王孝琪守西岭。同时，冯还在兵力配备上组建了第二梯队和总预备队，形成多梯阶的纵深防御体系。23日，法军整队来到关隘阵地，双方展开激战，”枪弹积地盈寸，彼此死伤相当”，至夜仍在对峙。24日清晨，大雾弥漫，人影绰约，法军利用装备上的优势，在开花大炮的掩护下，进逼长墙，清军阵地出现了缺口。冯子材见状，不顾生死安危，带着两个儿子冯相华、冯相荣扑向法寇。全军官兵为之一振，人人争先，奋勇杀敌。据史料所载：当时”贱炮声震天，山谷皆鸣。贼竟薄长墙，或已越墙而入。冯与苏（指苏元春）誓死决战，告于诸统领日：“凡败逃者，不论何军皆诛之。于各隘设卡。冯年已七十余，以帕裹首，赤足草鞍，持子大呼跃出。诸军将领见冯如此，俱感奋力战”（汪康年：《克服谅山大略》）。经过激烈的肉搏，冯子材夺回了关前隘的全部阵地。期间，当地的越南民众给予了密切的配合，他们一面通风报信，一面不断地骚扰和偷袭闯关法军，使侵略者惶惶如丧家之犬。谅山敌首尼格里闻讯调兵增援，途中被冯子材埋伏的王德榜军截杀，败得落花流水。这样一来，孤军深入的闯关法寇就成了瓮中鳖、网中鱼，进不得，退不成，结果1000多士兵，几十名军官，尽数被歼。26日，冯子材率军进入文渊。28日，挥师进攻谅山，重创法寇，尼格里负伤逃逸，镇南关战役全线告捷。与此同时，黑旗军在临洮也大败法军，接连收复了广威府、黄冈屯、鹤江与老社等地。3月29日，冯子材乘胜追击，31日收复谷松、屯梅：郎甲、船头、北宁指日可得。因为兵败如崩的法寇，此时丧尽勇气，已到了闻风（冯）而溃的地步。麦克纳尔在《现代中国历史选读》一书中说：”东京战争的最后一战是法国军队的失败，紧跟着就是一阵显然是由于尼格里将军的受伤而引起的惊惶失措。当时，法国军队在草木皆兵的情况下，造成了一个秩序紊乱的溃退。”……

1844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炮声初息，惊魂甫定的清王朝正在为”万年和约”而换来的边陲义安倍感庆幸，12年后到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显得那么突如其来。祸根是清政府协同侵略者一起埋下的。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其中1844年，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清廷与美国签订了《望厦条约》，条约中有这么一条：“至各口岸，隋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中法《黄埔条约》中也有类似款项。谁也没有想到，12年后，西方列强真的来要求”修约”了，更让清政府始科不及的是：更大的灾难已经降临。尤其是英国，是列强中”修约”的热心者，但中英之间的3个条约中没有12年后修约的内容，所以它挖空心思，终于在《虎门条约》里找到这样一句：“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国人一体均沾。”这就成了不成依据的依据。于是英国与法国、美国联手，向清政府提出全面修改《南京条约》，要求中国全境开放通商、鸦片贸易合法化、外国公使常驻北京等要求。掌管中国主权的是年轻的咸丰皇帝，有着传统的抵拒西人的思想，他在上谕中布置对策：据理开导，以“绝其觊觎之心”，“逐层指驳，以杜其无厌之求”。并且规定只准常驻广州酌钦差大臣一人办理夷务，这种手段叫“羁縻”。英、法、美三国的无理要求事实上已被清政府所拒绝，文的不行来武的。1856年2月，法国借口”马神甫事件”（又称西林教案）向中国交涉，战争的借口，用大炮轰击广州，终因兵力不足撤出广州。第二年任命额尔金为全权专使，率领了一支海陆军来中国，与法国政府共同行动。1857年12月，英法联军5600余人在珠江集结，美国公使列威廉和俄国公使普提雅廷参与了合谋侵华的卑劣行动。叶名琛是以钦差大臣身份主持对外事务的两广总督，面对联军的入侵，”以渊默镇静为主，毫无布置”，奉行”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政策，不能不说这种政策是空前绝后的，在19世纪的中国，这确实有其深刻的历史韵味。他的”雪大耻、尊国体”之心与林则徐相近，但其”手一卷书危坐，笑而遣之”的心境背后，却是中国与西方之间惊人的历史差距。次年春，英法联军北上攻陷了大沽，兵临天津。惊慌失措的咸丰帝屈服于武力，与英、法、美、俄四国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条约主要内容有：允许外国公使常驻北京：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南京等11个城市为通商口岸：外国人可往内地游历、通商、自由传教：对英国赔款银400万两，对法国赔款银200万两等。《天津条约》的后果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众多的条款中尤其令咸丰帝不满的是外国公使驻京一条，因为他最舍不得丢弃的东西不是金钱，不是国土，而是中国帝王在洋人面前的固有颜面。于是他派桂良去进行交涉，宁愿以免除关税来撤换公使驻京等条款，西方列强不仅不同意，并且还坚持要在北京换约。1859年，战事因换约再起。第二年，联军侵入北京，6月22日，咸丰帝带领后妃及一批官员仓皇逃往热河，留下其弟弟恭亲王奕沂负责议和。在更为苛刻的条件下，中国同英、法、俄三国分别签订了《北京条约》。