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4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炮声初息，惊魂甫定的清王朝正在为”万年和约”而换来的边陲义安倍感庆幸，12年后到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显得那么突如其来。祸根是清政府协同侵略者一起埋下的。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其中1844年，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清廷与美国签订了《望厦条约》，条约中有这么一条：“至各口岸，隋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中法《黄埔条约》中也有类似款项。谁也没有想到，12年后，西方列强真的来要求”修约”了，更让清政府始科不及的是：更大的灾难已经降临。尤其是英国，是列强中”修约”的热心者，但中英之间的3个条约中没有12年后修约的内容，所以它挖空心思，终于在《虎门条约》里找到这样一句：“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国人一体均沾。”这就成了不成依据的依据。于是英国与法国、美国联手，向清政府提出全面修改《南京条约》，要求中国全境开放通商、鸦片贸易合法化、外国公使常驻北京等要求。掌管中国主权的是年轻的咸丰皇帝，有着传统的抵拒西人的思想，他在上谕中布置对策：据理开导，以“绝其觊觎之心”，“逐层指驳，以杜其无厌之求”。并且规定只准常驻广州酌钦差大臣一人办理夷务，这种手段叫“羁縻”。英、法、美三国的无理要求事实上已被清政府所拒绝，文的不行来武的。1856年2月，法国借口”马神甫事件”（又称西林教案）向中国交涉，战争的借口，用大炮轰击广州，终因兵力不足撤出广州。第二年任命额尔金为全权专使，率领了一支海陆军来中国，与法国政府共同行动。1857年12月，英法联军5600余人在珠江集结，美国公使列威廉和俄国公使普提雅廷参与了合谋侵华的卑劣行动。叶名琛是以钦差大臣身份主持对外事务的两广总督，面对联军的入侵，”以渊默镇静为主，毫无布置”，奉行”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政策，不能不说这种政策是空前绝后的，在19世纪的中国，这确实有其深刻的历史韵味。他的”雪大耻、尊国体”之心与林则徐相近，但其”手一卷书危坐，笑而遣之”的心境背后，却是中国与西方之间惊人的历史差距。次年春，英法联军北上攻陷了大沽，兵临天津。惊慌失措的咸丰帝屈服于武力，与英、法、美、俄四国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条约主要内容有：允许外国公使常驻北京：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南京等11个城市为通商口岸：外国人可往内地游历、通商、自由传教：对英国赔款银400万两，对法国赔款银200万两等。《天津条约》的后果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众多的条款中尤其令咸丰帝不满的是外国公使驻京一条，因为他最舍不得丢弃的东西不是金钱，不是国土，而是中国帝王在洋人面前的固有颜面。于是他派桂良去进行交涉，宁愿以免除关税来撤换公使驻京等条款，西方列强不仅不同意，并且还坚持要在北京换约。1859年，战事因换约再起。第二年，联军侵入北京，6月22日，咸丰帝带领后妃及一批官员仓皇逃往热河，留下其弟弟恭亲王奕沂负责议和。在更为苛刻的条件下，中国同英、法、俄三国分别签订了《北京条约》。《北京条约》除承认《天津条约》完全有效外，还增加了增开天津为商埠，割让九龙司地方给英国、准许华工出国等条款，向英、法赔款银亦各增至800万两。与此同时，俄国则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及《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侵吞了我国144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这场空前的浩劫，时人称之为”庚申之变”，比起20年前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浑浑噩噩的天朝旧梦即将结束。