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世博（历史记录1851-1940）》共分3章，分别从世博会的百年历程、中国与世博会的关系以及相关原始史料的辑录3个方面，以历史的眼光反映了早期中国参展世博会的进程。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是由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领导人创建的贛东北革命发展而来的，是土地革命时期建立较早又比较巩固的一块革命，属当时全国六大苏区之一。本书通过专题研究的方式，论述“方志敏式”革命根据地的特点和方志敏的思想和实践，认真总结了革命根据地各项建设的成就和基本经验，从而论证了这块革命根据地在中华苏维埃运动史上的重要地位。方志敏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民族英雄。方志敏与他的亲密战友邵式平、黄道领导创建的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后发展成闽浙赣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建的“六大苏区之一”被毛涌起东誉为“方志敏式”革命根据地，“坚强的苏维埃阵地”、“苏维埃模范省”。认真学习，研究和宣传“方志敏式”的革命根据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书所辑录的《陈光甫日记》，对了解陈光甫个人及他所经营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其他企业，甚至他所处的时代环境，都有帮助。银行家由于本身职业的需要，对于经济事物诸如市场变动、时局转变、人事更替，都有比其他人较敏锐的触觉，本书《陈光甫日记》毫不例外，在在反映了陈光甫的日常生活、政治立场、社会关系、个人对时事的批评等等。本书收录的《陈光甫日记》是根据：一上海市档案馆收藏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保存的陈光甫及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的最重要资料。据编者所知，有撰写日记习惯的中国银行家并不多，大概仅有张嚞璈、陈光甫、周作民和贝祖诒数位，而流传的银行家日记则更少，《陈光甫日记》可以说是继《张公权日记》之后的另一发现。陈光甫被称为“旧中国最成功的银行家”，又是所谓“江浙财阀”的代表人物之一。因其深深地卷入旧中国政治漩涡的缘故，在他历时20余年的私人日记中，蕴藏有丰富的涉及中国近代史各个领域的第一手资料，不少记载与传统的表述或公开的文献相抵牾，带有强烈的暴光意味。此外，作者个人在日记中写下的对蒋介石、李宗仁、宋子文、孔祥熙等相关人物的内心观感，也为研究者多角度多侧面地审视和评估历史人物提供了借鉴。日记整理者除对相关的名词、事件、人物做有注释外，还插配了许多取自陈光甫私人档案的图片，尤足珍贵。

编撰《罗荣桓年谱》的前期工作是与撰写《罗荣桓传》同步进行的，从1980年即已开始．当时，由李志经同志编写了五万字的＂大事记＂．在《罗荣桓传》出版后，又由王洪同志在＂大事记＂的基础上，将《罗荣桓传》所有资料全部吸收进去，扩充为近十万字的＂年谱＂．

这部专题论文集是作者20多年来研究党史、国史的成果。全书收文20篇，按照历史与逻辑统一的要求，以翔实的史料、客观的分析，夹叙夹议，比较全面地评述了遵义会议前后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实现两次伟大转折的历史过程，并较为系统地概括了两次历史转折的宝贵经验。 作者就两次转折的历史提出不少新的见解。例如，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与完成，这个会议实现了“博洛交替”，变换了中央最高领导，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领导中央红军和各苏区实现了战略转变；《遵义会议决议》第一次系统论述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毛洛合作”奠定了遵义会议胜利的基础，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从遵义会议的胜利中产生而在扎西会议变换领导后形成，其领导核心的最初格局是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和实际的军事统帅毛泽东的配合合作，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又如，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是第二次历史转折的前奏，它是对“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的开始，是改革开放的实验，是邓小平理论的起点，在新中国历史发展中，它是连接“文革”前十年和新时期的重要环节，不仅为“四五运动”和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基础，而且为新时期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做了准备。再如，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了历史转折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经济、政治、组织等方面完成第二次伟大转折任务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打开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 作者认为，两次历史转折的成功经验给后人留下宝贵的启示：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反对形形色色的“左”的教条主义，是实现历史转折的根本保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开展党内斗争，妥善解决党内矛盾，是实现历史转折的正确途径。两次历史转折有力地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它完全能够自觉地把握重大历史关头，从错误和挫折中吸取教训，从困境和逆境中奋起，开辟新道路，创立新理论，开创新局面，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去赢得革命战争和建设事业的胜利。两次历史转折的经验告诉我们：领导历史转折胜利的毛泽东和邓小平，永远是指引中国人民开拓前进的旗帜；联系两次历史转折的经验可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是带领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指导思想。

