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崭新的视角对以国民党十七路军（第四集团军）为代表的陕西军民的抗战情况第一次作了全景式的展示。真实、生动地再现了那场波澜壮阔的全民抗战画卷。作者优美的文笔和带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创作风格，更使本书别具一番情趣。由于作者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当事人的回忆录，并到中条山等地实地采访，运用了大量的口述史料，所用资料基本翔实可靠，对当事人命运的回放，对战争幸存者战后生活的追踪，更使全书充满了史诗般的悲壮和沧桑感。

二十世纪的世界，是一个丰富多彩而又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二十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一个风云变幻而又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中国人民从逆境中顽强奋斗的历史过程：前半个世纪，无数志士仁人艰难探索、英勇奋斗；后半个世纪中国人民最终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走上全面振兴的康庄大道，其最后二十年，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变化最激烈、最深刻、中华民族最为扬眉吐气的二十年。江泽民同志曾指出：“无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城市，如果忘了自己的历史，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正确走向未来。”“史”是一个国家的精神支柱，是一个民族凝聚力和一座城市文化的基础。当代人为了准确地从遥远的过去审视当下，科学地洞察未来，渴望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研究本民族的过去、回眸所在城市的昨天。昨日和今日是一种颇为微妙的契合，认识昨日是为了认识今日。中国有长达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作为上世纪末的参与者和见证人，站在今天历史的高度，回过头去重新认识一下二十世纪曾经血雨腥风、轰轰烈烈的中国革命，深入考察一下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关注一下历史变革给我们今天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种体制及其思想文化观念留下了怎样的一些烙印；进而再思考一下我们新一轮的国家建设发展目标，也许能让我们生活得更明白。

本书是关于战时期华南地区（以广东为主）历史的一部著作，包括日本对华南的入侵、国民党当局的应变措施及社会各界的以应、日伪在华南的统治、国共两党领导的抗日斗争、战幕地的广东经济与文化、广东抗战的胜利、桂南会战、抗战后期中国收复台港澳问题、华南抗战的其他侧面等内容，既广泛吸取了学术界关于华南抗战的有关研究成果，又应用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对若干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以中华民国为历史标志的20世纪上半叶，虽然只不过是极其短暂的一瞬，但无疑是其中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动荡和变化最为剧烈、最动人心魄的一幕。其间，新制与旧统共存，建设与破坏同行，革命与反动互激，内忧与外患交迫，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经济基础，是科学技术，还是意识形态及文化风习，无不酝酿着、爆发着重大的变化与改造，并最终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时代的推移，尤其是21世纪的到来，“中华民国史”逐渐突破了以往覆盖于其上的中国革命史的框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华民国已经作为一个与此前中国历史上的26个朝代相并列的重要历史时期而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在国内外学术界，特别是在国内学术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从断代史的角度来研究这一时期的各方面问题。而且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为适应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人们对民国史的研究兴趣，也逐渐从那些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动人心弦的政治事件以及茶余饭后的奇闻逸事，逐渐扩散到了或者准确地说是深入到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层面，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从政治形式的外表进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从而使有关民国史的研究更紧密地与以经济发展为主题的当代社会联系在一起。于是，中华民国史不仅已经以其原有的完整的风貌独立地展示在当代国人面前，成为中国历史研究乃至整个学术研究的新的热点和生长点，而且也必然会对当代中国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发挥越来越大的历史借鉴作用，并因此而得到社会各界越来越广泛的重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有关民国历史资料的整理出版尽管包罗广泛，涉及档案、方志、报纸杂志、官方文献、私人著述以及共和国时期的回忆录等等，而且这些资料也都是极其宝贵的，但人们却很少注意到另一种为民国时期所独有的资料宝库，即由当时国内外各主要政治力量和政治派别、各地政府、各学术团体和学校以及学者个人所进行的大量的社会调查，特别是农村社会调查。与业已整理出的其他资料相比，这些调查具有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和收藏价值。这不仅仅是因为调查的涉及面极其广泛，覆盖着全国绝大部分省区的包括城镇乡村在内的自然环境及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更主要的原因还是这些调查大都是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如现代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等方法和手段调查完成的，而且均以调查报告甚至学术论文作为最终的成果形式，这样既保存了大量的调查数据和原始资料，又凝聚了代表当时比较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各种自然、社会及政治、经济等问题的分析、透视以及为解决这些问题所提出的对策和建议，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借鉴价值，是深入研究和了解旧中国城乡社会问题的极可珍视的第一手的原始资料，也是当今社会经济建设资以借鉴的极其难得的思想库。民国时期的调查资料实际上也已经走出了历史学界的圈子而受到其他学科学者的关注。源自福建教育出版社的远见卓识和鼎力支持，使我们终于有条件能够共同担当这一历史的重任。不过，由于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种类繁多，数量庞大，而且所藏散漫，有不少甚至散佚海外，如果一味求全，势必不能，亦且难以满足当前学界的急迫需求，故此我们决定采取“丛编”的形式，按步骤分阶段地予以整理出版。第一批收录的文献共计193种，按其调查内容大致分为10卷，包括婚姻家庭、社会保障、社会组织、宗教民俗、底边社会、城市劳工生活、乡村社会、人口、文教事业及少数民族等。<

