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这一刻，注定将被承受巨大战争灾难而终获和平的民族及其后代，以及一切反对战争、珍惜和平之士，深深牢记。本书以八一五这一历史瞬间为聚焦点，选择了中国的解放区、国统区、敌占区，朝鲜半岛、日本、苏联、欧美等多个视角，对八一五日本宣布投降前后的世界历史局势变化进行了全景而又细致的扫描。为了让读者更切近地感受到昨日的历史，除了文字叙述之外，我们着力肝撷了大量的历史图片、档案、文献资料，并根据内容进行了有机的组合和编排。为了让读者从多个层面理解这段历史，我们还专门设计了“读史有感悟”、“焦点人物”等栏目，同时还为希望了解更多相关知识的读者准备了深度阅读书目。我们期望能掸落60年时间的尘土，把昨日的历史重新呈现给广大读者。我们期望读者们能穿透时空重新体验决定历史的瞬间，并由此更加珍惜今天的和平！

68年前，侵华日军在南京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我被俘军民惨遭杀害者达30万人以上。在有计划有组织地大屠杀的同时，日军还疯狂地奸淫、抢劫、焚烧和破坏，使南京人民蒙受了无比沉重的灾难。“就一个幸存者来说，我并不愿纠缠以往，去回忆那一幕幕可怕的情景，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在日本，企图否定南京大屠杀暴行者大有人在，他们对南京大屠杀存在的定论进行恶毒的攻击，像对待当年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土地上挑起战火一样，我将坚决战斗到底。”这是一本真实记录侵华日军血腥暴行的书，以作者的亲身经历向日军提出强烈控诉。更让人动容的是，这洋洋洒洒20万字竟然是一位82岁的老人———林长生耗费十年时间所著。<

与此同时，孙中山给张继回信表示不接受辞职或退隐的提议，“一、退隐深山。此时为革命最衰微之时，非成功兴盛之候，是为弟冒艰危、茹困苦以进取之时代，非退隐之时代也。二、布告天下，辞退同盟会总理。弟被举为总理，未有布告天下始受之，辞退亦断未有布告天下之理。弟之退总理已在要求同盟会及章太炎认不是之时，同盟会及太炎至今未有认过，则弟已不承为彼等之总理者久矣。”尽管有吴稚晖等为孙中山辩护，比如吴在11月13日出版的《新世纪》115号发表文章表示，“近见有东京同盟会布告孙文君罪状书，所言不惟无足为孙文君之罪状，且适显其为沾染保皇党气息。”“故为孙君之罪状者，首列匿藏巨款二十万。彼固不知孙君旅行之舟资，尚借贷于学界之措大。”但孙中山当时的紧张还是可以想见的。此事如果不是黄兴坚决抵制，孙中山在同盟会的地位势将岌岌可危。1909年11月11日、11月27日、11月29日，陶成章等将一公函在具有保皇会背景的《南洋总汇新报》公开发表，酿成了同盟会创立四年来最大的一场风波。此前1909年7月18日，陶成章在写给李燮和的信中说：“前次之举孙文，实授之以刀柄”。他想另拟章程，“其章程中，不认孙文为会员，谅亦可以做得。……近日专门注重暗杀（若办必先声明与孙文无涉，免至为人所借用）。”9月24日，他在给王若愚的信中对黄兴“专为中山调停”大为不满，表示“弟及兄等与中山已不两立”。10月22日，孙中山写信给布鲁塞尔的同盟会会员王子匡：“陶[成章]去年到南洋，责弟为他筹款五万元，回浙办事。弟推以近日南洋经济恐慌，自顾不暇，断难办到。彼失望而归，故今大肆攻击也。东京留学界之不满于弟者，亦有为之推波。故从外人视之，吾党亦成内乱之势。人心如此，真革命前途之大不幸也。”“此事于联络华侨一方面，大有阻碍也。”《伪民报检举状》1909年对孙中山来说真是多事之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继陶成章他们的意见书发布之后，又有章太炎的攻击，就是那篇著名的《伪民报检举状》，起因是《民报》被日本当局封禁时附加罚款一百五十元，逾期就要罚章太炎做苦工，而同盟会并没有予以救援，最后是章门弟子鲁迅等凑钱解决的，此事引起章太炎、鲁迅等人的“很大愤懑”[张静庐语]。此后，汪精卫等未和章太炎协商即托名巴黎印刷、秘密出版了两期《民报》，自然更是火上加油。章太炎怒而以原《民报》社长名义发表这一传单，其中主要指责孙中山：“孙文本一少年无赖，徒以惠州发难，事在最初，故志土乐与援引……推为盟长……而孙文小器易盈，遂借此自为封殖。在东京则言在南洋有党羽十万，在南洋则言学生全部皆受指挥，内地豪杰，悉听任使。恃《民报》鼓吹之文，借同志拥戴之意，乘时自利，聚敛万端。”所谓“聚敛”就是指孙中山当年离开日本时接受赠款，以及几次起义的军费开支等。他进而指责孙中山“背本忘初，见危不振”，在《民报》几乎断炊、风雨飘摇之际，“屡以函致南洋，欲孙文有所接济，再差胡汉民或汪精卫一人东渡，邮书五六次，电报三、四度，或无复音，或言南洋疲极，空无一钱。有时亦以虚语羁縻，谓当挟五，六千金来东助，至期则又饰以他语，先后所寄，只银元三百而已。”“夫孙文怀挟巨资，而用之公务者计不及一，《民报》所求补助，无过三、四千金，亦竟不为筹画，其干没可知已。及去秋有黎姓者自新加坡来云，《民报》可在南洋筹款，即印刷股票数百份，属友人陶焕卿即陶成章带致孙处，而孙坐视困穷，抑留不发。”特别是当《民报》被封，章太炎因交不出罚金，差一点被处苦役，“而身拥厚资、豢养妻妾之孙文，忝为盟长，未有半铢之助，不自服罪，又敢诋毁他人，此真豺虎所不食，有北所不受。”当《民报》危急时，孙中山没有伸出援手确是事实，但说他“身拥厚资、豢养妻妾”就只是臆测和想象了。孙中山之所以对《民报》弃置不问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先是1907年的“倒孙”风潮早巳伤了他的心，加上他对章太炎在《民报》高论佛学、国粹，渐离三民主义的轨道也深为不满。此外，章太炎还指控孙中山卖国卖友：“云南本中国之地，而欲赠送法人”；“试观黄兴，非与孙文死生共济者耶？而以争权怀恨，外好内猜；精卫演说，至以杨秀清相拟。关仁甫，非为孙文效死建功者耶？而以事败逋逃，乃至密告英吏，诬以大盗。其背本无恩如此。”他劝告华侨不要为孙中山、汪精卫“私有”的伪《民报》捐款。他最后说：“综观孙文所为，岂欲为民请命，伸大义于天下，但扰乱耳！”……