《北京条约》除承认《天津条约》完全有效外，还增加了增开天津为商埠，割让九龙司地方给英国、准许华工出国等条款，向英、法赔款银亦各增至800万两。与此同时，俄国则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及《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侵吞了我国144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这场空前的浩劫，时人称之为”庚申之变”，比起20年前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浑浑噩噩的天朝旧梦即将结束。面对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有识之士大声疾呼，这是“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自气莫不冲冠发上指者，则今日之以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再不发愤图强，“我中华且将为天下万国所鱼肉，何以堪之！”与此同时，处在太平天国起义风暴震撼和西方列强侵夺讹诈双重挤压之间的清朝统治者，更有朝不虑夕、岌岌可危的切肤痛感，也在作调整策略的思考，以求从根本上应付这个李鸿章所说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摆脱内外交困、江河日下的统治危机，在这场变局中，居于中央统治阶层的奕沂、文祥、桂良因谈判而同侵略者频繁交往，地方官僚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则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与西方人也有广泛接触．在这种交往与接触中，他们逐渐形成了大体相似的一种主张，即只有通过引进效法西方的船炮技术和一些先进的工艺以增强军事与经济实力，才能有效地掌握平内乱御外侮的主动权，从而达到确保清朝统治的目的。这样一批思想相近的人们，时人称之为洋务派；他们在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初所倡导的一系列学习西方，引进先进技术，创办以求强、求富为目的的军事、民用工业的洋务事业，称之为洋务运动。可以看出，洋务派的产生是炮口下两次震撼的产物，历时四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不仅触及中国遥远的边陲，而且它实实在在地把恐惧与灾难带到了中国社会的中枢，使夷夏之防完全崩溃了。用”夷”来泛称华夏以外的人和事，从孔夫子以来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因为夷夏属于不同的文化层次，所以该称谓逐渐内化为一种文化不平等的鸿沟。明清之际，欧洲人远渡重洋而来，“夷”的范围扩展了，这些氨基那人也被称为夷，如“红毛夷”、“白夷”等，他们所带来的东西往往在前面加上一个“洋”字，如“洋元”、“洋药”等等。这些称谓背后则反映出“万方来朝”、“四夷宾服”的天朝大国的传统观念。西方人早已察觉到“火”背后的深刻内涵，提出”夷字不美，嗣后望勿再用”。结果是《南京条约》、《虎门条约》等条约、照会中没有再出现”夷”字。但在清朝内部官方文件和私家著述中，”夷务”等字样比比皆是。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签订的《天津条约》中才正式作了明白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英国官民，自不得题书“夷”字。这种从夷到洋使用上的转变，体现了一种中国传统观念上的重大变化。……

《1937：淞沪会战》（山东画报出版社）以独特的视角、图文并茂的形式再现了战争的惨烈、悲壮场景。撰述者以时间为序对战争进程进行了细致的叙述，叙述中不断穿插引用历史亲历者和见证者的记录和评论片断，使其内容更加丰富。本书对战争中起重要作用的人物的描述更注重真实，“虹桥事件”后，国民党政府被迫选择与日作战。而后一个个我们耳熟能详的“英雄人物”相继登场亮相，但态度决定着行动，也决定了战争的胜败。所以书中“为什么”的问题一条条地被提出、被阐释、被论证。淞沪会战于8月13日开战，开始阶段，中国军队以迅猛的动作，围攻扫荡上海市区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战斗异常激烈，发展到逐巷逐屋争夺战，而日军则利用早就筑好的坚固工事和优势火力拼死防御。由于武器装备和地面部队与空军配合方面的原因，加之缺乏攻坚知识与经验，战斗进程却和预想的有很大出入。遗憾的是，中国军队在战斗处于优势的情况下，三次被蒋介石莫名其妙地命令停止进攻，错失战机。日军则在增援部队陆续登陆和舰船炮火的支持情况下，逐渐摆脱被动局面，并在罗店与中国军队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争夺罗店是淞沪会战至关重要的一场战斗，在军事上罗店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罗店争夺战已经由围攻上海市区的日本海军陆战队，转为了抗击登陆日军的作战行动。至此，淞沪会战进入了一个更为惨烈的阶段。