面对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有识之士大声疾呼，这是“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自气莫不冲冠发上指者，则今日之以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再不发愤图强，“我中华且将为天下万国所鱼肉，何以堪之！”与此同时，处在太平天国起义风暴震撼和西方列强侵夺讹诈双重挤压之间的清朝统治者，更有朝不虑夕、岌岌可危的切肤痛感，也在作调整策略的思考，以求从根本上应付这个李鸿章所说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摆脱内外交困、江河日下的统治危机，在这场变局中，居于中央统治阶层的奕沂、文祥、桂良因谈判而同侵略者频繁交往，地方官僚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则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与西方人也有广泛接触．在这种交往与接触中，他们逐渐形成了大体相似的一种主张，即只有通过引进效法西方的船炮技术和一些先进的工艺以增强军事与经济实力，才能有效地掌握平内乱御外侮的主动权，从而达到确保清朝统治的目的。这样一批思想相近的人们，时人称之为洋务派；他们在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初所倡导的一系列学习西方，引进先进技术，创办以求强、求富为目的的军事、民用工业的洋务事业，称之为洋务运动。可以看出，洋务派的产生是炮口下两次震撼的产物，历时四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不仅触及中国遥远的边陲，而且它实实在在地把恐惧与灾难带到了中国社会的中枢，使夷夏之防完全崩溃了。用”夷”来泛称华夏以外的人和事，从孔夫子以来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因为夷夏属于不同的文化层次，所以该称谓逐渐内化为一种文化不平等的鸿沟。明清之际，欧洲人远渡重洋而来，“夷”的范围扩展了，这些氨基那人也被称为夷，如“红毛夷”、“白夷”等，他们所带来的东西往往在前面加上一个“洋”字，如“洋元”、“洋药”等等。这些称谓背后则反映出“万方来朝”、“四夷宾服”的天朝大国的传统观念。西方人早已察觉到“火”背后的深刻内涵，提出”夷字不美，嗣后望勿再用”。结果是《南京条约》、《虎门条约》等条约、照会中没有再出现”夷”字。但在清朝内部官方文件和私家著述中，”夷务”等字样比比皆是。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签订的《天津条约》中才正式作了明白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英国官民，自不得题书“夷”字。这种从夷到洋使用上的转变，体现了一种中国传统观念上的重大变化。……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九五”（“九八”）规划重点课题。本书分三部分，记载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江东门“万人坑”遗址的史学考证，史学、医学、法医学、考古学专家对该遗址的原始地貌、掩埋范围、遗骨情况及其性质、年代等情况进行的多学科科学考证、鉴定和保护等内容。

爆发于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义和团运动，是帝国主义列强疯狂侵略中国的产物，也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前赴后继的反侵略斗争的继续和发展。义和团运动直接抗击了八国联军的入侵，迫使帝国主义不得不放弃蓄谋已久并已开始实施的瓜分中国的狂妄计划，为捍卫中华民族的独立尊严树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庚子国变》从史实出发，对这场历史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作出全过程的描述，线条分明，图文并茂，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的教材。