从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到1945年投降，14年间，给中国带来了历史上空前的灾难，人民遭屠杀，矿产被掠夺，文化被破坏，国土被践踏。中华民族宽容大度地放弃了对日索要战争赔款，寻求的是中日两国人民长久的和平。然而，宽容不是懦弱，历史不能重蹈。针对那些想忘记历史、歪曲历史的人，我们给以严厉的回击，让他们在血与泪的铁证面前低头认罪。中央编译出版社编辑的《控诉》一书，四位老人讲述那不堪回首的噩梦般的往事，为的是告诉我们一段历史，一段真实；为的是讨还历史公道，伸张民族大义，维护民族尊严，让历史不再重演。<

1860年10月7日和8日，素有“万园之园”、“东方凡尔赛宫”之美誉的北京圆明园被英法联军洗劫一空。18日，额尔金特使下令英军焚烧圆明园。其物质损失不计其数，“打个比方，等于凡尔赛宫和卢浮宫加国家图书馆统统毁于一旦。”法国历史学家伯纳·布立赛在其《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这样说。作为一个文明被摧毁的痛苦记忆，圆明园的大劫难不仅对中国人而且对于全人类来说都是值得记取和深思的。伯纳·布立赛以这样一个历史的视野来回顾这场劫难，站在雨果等西方有识之士的立场，彻底否定和谴责了烧毁圆明园的野蛮行径。这是有史以来第一部从法国学者的角度全面正视和反思这一事件的著作。该书从1856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写起，叙述了英法两国任命将领筹划“远征”、漂洋赴华、途经香港、抵达上海，进而攻占大沽炮台，入侵北京的战争过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书中以战争亲历者的日记和回忆录为依据，描绘了英法联军官兵贪婪地抢夺圆明园中的奇珍异宝，无情地破坏华丽辉煌的宫殿，最终在熊熊烈焰中将这座举世无双的御苑毁为废墟的情景，以大量鲜为人知的细节展现了一幕真实而又触目惊心的历史。书中还介绍了部分被掠至欧洲的圆明园遗珍的拍卖和收藏情况，包括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圆明园四十景图咏》，以及枫丹白露宫中的中国物品陈列馆的部分珍品图片。