此书是把义和团运动还原到事实基础上来的标志性成果，作者对义和团运动中一些重大问题的意见言之凿凿，证据充分，颠覆了已往的某些结论，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义和团史专家佐藤公彦称此书中一些分析“极为富有魅力”。

看到《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这个书名，读者可能会提出一个问题：拿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的中国来说，几乎每年都有重大事情发生，例如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1948年国民党统治区财政经济的全面崩溃、人民解放军发动三大战略决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些都是对近代中国的历史产生巨大影响的事件，为什么偏偏要挑出1947年这一年来写呢？当然，前面说到的那此年，都可以而且值得写一本研究专著；而1947年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有它特殊的地位。正是在这一年，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二十年来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国民党从优势转变为劣势，在内战战场上从进攻转变为被动挨打，由强者变成弱者；反过来，中国共产党却从劣势转变为优势，在战场上从防御转变为进攻，由弱者变成强者。双方力量对比在一年内发生的这种巨大变化直接影响并支配着此后中国的走向。本书书名中所用“转折年代”，正是在这意义上说的。发生了这样的转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历史性巨变的到来，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将1947年史册的第一页和最后一页进行对照，可以感受到这种转折造成的强烈反差。这里，我想先把国共双方的主要领导人蒋介石和毛泽东在这年前后的言论及其反映出来的各自心态比较一下，可以给我们留下一个清晰的印象。这也许比列举种种具体事实更容易说明问题。蒋介石在这一年将要到来的时候，刚刚攻占解放区在华北和华东的两大政治中心——张家口和淮阴，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把和谈的大门关死。他那时候真是趾高气扬，踌躇满志，以为只需要三个月或半年时间就可以消灭中国共产党。他在这年2月所做的《对于最近社会经济军事情势之分析》的讲演中得意洋洋地说：“一年余以来，政府要收复什么地方，就收复什么地方，长春如此，张家口也是如此，而最关重要的要算收复苏北和鲁南，因为苏北湖沼纵横，鲁南丘陵起伏，交通不易恢复，最便于匪军的藏匿和逃窜而终于被国军所收复，这是前方将士英勇奋斗的成绩。政府于去年计划在五个月内收复苏北，直至今年1月底正式将共产党驱逐时为上，比预定期间，也不过只超过了一个月。最近共产党在鲁南如果完全失败，则黄河以南便不复有容身之地。所以在这种交通和军事情势之下，共产党绝对不能流窜幸存。现在共产党还想把政府拖倒，这无异是一个幻梦，不料某报反而替他们宣传，真是可笑之至！”最受蒋介石信任的参谋总长陈诚，1946年10月17日在攻下张家口后在记者招待会上斩钉截铁地表示：“如用军事，三、五月内可以告一段落。任何一条铁路，两星期内可以打通。”1947年初他又一再重申这个看法。这反映出他们那时多么地充满自信。但到这年12月，蒋介石再也没有年初那股神气了。当讲到一年多来的战场形势时，他说：“他们（注：指解放军）并没有我们这样好的武器，也没有我们这样多受过严格训练的官兵，更没有什么军需资源的经济基础，这些条件我们都远胜过他们，而为什么我们不能剿灭他们？并且较之初期，匪区更扩大，匪势更嚣张，我们曾有许多将领被俘虏，许多部队被消灭，成为我们国民革命军有史以来的大耻辱！过去我们无论是东征、北伐以至抗战，没有一次战争不是光荣胜利的，现在剿匪，匪是愈剿愈多，我们却是愈战愈挫，这是我们从来没有受过的耻辱！”他甚至感觉到：自己也好，国民党的统治也好，已经处在“生死成败的关头”。这年的最后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本月忧患最深，尤以最后十日，各方告急与失败之报，几如雪片飞来，蓐食宵衣，兢兢业业，未敢或懈，自省俯仰无愧，信道益笃，成败利钝，一惟听天命而已。”再看毛泽东，他的态度一直是冷静而从容的。1946年11月21日，面对国民党军队气势汹汹的大举进攻，他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说：前一段时间，在中国人民中间以及我们党内部存在着内战打不打得起来的问题，人们部希望国共不打仗，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剩下的便是我们能不能胜利的问题了。要胜利就要搞好统一战线，就要使我们的人多一些，就要孤立敌人。在军事上，我们还是用袭击的办法，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解决土地问题，这是一切工作的根本。他强调指出：“我们只要熬过明年一年，后年就会好转。”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毛泽东在对这个文件作说明时指出：“根据最近的形势来看，高潮是确定地快要到来了。凡是出现革命高潮，总是敌人有弱点，给我们可乘之机，否则就很难。”“这次革命的动力是两条战线，就是解放区和蒋管区的人民运动，而以解放区为主。”对革命胜利的时间，他做出这样的判断“少则三年到五年，多则十年到十五年。假如以少则三年到五年来说，那末，从日本投降时算起到现在已经过去一半了，，即一年半了，但最后的困难我们还要估计到。”毛泽东在1946年底所说“我们只要熬过明年一年，后年就会好转”，用了一个“熬”字，是十分贴切的。对中国共产党来说，1947年这一年确实很不容易熬过，而在这一年里把整个局面扭转过来就更不容易了。毛泽东在十九年后还对外国朋友说起：蒋介石打我们的时候，要算1947年上半年是最困难的时候，很多重要的根据地被它占去了，比如延安就被占去了，陕北它都走遍了。只是整个局势的好转，来得比毛泽东原来预计的更早。到这年年底，情况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毛泽东认为可以断言胜利已经在望。12月25日，他在中共中央于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会议上做《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报告一开始便说：“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进攻。”“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为什么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竟会出现如此巨大的转折？看起来似乎是个奇迹，其实，根本的原因在于人心的向背，在于谁能得到中国最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人心向背，是最终能左右一切的决定性力量。当然，主观的指导方针是否正确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指导方针不正确，即便有良好的客观机遇仍会白白地丧失掉。具体说来，这个变化是由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运动这两条战线的发展所造成，而以前者为主。无论两者中哪一个方面，走过的都不是平坦的道路，而是经历过一个艰难的发展过程。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年代，各种矛盾冲突表现得比平时更加错综复杂，更加尖锐激烈，因而使这段历史的内容异常丰富。这本书所要考察和探讨的是：这个转折究竟是如何到来的，它一步一步地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力求把这个波澜壮阔的历史场面重新呈现在读者面前。至于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到这一点，只能有待于读者的批评。