本书汇编了晚清外交与列强在华租界、袁世凯与洪宪帝制、护国战争、北洋政局与经济、直皖战争、奉系军阀、直系军阀、皖系军阀等相关资料。

从众多的以中国为主题，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叶这段时期在国内外发行的明信片中，我们精选出内容和主题都十分典型的一小部分，组成这本收藏画册。其中，删除了那些偏见地记载历史、以被殖民者形象侮辱性地来表现中国及其百姓的内容。本画册主要展现了中国各大城市的部分历史，包括市民H常生活及那些尚存或早已消逝、的建筑场所，而当时的明信片印刷发行机构则考虑到销路及利润才展示了它们。然而，明信片不仅能再现历史，同时也能反映现实。因为，现今人们对中同浓厚的兴趣，是与她迷人的异国情调及人们一定的商贸考虑密切相关的。翻阅这本画册，中国旧日状况便会生动地跃然在我们眼前，如同许多明信片上作为警言加印的那样意义深远：纪念一回忆。今天，当全世界都以惊奇的目光关注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时，我们更应当细心地擦亮她历史的光辉。因为重视历史就是重视中国文化；重视历史就是重视巾华民族精神！

在19世纪80年代的中法战争，就是近代中国五次反抗外侵战争中的一次，除了它是中国近代惟一一次不以中国战败，没有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战争，因而创造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奇迹外，在时间上由于它恰巧发生在五次对外战争的中间，因而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引起中国社会政治、军事、外交、思想等方面的一系列变化，对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影响。虽然它发生在一百多年前，但这段历史的真正情况究竟如何，至今还是人言人殊，未能形成相对一致的看法。特别是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中法战争史当然也就成为一部阶级斗争史了，成为爱国者与卖国者的斗争史，而其深刻的社会内涵则被忽视了。更由于中法战争有‘‘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的恶谥，因而长期以来被看成是一场中国打得“窝囊”的战争。在中国近代史的十大课题中，中法战争研究的进展可能是最缓慢的，至今还没有与这个课题相称的学术专著，甚至发表的学术论文也不是很多，以致许多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们都对中法战争史感到陌生，他们在论述中国近代史的其他问题时可能都是出色的专家，但在附带涉及到中法战争史的问题时，却常常举笔茫然，力不从心，勉强谈及，往往捉襟见肘，下笔辄错，这不能不使关心这方面研究的人们感到焦虑。

一是防空。1935年初，湖南省政府派遣省府秘书、省保安处、长莎警备司令部参谋、市党部、警察局等单位10余人前往国民党政府在杭州笕桥开办的防空训练班学习，以参加学习的人员为基础，于1936年10月在长沙成立防空协会，由市长何文元兼任协会主席，1937年又成立了长沙市人民防空委员会，由省保安处处长刘膺古兼任主任。防空领导机构成立后，开展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开展防空常识教育。1936年5月，省防空指挥部在长沙中山堂举办首次展览会，展出了各种防空警报器、炸伤人体救护室，并作示范表演，展览会举办了10天，先后前来参观者达10余万人。这年冬天，省防空指挥部派人到长沙市各机关、团体、学校作防空知识讲演，1936年9月上旬又举办防空宣传周。这些活动，普及了防空知识，提高了各级政府官员和人民群众的防空意识。二是建立防空监视哨（队）。1936年9月，省防空指挥部在长沙天心阁城楼上设立长沙防空情报所，掌管和指导防空监视哨（队）的工作。同时在省警察局的钟楼上、国货陈列馆、天心阁城楼上设立防空报警台、火警嘹望台，在长沙县泉塘设立第一号特别哨，在杨桥、麻林桥、靖港、金井等分别设立独立哨。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防空哨（队）不仅在长沙市区得到加强，而且在全省各地分设了数百个防—空监视哨及补助哨。这对于提早防止敌机空袭、减少因敌机空袭造成的损失起了一定的作用。