战斗中，中国军队的进攻，迅猛激烈，战士们浴血奋战，顽强抗击，造成日军伤亡惨重，给了日军以料想不到的沉重打击。但是，日军在重型火炮、舰炮、坦克、飞机的支持下，对我阵地狂轰滥炸，给中国军队造成巨大的伤亡。由于中国军队武器装备与日军装备的悬殊，四次罗店争夺战最后功亏一篑。在形容罗店之战时，日军把罗店称为“血肉磨坊”。中国军队把罗店争夺战称作“一寸山河一寸血”。其中最令人费解的原因是“饿死的比战死的还多”，冯玉祥在其《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中说：“……与其说日本军队能打仗，还不如说我们是因为饿的缘故。”巨大的伤亡，力量的悬殊，淞沪会战使中国军队进入到守势阶段，战争进入了最困难的阶段。这一阶段引出了一个流传久远的英雄故事，这就是八百孤军坚守四行仓库。四行仓库的战斗，八百孤军的事迹，鼓舞着每一个中国人。日军不断向上海增援部队，火力和攻击力进一步增强，而中国军队战斗力严重削弱，付出一个师的兵力投入战斗几天仅剩三分之一兵力的代价，守势作战成了问题。而退却也成了不得不做出的选择。但由于蒋介石的迟迟未决，撤退的良机也丧失了，结果演成了一幕溃退大悲剧。因为大军撤退是比进攻还要复杂的军事行动，如仓皇后撤，怎能不乱？淞沪会战带给我们的思考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述的，其背后所隐含的种种历史细节，远不像中学历史教科书上的简短的叙述文字那么简单。也许我们惟一能做的，就如本书封面上的文字：：：“记住这场68年前发生在上海的战争，记住那些在战争中为国捐躯的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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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略军在第二交世界大战期间对于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南京大屠杀，细菌化学武器的武器的滥用，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近年来，在抗日战争研究，学术界又取得了新的成果。《鸦片：日本侵华毒品政策五十年（1895－1945）》将揭露包括日本对台湾的鸦片“渐禁”政策、日本对伪满洲国的鸦片统制、日本对华北的鸦片统制等不为人知的日军在中国的毒品政策。从这些铁一般的事实中，我们更应牢记历史，严禁毒品，振兴中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4年卷）》延续近代史所历年青年学术论坛的特点，着重对近代史上的一些新领域、新问题、新材料进行了探讨，创新是其最大的特点。本卷所收文章既有探讨近代政治发展问题的，也有探讨近代地方官吏与维新关系的，还有探讨有关慈善与救济问题的。许多问题均是以往研究较少注意的，或者完全没有研究。因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4年卷）》对于推动近代史研究领域的拓展，对于扩大人们的研究视野，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当我们用这本论文集与前几集进行对比的时候会发现，以前频频露面的一些年轻学者的名字不再出现了，因为他们逐渐离开了青年学者的队伍，已经成熟了起来。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新的名字和新的研究领域，表明我们研究所青年学者的队伍在不断地更新变化，这标志着我们研究所的活力与希望，令我们感到欣喜与欣慰。

本书用历史事实说明从战场到后方，从农村到城市，从生活到经济，从舆论到思想，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让我们回顾1948年中国经历的风风雨雨。如果说1947年是转折的一年，1948年则是决战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中国的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当年下半年连续进行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国民党的重兵集团被解放军一个个歼灭，国民党方面完全丧失了进攻的能力，转而求和。共产党则更加坚定了决心，要打过长江，夺取全国的胜利。本书用历史事实说明从战场到后方，从农村到城市，从生活到经济，从舆论到思想，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让我们回顾1948年中国经历的风风雨雨。

今年是五卅运动80周年，出版《五卅运动史料》第三卷，与先前已出版的该书第一、二卷组成《五卅运动史料》的完整系列，是对五卅运动的最好纪念。第三卷由两部分组成，《五卅运动史料》第四部分：五卅运动在全国各地的展开、侨胞和国际支援；第五部分：帝国主义、军阀政府对五卅运动的镇压和破坏。所辑资料是当时各地的报刊、各国往来电文、照会和军阀政府的通告。其实反映了五卅运动的规模、影响和帝国主义、军阀政府镇压的背景，对研究党史、近现代史、工运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