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通过清末以来中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形形色色的证照，活现了百年中国历史。作者是一位收藏“历史碎片”的民间收藏家，他耗费十余年心力，搜罗了近3000件历史证照。本书精选从未收入正史的历史残片300余张，从婚姻证照、文凭、妓女卖身契、教师证、娼妓生活、鸦片与缠足、特色彩票、门票、请柬、交通执照、通讯票证等国民生活的十个侧面，拼绘出最近一百年来中国的历史图景。这些证照每一张都是收藏家踏破铁鞋搜罗来的，其中不乏珍品和孤品，都有其特殊的历史渊源，有着独特的文化含量。它们见证了百年中国历史的荒唐，能够以小见大，活现历史。把这些证照按时间顺序拼接起来，就是一部独特而生动的中国现代生活史。作者以轻松有趣的文字介绍了这些证照所产生的历史背景，解读了这些证照所随载的历名生活、这些证照本身的特点及其背后的故事，读来饶有趣味。

再过四年多时间，人类就进入21世纪了。我们正处在从20世纪到2l世纪、公元1000年到公元2000年的百年、千年之交时期。历尽沧桑的中国人民，都在回顾神州大地的历史巨变，瞻望和迎接新世纪的到来。 中国在20世纪的前半个世纪，遭受着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蹂躏，人民受着深重的苦难。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她就带领各族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经过千百万人的英勇奋斗、流血牺牲，夺取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20世纪的后半个世纪，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曲折的探索，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使社会主义红旗在东方这块古老文明的土地上高高飘扬。在20世纪的100年中，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跨进了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

再过四年多时间，人类就进入21世纪了。我们正处在从20世纪到2l世纪、公元1000年到公元2000年的百年、千年之交时期。历尽沧桑的中国人民，都在回顾神州大地的历史巨变，瞻望和迎接新世纪的到来。 中国在20世纪的前半个世纪，遭受着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蹂躏，人民受着深重的苦难。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她就带领各族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经过千百万人的英勇奋斗、流血牺牲，夺取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20世纪的后半个世纪，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曲折的探索，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使社会主义红旗在东方这块古老文明的土地上高高飘扬。在20世纪的100年中，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跨进了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

作者张鸣写“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继《历史的坏脾气》之后，推出了第二本《历史的底稿》。两本书的观察怎样另类，有何特别，用张鸣的话概括，可以是四个字“不合时宜”。《历史的底稿》的序言里，他说出了“不合时宜”的原因：在社会生活里，一个稍有个性的人，常常会感到窒息。打破这种窒息，对我来说，就是时不时地发一点不合时宜的怪论。其实也不怪，都是些用常识的理性判断出来的常识而已。张鸣写晚近中国的两本书，引述的不是什么大事件和大话题，都是些逸闻趣事中的人情世故。《历史的底稿》里，牙刷、辫子、人头像章文人的舌头以及义和团的药方都被作者拿来当题目，乍一看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不了历史这本大书的，却又能被作者扯出不简单的命题来。

本书以游记为载体，重新探讨晚清历史与人物的一批历史散文。北京固然有许多风景绝佳的去处，但姜鸣笔下的‘胜迹’，大多是地以人名，‘胜迹’之‘胜’，在人事而非风物。使作者挥之不去的，是在北京扬名养名，曾经风华绝代的历史亡灵。该书倾注于发生在彼时彼地历史旧事和历史人物的追索，各种依稀风闻或闻所未闻的掌故由他娓娓道来。书中穿插图片更为那个时代勾勒出鲜活的形象，别有新意，使得本书读来引人入胜。研究晚清的北京政局人物，同一主题的著作众多。姜鸣以南方才子的独特角度来写这一内容，通过老北京丰富的人与事物细节，为那个时代勾勒出鲜活的形象，别有新意，使得本书读来引人入胜。——赵启正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很海派，也很京味；很专业，也很好看。上海人眼中的北京掌故，史学行家写的散文作品。发旧思而有新意。——茅海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固然有许多风景绝佳的去处，但姜鸣笔下的胜迹，“胜”在人事而非风物。使作者流连不去的，是在北京扬名养名、曾经风华绝代的历史亡灵。书中涉及的人物事物相当复杂，也相当有趣，作者又很会讲故事，各种依稀风闻或闻所未闻的掌故由他娓娓道来，读起来很舒服。不过，这部书的好处不止是消闲破闷，有些篇什作者是花了很大工夫写就的，文章也做得很有锋芒。——小宝书评专栏作家

再过四年多时间，人类就进入21世纪了。我们正处在从20世纪到2l世纪、公元1000年到公元2000年的百年、千年之交时期。历尽沧桑的中国人民，都在回顾神州大地的历史巨变，瞻望和迎接新世纪的到来。 中国在20世纪的前半个世纪，遭受着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蹂躏，人民受着深重的苦难。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她就带领各族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经过千百万人的英勇奋斗、流血牺牲，夺取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20世纪的后半个世纪，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曲折的探索，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使社会主义红旗在东方这块古老文明的土地上高高飘扬。在20世纪的100年中，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跨进了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