上述防空准备工作虽然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从总体上看，还是一种消极的防空，一种官方的防空，根本还没有考虑到如何保护城市，如何保护人民免遭敌机轰炸，还没有将人民发动起来，这就难以适应战时的需要。抗战爆发后，湖南的防空准备工作渐趋积极。1937年8月至10月，省政府向民众募捐数十万元，购置了德制欧利根2厘米口径小型高射炮24门，勃朗宁高射机关枪50挺，组成了湖南省高射机炮团，加强了对省会长沙和重要城镇的防空保卫，同时安装防护设备，在长沙天心阁、国货陈列馆、水上警察局、警钟楼、纺纱厂等5处设置了警备台，装有电动警报器或手摇警报器，设置专人发警报，并在市区各处装有铁钟、警报球、警报旗、警报钟等。白天空袭则高挂红球二个或大红旗一面，疏散则挂红球一个或大红旗一面，解除警报则挂白球一个或白旗一面；紧急警报则将红旗或红球取下；晚上空袭则高悬红灯一盏，解除警报则将红灯取下。到1941年，长沙市有警报器174个、防空壕757个、防空洞298个、避难所1-41个、担架20副、药品约值10000元、病床5张、水龙头3架、腕力唧筒100个，浏阳、宁乡等县设有救火机、灭火机、水龙头等数百个。为避免敌机空袭造成的损失，1936年9月，省保安司令部在长沙组织了一次防空演习，长沙市防护团、警察系统、省会防空军、高炮高机部队、探照灯部队等演习了轰炸机空袭和夜间轰炸、防空部队发现敌机后的通讯联络、发现火警后的消防、救护队对负伤中毒者的救护、空袭时警备部队对市区的警备等15个项目，演习前后持续了三天，昼夜进行，约有7000余人参观了演习。二是加强兵役管理，积极办理兵役工作。根据国民党政府在湖南设立师管区的决定，1936年12月，省兵役管理局设立辰沅师管区、永顺团管区，并令各县兵役科积极办理兵役事宜。土937年4月7日，省政府致函各机关，军政部在湖南增设两个师管区，一为保永师管区，由唐俊德为司令，司令部设在邵阳，一为衡郴师管区，司令为王时，司令部设在衡阳，在全省实行征兵，其办法是：首先登记各县在乡军人，每月酌给一定津贴，以备将来随时征调，其他普通人民以乡镇为单位，每百人抽调二人，以抽签决定应征与否。这就为抗战提供稳定的兵源准备了条件。1935年后，湖南省政府秉承南京国民政府的旨意，作了一些抗战准备工作。这些工作的开展，提高了湖南人民的抗战意识，增强了湖南人民的国防观念，同时也为湖南抗战乃至全国抗战准备了一定的人心、人力和物质基础，特别是铁路公路的修筑，使湖南成为大西南和联系中原以及东部地区的咽喉和枢纽，对支持持久抗战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湖南的抗战准备工作是消极的、有限的，十分不彻底。它对湖南的军事防卫、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都没有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特别是以何键为首的湖南省政府，视人民如仇寇，对湖南人民的革命活动和抗日救亡运动采取抵制甚至是镇压政策，湖南人民并没有发动起来，蕴藏在人民中的抗日积极性并没有调动起来。湖南的抗日准备工作并没有完成。这就使得湖南落后于日益发展的抗日救亡的形势，也使湖南在抗战爆发后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一、日军占领岳阳与“文夕大火”1938年10月24日，日军占领武汉后，为了确保武汉及其周边地区的安全并为进攻湖南建立前沿阵地，乃继续兴兵南犯，于11月9日占领城陵矶，11月11日占领岳阳，打开了通往湖南内地的北大门。日军继续南下，进至新墙河北岸，准备渡河，并不断派出飞机对长沙、衡阳、浏阳、平江、常德等城市狂轰滥炸，湖南省政府进退失据，片面执行蒋介石的焦土抗战政策，于11月12日深夜2时举火焚城，将古城长沙付之一炬，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因1-2日在韵目代日表中为文日，故长沙大火又称为“文夕大火”。1．“文夕大火”造成的原因关于造成“文夕大火”的原因，国民党中宣部、政治部在关于长沙大火的经过说明中认为是“地方军警误信流言，自卫民众激于义愤之所造成”。此说得到周恩来的认同。建国后，郭沫若在1958年写的《洪波曲》中则认为：“放火烧长沙，是张治中、潘公展这一杆子人的大功德。他们是想建立一次奇勋，摹仿图库索夫的火烧莫斯科，来他一个火烧长沙市。”（《张治中回忆录》P272）对此张治中则十分叫屈，认为他只是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他本人并没有错，只是由于工作的疏忽，火烧早烧快了些。