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者取自CIP数据。本书包括：总统府标志建筑——大门、国民政府大搬迁、“总统府”何人所书、“解放军占领总统府”是怎样拍下的等

回忆是时间的旅行，但记忆却不是一条渐行渐远的羊肠小径。有的时候，我们会在记忆发生的地方像采集标本一样的萃取纪念品、或留下弥足珍贵的影像纪录，多年以后，这许多事物都会是提示我们、或引导我们进入回忆之路的门径。当我们轻轻的闭上眼睛，穿过一种气息、一种影迹或一种声音的门径进入回忆，那在广漠的时间平面上，记忆是一块浩瀚的版图，无边无际。在空间化的时问中、或在时间化的空间中，我们涉身其境却又浑然不知身在何处。在我小的时候，我祖父告诉我：“在我小的时候，我祖父告诉我，在他小的时候……”如果以一代人三十年来算的话，这个绵延五代的记忆足足跨越了一百五十年，由此往前推，那就是一八五○年。这几乎超越了口传历史或个人记忆与家庭记忆的极限，而仅仅只是失去场景与细节的历史年代而已，不过，只要这个年代不是太过遥远，它经常是我们的回忆旅程中的某一处地标。我们总是把个人记忆或家庭记忆牢牢镶嵌在大历史的边缘角落里，是的，这是个无足轻重的卑微的角落，从未影响什么，也从未改变什么或造成什么，但是，当我们娓娓口述这些记忆时，仅仅作为背景的历史却随之变得细腻而充满生命。一九四五年对我父亲来说尤其是个欢欣鼓舞的年份，这不光是因为台湾光复，更重要的是，随着抗战胜利的炮火他顺势击败地的日本情敌，张灯结彩的赢得我的母亲。同样是这一年，作为“战败国”的军犬，我那可怜的五舅正躲在南洋某座岛屿的深山密林里，每日以蛇虫野菜充饥，他说，如果不是没有盐份，浑身虚软乏力，就算一整个美军陆战师，也抓不到他们几个“宜兰来的田庄囝仔”。就是这样，沿着公众历史的明确线索，我们的记忆经常在父辈祖辈那里得以延展和扩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属于家庭的记忆却也在一代又一代人之后逐渐湮灭，逐渐淡忘。也许我们的记忆仍能扩及一九○○年前后，也就是我祖父的少年时代，至于我祖父的祖父少年时代的十九世纪中叶，可能只是失忆的、不带个人情感的历史概述而已。有时候，那一幅幅正襟危坐、形容肃穆的手绘肖像还能够隐隐约约的向我们透漏点什么，而那些攀龙附凤、夸大其辞的宗族家谱，除了慎终追远的意义，究竟难以向我们说明什么。几年前，曾有大量来自山西的矿物彩棉布“祖宗像”被精心陈列在北京、香港或台北的骨董店里，有些容纳了近百人的巨幅画面，其年代甚至从清晚期一直推溯到明、水乐年间，画面中，除了两个朝代的服饰略有不同之外，无论男女，每个人都长着一张一模一样的脸，画面下方还经常预留了一些空位，有些已经把像都画好了，就差写上“某某公”或“某氏”而已。

有谁知道，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中国的老百姓、军人、知识分子都在做什么？以及随着政府对日妥协的失败，他们是怎样准备着跟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决一死战的？在这本书所展示的老照片里，我们能看到在抗战爆发前的几天里，徐州城郊正在舂米的农妇，像多少年来一样的从容安然，连云港湾那一串串帆影，与往昔一样的穿梭往来，但是，在这和平景象的身旁，中国军人演习的枪炮声，却在告诉我们，一个凶残的近邻强加给我们的战争，已经很近了……。