一部日本兵现场记录的战争风云，全本日记以及与日记所叙事件相证的照片，尸体、慰安妇、俘虏、废墟……记完文字，又拍照片，图文并茂，没有形容，没有感伤，只有进攻，扫荡，杀人，炮火，刺目的冷血三年的日记从未中断，按照相机快门也从未停止，原生态的文与图，日军侵华血腥的铁证，日记1950年起保留在中国。本日记中的荻岛静夫十分鲜活：他来自日本农村，家里有父母、兄嫂、恋人。他惦念老夫老母的身体，惦念庄稼收成。他有对战争的恐惧，对前程的忧虑，也有青春的迷茫。他爱看小说，爱看杂志，崇尚与人达到内心交流。他爱好文学，受好电影，爱好艺术，是日本军人中有想法而感性的人物。三年的战争，他每天都在记录，每天都在思考。而他的用心，就是要留一份战争记录吗？他记录的角度十分微观、细腻，是要为战争作一次生动的陈述吗？他的记录是如此血腥又如此冷漠，这就是大和民族的民族性吗？而战后的荻岛静夫，他是回到乡村过农耕生活，还是留在城市继续他的艺术追求？他真切体会过，记录过的战争生活对他人生有什么样的影响？本书中还有许多尸体、慰安妇、俘虏、废墟的照片。这些都是当年日军的战争“果实”，荻岛静夫总是在记完文字后，又拍照片，“图文并茂”。

有清一代二百六十多年的历史是男人的历史，是十多个帝王或文治武功，或无为守成，或庸碌误国的历史。然而，隐藏在他们背后的后妃们闪闪烁烁的身影，由于其神秘，由于其不为普通大众所了解，更由于后人的揣摩臆度、杜撰演绎，使得人们对她们的真实面目充满好奇，渴求了解事实真相。本书作者集二十余年之功力研究清代后妃，在史籍资料中爬梳检索，辨析考证，更结合自己亲身参与清理清代帝、后、妃之陵寝、地宫所得第一手资料，选取清朝历史上最具个性，最具传奇色彩，最受世人关注的十二个后妃，讲述她们或悲或喜，或曲折坎坷或细腻温馨的人生故事、情感纠葛。力求更接近历史真相，还读者真实的历史人物形象。

民国时期的“四行”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二局”即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自1923年中央银行建立至1935年“四行二局”全部建成，四大家族不用投资一文，完成对金融的独占。马寅初释“官僚资本”为“靠做官发财的人所得的资本”，四大家族就是这样的“利用公权发财”的资本家族……毛泽东：“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已经集中了价值一百万万至二百万万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马寅初：“几位大官，乘国家之危急，挟政治上之势力，勾结一家或几家大银行，大做其生意，或大买其外汇。其做生意之时以统制贸易为名，以大发其财为实，故所谓统制者是一种公私不分之统制。”千家驹：“至于蒋宋孔陈，在他们窃取反革命政权之前，都是名不见经传的人物。蒋介石虽出身盐商家庭，但到了蒋介石已经破了产，他不过是上海滩上一个三等流氓，做交易所投机混日子，后来交易所失败了，才跑到广东投革命的机去。孔祥熙是山西一个土财主，薄有产业，也够不上说大资产阶级。宋子文与陈氏兄弟，据说都做过交易所生意，但也够不上称资产阶级，更不用说垄断资产阶级。”

为了“乞丐割人辫子能勾魂”的传言，清政府为什么大动干戈？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案子，慈禧太后为什么亲自过问？封疆大吏马新贻被刺，朝廷因何敷衍了事、草草结案？……事情往往不像看到的好样简单。拨开历史迷雾，求索背后真相，清史专家道破背后隐情。市场流行的书多以宫廷事件为主，本书视角下移，所选上自封疆大吏，下至平民百姓，包括传说被皇室调包儿子的海宁陈家，探花不值一文钱的奏销案，封疆大吏被刺的刺马案，文字杀人的庄氏史狱案，乞丐割辫摄魂的割辫案，平民含冤的杨乃武小白菜案，等等。谜案重重，解读入理。

本书所写，大都是野史所载——野史与正史重合的地方，当然也有。野史的好处，不用我说，大家都晓得。可以道听途说，可以揭隐发微，可以专事小节，可以不顾大义，可以情有所系，可以笔无藏锋。总之，正史家不大敢做的事，野史家全都敢干。 有许多章节，信笔写来，只敢说是“稗官之言”，不敢妄称“盖棺之论”，否则岂不要惹出若干笔墨官司？好在所写事端，均言出有据，即或是谣诼无稽，在下也不负造谣之责，只承传谣之讥。 至于说此书是“野”的《史记》，小子何乃太狂！《史记》不仅为正史之首，同样也是野史之源。后世的各类野史，也只不过是更“野”的《史记》。 更何况，“重要的不是神话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神话的年代”，传说或有真伪之别，反映出的言说者与受众的心态，却是一种异样的真实。读者诸君，不妨试观本书，再掩卷思之，哪些篇章，我写得高兴，你读得爽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