作者叶昌炽是我国近代著名学者。该日记规模宏大，资料丰富，展示了叶氏一生治学经验及有关金石、书画、文物和珍本古籍的收藏、考证、鉴定以及半个世纪的朝野珍闻、艺坛遗事等。民国年间王季烈所辑《缘督庐日记钞》仅得原稿十分之四，且流传不广。我社于92年印行线装本《缘督庐日记》，底本采用苏州图书馆独家收藏之足本，很快销售一空，现特重印，以满足学术界需要。

王镜轮，1962年生于北京，祖籍陕西省扶风县。1980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1984年至1987年在本校攻读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生，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8年至1993年在北京某高校任教，后辞职写作。多年潜心于对中国古代内章制度的研究。在大陆、港台出版过一些著述，主要有《中国帝王宫廷生活》，《珍图本帝王宫廷生活》，《故宫宝卷》、主编《中国文化杂说·皇宫卷》。

《光复会与浙江辛亥革命》是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胡国枢研究员的最新力作，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光复会的学术专著。它揭橥了历史的客观进程，那就是封建制度的消亡与民主共和的新生。它拨开了历史的迷雾，还光复会以公正。因缘际会，风云变幻，光复会已成历史陈迹。但是，光复会志士当年为之奋斗的理想仍激励着今天的我们，它的历史悲剧更值得我们思考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