1933年的第一天，万里长城上号称“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就响起了刺耳的枪声，它划破宁静的天空，无情地击碎了民众的梦想，使所有的中国人为之震撼。这不祥枪声预示着，中国在新的一年里将不会平静。 自日本入侵东北后，原本就不简明的中国的政局变得更加混沌：蒋介石坚持“攘外先安内”的政策，可日本并不按蒋介石的日程表行事，攻占热河后又扑向长城各口，蒋介石在遣精兵稍事抵抗后，就与日军签了城下之盟——“塘沽协定”，希望以妥协换取“安内”（主要是剿灭共产党）的时间。他把主力用在江西的“剿共”战事上，在四次败事后，终于现出了取胜的一线机会。 在崇尚武力的年代，军事斗争似乎成了解决所有争端的灵丹妙药：抗日方面，义勇军的殊死抵抗在正规军的畏首畏尾的衬托下显得格外悲壮；国共战争遍及东南、西南与西北；国民党内的政争也引武力来“助兴”至于四川、贵州和新疆等地桀骜不驯的地方军阀，更是关起门来大打出手……四处战火、建设国家与改善民主，从何谈起？

《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增订本）》为厦大出版社1990年版的增订本。主要对清代台湾移民和移民社会的理论、社会结构、社会动乱以及福建平民偷渡台湾、人口的性别比例问题等作了较详细的探讨和研究，可使读者对清代的移民社会有更加全面的了解。

本书收录的近代史资料有：《武汉时期的救国会会议记录》、《台湾的工矿事业》、《二十年代中东铁路上的俄中学校》等文章。

《总统府史话》介绍了与南京总统府相关的历史，内容包含有“林述庆南京设行辕”、“十六省代表举孙文”、“中华民国国旗”、“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等。历史曾经无比眷顾南京。自今以溯，凡五千年，建业情怀，金陵风物，那些附着在历史虚境上的形声色意，所谓楚秦王气、南朝烟雨、赵宋残阳、明朝宫阙、天国风雨者，或托于古巷，或附于丘阿，或以诗表，或以词生。凡此种种，都在这座古城千年的皇皇之旅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浸染了一种难以言表的文化意味，总让人们在她的历史传承和文化积淀中细细品味出她撼动人心的魅力。

中共陆丰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陆河县委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

1941年12月7日，日本航空母舰编队突然袭击美国珍珠港，使美国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当日本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日军还在扬扬得意的时候，1942年4月18日，日本东京、名古屋等地突然遭到轰炸机的空袭日本民众被这突如其来的炸弹惊呆了，日本军方也被搞懵了日本本土会遭到空袭！谁也不相信，但这却是事实、带领轰炸机队轰炸日本的就是美国陆军航空队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中校军官——詹姆斯·H·村利特尔、村利特尔轰炸机队轰炸日本后，轰炸机队按计划飞到中国上空，由于没有找到预定的降落机场，加之油料耗尽，机组人员被迫弃机跳伞；美国飞行员降落在浙江、江西、安徽等地，得到当地中国百姓的救助，绝大部分美国飞行员活了下来。 中国百姓为了寻找、掩护、转送和救助美国飞行员，遭到侵华日军的报复。为此，中国百姓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被救助的美国飞行员把救助他们的中国人视为救命恩人60多年过去了，许多当事人已经离开了人世。但是，营救者与被营救者在战争中结下的深厚友谊，却从来没有中断过，今天，这种深厚友谊，正由当事人的晚辈和中、美两国人民，通过书信、电话、传真和访问，用图书、报刊和影视延续着……这种在战争中和生死之间结下的友谊，是真诚的、崇高的，是令人钦佩和敬仰的，是经得起时问考验的愿这种友谊天长地久，世代相传。

在世界航空史上有同两次大的空中运输，一次是“柏林空运”，另一次是“驼峰空运”，1948年6月24日，苏联切断了美、英、法三国在柏林西部占领区的地面交通，为了保障西柏林的物资供应，从1948年6月24日至1949年9月31日，美、英两国组织大规模空中运输运行。这就是“柏林空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法西斯封锁了中所有对外联络通道，只有一条众印度汀江到中国昆明的空中通道。这条通道就是“驼峰航线”将中国抗战急需的物资从印度经“驼峰航线”就称为“驼峰空运”。“驼峰空运”是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组成部分。无论是在世界航空史上，还是世界战争史上，特别是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