本书是一部最新的中国抗日战争史评著作。以潜藏在历史事件之中的因果关系，勾勒出一幅宏大的历史画卷。纵观那段历史的风云变幻，在翔实的史实基础之上，加入著评者的精彩评述，点破历史的玄机，在重读那段历史的同时，引发深刻的思考。

帝制崩溃前后的大转折年代，各路枭雄尽逞英豪，民国终成一局乱世。从1912年袁世凯上台到1928年张学良易帜，是中华民国的北京政府时代。鉴于其军阀色彩，史家通常称之为“北洋政府时期”。走上北洋政府权力巅峰的，前后有七个人，即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段祺瑞、张作霖。他们所处的时代，固亦属于李鸿章所谓“三千年款有之变局”，却与晚清大相径庭：一方面，帝制终结，共和创立；另一方面，帝制常有鲁阳挥戈的可能，共和却无取信天下的能力。这七个人在这一段重要历史中，扮演了非比寻常的角色。本书在主流史学观基础上，力求彩原始史料，以期完整展示他们的际遇沉浮，全面塑造他们的人物形象。读者可做小传读，亦可做信史看。[看更多]

本书所写，大都是野史所载——野史与正史重合的地方，当然也有。野史的好处，不用我说，大家都晓得。可以道听途说，可以揭隐发微，可以专事小节，可以不顾大义，可以情有所系，可以笔无藏锋。总之，正史家不大敢做的事，野史家全都敢干。 有许多章节，信笔写来，只敢说是“稗官之言”，不敢妄称“盖棺之论”，否则岂不要惹出若干笔墨官司？好在所写事端，均言出有据，即或是谣诼无稽，在下也不负造谣之责，只承传谣之讥。 至于说此书是“野”的《史记》，小子何乃太狂！《史记》不仅为正史之首，同样也是野史之源。后世的各类野史，也只不过是更“野”的《史记》。 更何况，“重要的不是神话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神话的年代”，传说或有真伪之别，反映出的言说者与受众的心态，却是一种异样的真实。读者诸君，不妨试观本书，再掩卷思之，哪些篇章，我写得高兴，你读得爽快？