果真如此简单吗？非也。让我们拨开迷雾，还它本来面目。第一，“文夕大火”是国民党焦土抗战的产物。焦土抗战是李宗仁提出来的。1933年，当日军侵占东北威逼华北时，李宗仁写了《焦土抗战论》一文，宣传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以激发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抗战全面爆发后，他更是积极主张焦土抗战。李宗仁的焦土抗战论得到了国民党政府大部分要员的认同和积极支持。蒋介石在1937年7月17日的庐山谈话中，即表示要“拼合全民族之生命以求国家生存”。汪精卫更是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和演说，鼓吹焦土抗战理论，胡诌什么日军的“进逼是无止境的，而我们的后退，却不能是无止境的，所以就一定要有一个最后关头，到此最后关头，我们就要站住，不再后退，不惜任何牺牲。是以今日若不言牺牲而犹言准备，则准备毫无意义。我们是弱国，抵抗就要牺牲，牺牲的程度，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不使敌人有一些得手。”（萧栋梁《湖南抗日战争吏》P167）白崇禧是焦土抗战的积极执行者，他在1938年初便向蒋介石建议实行“挖土与焦土抗战”，并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向西南各省政府首脑下达焦土抗战的指示，要他们“相机分别遵照办理”。（萧栋梁《湖南抗日战争史》Pl68）在焦土抗战理论的指导下，国民政府掘开河南中牟县的黄河大堤，造成了1000万人以上受灾、90万人死亡以及年年灾荒的黄泛区。日军逼近武汉时，蒋介石又下令在武汉撤退时焚城，只是由于消息泄露，遭到外商的反对，加之撤退仓促，焚烧武汉的计划未能实现，蒋介石对此十分不满，乃转而把焚城的目标指向长沙。“文夕大火”终于把蒋介石的焦土抗战理论变成了现实。第二，“文夕大火”是蒋介石一手督促造成的，蒋介石是“文夕大火”的罪魁祸首。武汉失守后，蒋介石来到长沙，于10月29日和11月1日先后两次召开了有何应钦、冯玉祥、白崇禧、陈诚、张治中、张群等国民党党政要员参加的军事会议，总结了武汉作战的经验教训，讨论继续抗战的军事部署。会上，蒋介，石严厉指责了武汉撤退时没有根据焦土抗战的精神进行焚城而导致交通水电和大量器材物资为敌所用，要求张治中在日军到达长沙时，即将长沙用火烧掉，“我们不能住，也不能叫敌人来住”。“不论粮食器材，凡不能带走的东西都用火烧掉了，这是大家不可忘了的事。”（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P104）并决定焦土抗战是今后作战的新方针。11月7日，蒋，介石在长沙蓉园召开军政人员会议，指示要实行“坚壁清野”，长沙如果不守，即付之一炬，命令张治中执行。11月11日岳阳失陷后，蒋介石担心长沙陷入敌手，乃于12日上午9时以“限一小时到达”的紧急电报，指示张治中，“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同时，侍从室主任林蔚也用长途电话告之张治中，“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张治中回忆录》P263）在蒋介石的指令和三番五次电令的催促下，长沙被焚已是不可避免的了。第三，“文夕大火”是民族失败主义情绪造成的恶果。从战争开始，在国民政府、军队中，就有亡国论的叫嚣，认为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周佛海在他的寓所烹—南京西流湾纠集陶希圣、汪精卫、曾仲鸣等组织“低调俱乐部”，散布失败主义理论。随着战争的扩大，国民党丧师失地，失败主义情绪不仅在政府里、军队中盛行，在人民群众中也颇为流行。湖南省有一位学生从湖南乡下写信给毛泽东说，乡下不少人认为，“中国打不胜，会亡”。（《毛泽东选集》第二卷P409）武汉失守后，人们对抗战前途更是悲观，一般都认为，“抗战是没有办法了，粤汉线以东区域都要放弃”。在失败主义情绪笼罩下，省会长沙人心惶惶，谣言四起，特别是日军向岳阳进攻、岳阳尚未放弃的时候，长沙城内就谣传岳阳情况不明，常德交通已断，及至日军占领城陵矶后，人们便认为日军两天内就可以到达长沙，到了12日晚，日军推进至汨罗时，更有人认为日军的浅水兵舰在三个小时内就可以开到长沙，并谣传张治中已离开长沙去了邵阳，这样就造成了长沙不守的恐怖气氛，使人们争相逃命，敷衍完成自己的职责。