这是一份历史细节的真实记录。都统衙门是八国联军侵华时期在天津成立的临时政府。本书是都统衙门执政两年惟一存世的正式文本，三百余次政府会议的纪要，再现了一个特殊时期的详细历史过程。内容涉及市政制度、基础设施、交通通讯、城市卫生以及经济、社会、法律等诸多方面，为了解和研究晚清历史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本书用文字记录了一幅真正的历史图景，透过这些记录，可以看到在跨入20世纪的时候，一个中国城市所发生的种种变化，历史是如休在复杂的社会进程中进入一个新时期的。

真相是世界的光，《南方周末》的往事版，旨在给读者提供鲜为人知的历史材料，揭开历史被封缄的秘密。从1984年创刊时起，《南方周末》就颇留意往事类题材，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文章，随着报纸的整体转型，此类文章渐渐从“野史”、“轶闻”的窠臼中脱胎。往事版的前身，叫作“解密新闻”，要做的内容是“已经成为历史的新闻与当年的新闻背后的历史”。汇集在这里的文章，追述的是民国以来历史的片羽飞鸿——那些看似熟知却并非真知的时间或人物。

五香豆丛书。旧上海，从一个带有原生态渔村色彩的市镇突变为畸型的商业大都会，它的起始点在晚清七十余年间，在上海近代史上一条水道不同寻常的七十余年。成千上万的上海人走在现今的延安东路上，却不知脚下的路曾经是一条水道。洋泾浜，是上海不可能再出土的文物了……（姚克明）

这里要附带一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作用和意义的重要，不应太侧重于衡量当时知识分子所提出革新方案的成效性，而应正视他们能无所回避、勇于揭露要中国摆脱厄运、走向现代化所必须面对的全盘问题。只有到此地步，中国人对自己的困境才算有彻底的认识。他们这一代所揭示的问题的深度和广度，无庸讳言到今日尚未达成，因而五四时期所标示的改革课题仍具有生命力。可以断言，在此后的中国，只要知识分子仍旧？皇游蜃允游峭贫返南惹α浚嘈盼逅脑硕谥督缛匀挥欣贸Ｐ碌镊攘Α２还收呷慈衔谕贫泄贩⒄怪校督缒芊⒒恿酥鞯己椭魈遄饔玫模荒苁嵌兰统跬返娜昙洌馄诩湟舱怯纱呈看蠓蛳蚪椭斗肿幼晒Φ牡谝淮男纬珊统沙さ氖逼凇？其次，除了近代中国革新运动愈步趋深入，以至到五四时期而有一新文化运动的勃兴的历史进程外，我们不能忽略与这个历史进程相凑泊的第一代近代型知识分子的形成的历史条件。拙稿下面则试图从新文化运动溯源作条理去展示第一代近代型知识分子的形成之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

本书以中国传统文化和越文化研究为中心，从历史、考古、哲学、文学、艺术、经济、宗教、民俗、语言文字等诸多领域，论述了东亚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越文化在中国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鉴于东亚地区的文化交流越来越呈彼此互动的太势，国内学者特别强调关注域外文化对本土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或针对东亚周边国家之间的文化关系，特别是日本、韩国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课题海外学者则对中国区域文化的个案尤为关注。本书收录的韩国祥明大学的专题论文，就是他们对吴越地区经济、文化、艺术、方言、电影、风俗等全方位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对越文化多层面、多视觉的探讨可以说是本书的主要特色。赵文化历史悠久，积淀深厚，在中国文明史和东亚文化圈中有特殊地位。以越文化为区域研究在中国学术史上有久远的渊源。从河姆渡文化到良渚文化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了古越文化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摇篮之一。夏商周时代，越地不仅与中原文化有密切交往，而且以其鲜明的地域特色闪耀在中华文明的版图上。越文化的形成发展，实际上包含着一个动态的历史演变过程。本书对越文化的名称、内涵的论证和对越文化的考古发现，地域特征、名人渊薮、语言文学、宗教风俗的研究都能加深我们对越文化丰富内涵和深厚蕴藉的整体认识。本书作者中既有德高望重、蜚声海外的著名学者，如李学勤、章培恒、陈伯海、董乃斌、等先生，也有韩国、日本的学界精英，更有许多活跃在国内学术界的高校，科研机构的文史工作者。这些成果充分展示了研究者深厚的研究功力和治学谨严而？挥诖葱碌难蹙瘛？

本书明确指出，冯玉祥在各方压力及名利诱使下，改变了政治初衷。他原来设计拥戴段孙合作，建立一个有左倾色彩的中央政权已不可能。他发动政变时毅然反戈，表现不凡，随后却瞻前顾后，摇摆不定，拱手将政权交出，恰恰是他军阀本质与个人性格使然。本书指出，苏联向冯玉祥国民军提供援助有有重要条件的工具。本书大量引用近年公开的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历史文献档案确证此事，无疑具有很强的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