偷窥同治大婚、目击西太后葬礼、鲜为人知的晚清汽车拉力赛、神秘莫测的晚清礼仪、洋街坊的杭州日记、北京城墙的攻破、俄国探险家陕南印象等等，我们通过晚清来华的西方人，看到了用画笔、相机记录下来的这些难以看到的珍贵历史瞬间。西方人的视角、珍贵的影像资料。以及背后那些不为人所知的故事，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本书的独到之处。本书是作者关于老照片的第一本集子。沈弘教授现住在北京，他的家庭曾于2001年被评为“北京市家庭读书藏书状元户”。本书前言写在前面的话沈弘自十七世纪以来，西方的传教士、商人、外交家、画家和探险家便逐渐开始渗入中国的内地。从那时起到至二十世纪初，凡是在中国发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甲午战争、中法战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日俄战争、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北伐战争、国民党围剿苏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等，都有西方人的现场目击报道和大量的图片、文字资料。除此之外，那些来华的西方人还特别关注对中国地理、地质、动植物资源、建筑、考古等各方面的考察，以及对中国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社会各方面情况的探索，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要刺探中国的机密，以及调查中国的市场和人文地理，也是为了试图沟通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西方人撰写有关中国的书籍，内容涉及了中国的历史、文化、教育、宗教、民俗，以及各个社会阶层的方方面面。许多这样的书至今仍被束之高阁，难得有人问津。尤为珍贵的是这些书中含有无数张插图和老照片，它们从不同的角度生动而直观地记录了中国近现代的那段历史，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相关中文近代史资料中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个空缺。这些图片资料的数量极其庞大（数以千万计），它们向我们展现了清朝和民国初这几百年间颇为绮丽壮观的中国历史长幅画卷，全方位地反映了清朝和民国初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直观而生动地再现了旧中国的历史原貌。首先，这批图片资料集中反映了西方人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尤其是中国人文地理的独特视角。由于这些书的作者大部分都是汉学家、在华外交官、旅行家、建筑师、摄影师、探险家和传教士，有的甚至是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的成员。他们眼中所看到的和用照片记录下来的北京风貌，往往是同时代中国作者所看不到和无法记录的。例如美国公使夫人萨拉·康格在其回忆录中就用近百幅照片记录了慈禧太后召见七国公使夫人进宫、清廷皇族公主们回访，到美国公使馆做客，以及她与北京各界妇女进行的交往和互访，对于中西方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障碍有极其生动的描写。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丁韪良在其回忆录中也用图画和照片真实反映了清末中国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尤其是早期京师大学堂的情景。随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的诸多西方记者更是以画笔和照相机为工具，用无数张图片真实地记录了八国联军从天津一路打到北京的全过程，其中对于八国联军如何从北京城墙一个涵洞攻进京城，在城里展开的巷战，试图用野战炮和云梯敲开了紫禁城的一道道大门，以及在故宫里举行耀武扬威的阅兵式等画面和镜头，全都是极其难得的真实史料。由于申奥成功和举办人文奥运的宗旨，北京市目前十分重视恢复历史名城的原貌，计划要在2008年之前保护、修复或重建故宫、永定门、圆明园、恭王府、皇城四合院和胡同等一系列京味的古迹。但是暴露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中文资料中的图像和文字信息比较匮乏，大量的相关信息，尤其是老照片和图片，往往都藏于西文资料之中。所以正在被修复的历史古迹，如北京的恭王府和圆明园等，是否能够真正还原历史的原貌，在很大程度上还有赖于对西文相关资料的发掘和研究。因为在许多西文书中，作者们都自觉地用照片的形式介绍他们于清末民初在北京的家庭和社交生活、北京城里和近郊的旅游景点、庙宇建筑，以及各个时期的北京城区、郊区和周边地区的历史地图。而这些往往是中文史料所欠缺的。出于传教、经商和学术研究等不同的需要，上述西文书的作者们对于中国的民俗、礼节和尊孔、祭祖等礼仪怀有浓厚的兴趣。例如在宁波出生，并于1912—1914年间在北京大学任英文教师的英国人燕瑞博在《北京生活杂闻》一书中用一百多幅照片记录了北京城里的各种小贩、胡同居民、当铺、餐馆、妓院、城墙，以及京剧、女子装束打扮等珍贵的历史镜头，并且对北京的土话和迷信做了详细的介绍。为了更好地让西方人了解中国这个礼仪之邦的社会风俗，总部设在上海的在华传教士组织广学会的编辑秘书华立熙特意撰写了《神秘莫测的中国礼仪》一书，对于晚清的穿着、仪态、人际交往、婚丧嫁娶，以及吉日良辰等均做了详细的描绘，忠实记录了十九世纪末的众多礼仪习俗。它就像一面镜子那样反映出了当时中国社会中的民俗风情，至今仍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北京作为一个开放型的国际大都市，其文化史的研究决不能只局限于中文的资料。清末民初，许多在华外国人直接参与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例如赫德长期担任中国海关的总税务司；傅兰雅作为上海江南制造局编译处的翻译，编译了大量的科学教科书。清廷在创建水师、训练新军，以及创办煤矿、铁路、电报、邮局和其他各种实业的过程中都雇佣了不少外国人。就连民国总统袁世凯、黎元洪和张作霖等军阀政府的首领也全都雇佣了外国顾问。这些外国人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有着第一手的见闻，与清廷和民国的官员和各方面的人士均有深入的交往，而且他们往往著述甚多，对于中国走向共和这一历史进程的几乎每一件重大事件都有深刻而直观的文字和图片记录。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这些从西方人的视角来看中国历史的图片和文字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1.它们大多是现场的目击报道，属于第一手的原始资料；2.它们对于历史事件的观点和看法往往跟中文史料中的观点和看法相左，这就为我们研究历史提供了一个客观的参照物；3.它们所报道的一些事件和中国社会生活的细节往往是中文史料中的盲点，是别处找不到的珍贵史料。例如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为了要弄清中国水师的新式兵船，特意通过其商人在广州以中国人的名义秘密购买了一艘与满清水师中最大型兵船同一类型的大船“耆英号”，以打渔的名义驶到公海后即改变方向，经好望角开往伦敦，对其构造特点进行了彻底的研究。之后该船又从伦敦驶往纽约。作为从中国到达英国和美洲大陆的第一艘海船，无论从近代史的角度，还是造船史的角度，它的图片都可谓是极其珍贵的资料。4.西方人关于中国报道的系统性和连续性往往也是同时期中文史料所不能企及的。在西方国家，人们对于这样的图片资料非常重视。在许多地方都有专门的图片资料图书馆；在很多大的图书馆中也有专门的图片资料收藏。然而在中国国内还没有相应的机构。有关老照片的收集和研究尚处于一种“玩票”的业余水平，由此造成了一系列尴尬的局面。众所周知，多年来中国慰安妇和其他受到过日本军国主义迫害的人士在日本打官司输多赢少，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像老照片这样的确凿证据。即便是堂堂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圆明园学会和中国长城学会等专门的研究机构也拿不出多少跟各自研究领域相关和有分量的历史照片；甚至当文化部决定要拨出数亿元人民币来重修恭王府时，人们这才发现，急需用作修复建筑参考的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前的王府老照片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而严格说来，西文资料中这类的图片数量还是相当多的。虽然现在如杭州市档案馆、青岛市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等许多单位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纷纷派人去国外找有关中国的老照片。但实际上，这些老照片在国内的图书馆中就可以找到许多，只是人们对于身边的这些珍贵资料尚未加以关注和重视而已。本书中所包含的老照片和其他图片资料只是笔者近几年来所收集到的中国老照片的一小部分。为了收集这些图片资料，作者曾经访问了国内外的许多大小图书馆，并且得到了那儿的工作人员、朋友和学生的帮助，其中最值得感谢的当然就是笔者所在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同样需要感谢的是本书的编辑张剑和美编邱衍庆，以及《中国科学探险》杂志社。没有他们的鼓励、帮助和支持，此书也是难以问世的。谨以此书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