在这种失败主义情绪的支配下，造成负责焚城的军警惊惶失措，不按预先的部署，仓促举火焚城。第三次长沙会战采取了薛岳的天炉战法，也就是彻底破坏道路，在中间地带空室清野，诱敌深入，设置纵深的伏击区作为基础，企图扭转敌我之间的战力，把侵入之敌，诱至决战地区，从四面八方构成一个天然熔铁炉，予以包围歼灭。基于这种战略指导，第九战区采取节节抵抗、诱敌深入、将主力部队置于两翼、把敌诱至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以北地区加以围歼的作战方针；在决战时间的选择上，不是在日军强渡汨罗江向长沙时攻之时，而是选择在日军进攻长沙受阻开始退却时，在捞刀河以北、汨罗江以南地区实行决战，因为，日军攻至捞刀河时，受到国民党军队的节节阻击，力量已受到相当的消耗，战斗力已衰，斗志已疲，而国民党各包围堵击的部队已有充裕的时间集结，从而做到了避敌锐气，击其惰归，以我守军的旺盛精力和战斗力去打击日军疲惫之师，当然容易取胜。第三，在战斗中采取了后退决战的战术，争取了战场上的主动权。第三次长沙会战与第二次长沙会战不同，它不是采取死拼硬打的战术，陷己于被动，而是采取了后退决战的策略，在某一地达到迟滞消耗敌人、争取时间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的目的后，立即转移阵地，转到敌人侧翼，恢复战力，为与日军决战作准备。这一策略运用得十分成功，例如，在作战开始时，在新墙河的

本书系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七五”规划的一个研究项目，课题名尔原为《中国近代文化史》（1840-1919）。考虑到系统写史目前条件还不很成熟，我们的能力也有限，因而采取了志题撰述的体例。全书共分十四章。前四章是综论性的，论述了中国近代文化的特征、发展变化、中西文化的论争，以及“西学中源”说和“中体西用”论问题。后十章是对具体文化领域的分别阐述，包括社会思潮、儒学、史学、新兴社会科学、文学艺术、教育、自然科学技术、宗教、社会习俗及文化事业和团体等方面。这样的体例，称为“概论”或许较为接近。本书可供文化史研究者阅读参考，也可作为大专院校中国近代文化史课教材。

编辑推荐：台湾史丛。 在台湾与祖国被迫分离的半个世界中，虽历经磨难和被同化的危险，台湾同胞对回归祖国的渴望却不曾有半点改变。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悠远文明中形成的强大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已经深深地根植于台湾同胞的心中，并没有因为时间、地域的阻隔而有所削弱。台湾重回祖国怀抱，正是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的胜利。 时至今日，海峡两岸的同胞只有携手担负起中国和平统一的重任，才换愧于那些为了祖国独立解放而牺牲的无数先烈！

《西行漫记》是一部文笔优美的纪实性很强的报道性作品。作者真实记录了自1936年6月至10月在我国西北革命根据地（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进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许多红军领袖、红军将领的情况。毛泽东和周恩来等是斯诺笔下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形象。　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由戈兰茨公司第一次出版，在世界引起巨大轰动。1938年2月在上海出版中译本时，由于当抗日战争已经开始，考虑到联合统一战线等情况，书名改为《西行漫记》。尽管这样，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该书还是成了一部禁书。　《西行漫记》不仅在政治意义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而且在报告文学创作的艺术手法上也成为同类作品的典范。人物刻画，环境描写以及叙事的角度几近出神入化的程度。《西行漫记》中译本出版后，在中国同样产生巨大的反响，成千上万个中国青年因为读了《西行漫记》，纷纷走上革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