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不畏艰险、不怕牺牲、拼搏团结、前赴后继的英雄气概，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一篇光辉奇特的史诗，树立起了一座无与伦比的伟大丰碑。　本书精心挑选了几十个故事，在回顾历史的同时激励青少年从中获得领悟，努力做一个合格的接班人。

曾国藩幕府盛况，当时人们赞颂不已。薛福成在《庸庵笔记》中说，曾氏幕府，集天下俊彦之士达83人，薛氏本人尚未列入，后世学者有的统计则超过薛氏的统计数字。 曾国藩幕府80余人中，后来官至总督、巡抚、尚书、侍郎者有李鸿章、李翰章、郭嵩焘、左宗棠、刘蓉、唐训方、彭玉麟、钱应溥、黎庶昌、何璟、倪文蔚、李宗羲等10余人，还有科学技术专家如徐寿、李善兰等。拥有这些人才组成的智囊团，参谋其事，曾国藩的成功是不难理解的。 幕僚古已有之，在汉代就见于记载。官僚们为要办理朝廷赋予的各项事宜，又没有相应的官派人员，就自辟幕僚，帮助处理。幕僚与幕主关系比较自由，他们不是隶属关系，幕僚去留自主，幕主采纳意见则留，否则就去而他就，曾氏幕僚人物也有这种情况。在祁门大营，当军事最困难的时候，幕府人数寥寥，曾氏也只得听之任之。 到清末，曾国藩幕府时传统幕僚制度已经发生了变化。参加曾国藩幕府的，固然不乏古典色彩，但入幕之宾中，很多是翰林，或者是朝廷正式官员，何璟、孙衣言是翰林院编修，倪文蔚是庶吉士散馆分刑部任主事，李瀚章是知县。曾国藩以书生将兵，异军突起，许多秀才、贡生出身人员闻风影从。另一方面，许多人随幕曾氏多年，随着军事胜利，被曾国藩推荐保举赏以官职，有的成了方面大员，有的仍留在幕中，就不再是传统的幕主宾僚关系，已有隶属的色彩了。后来成为封疆大吏的人，多系曾国藩保举或应朝廷咨询而由曾氏推荐的。

多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学术界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1月31日40多天时间中，成果很多，而对日军占领南京8年（1937年-1945年）历史的研究则几乎是空白。本书是第一部系统、详实、全面、深入地研究南京沦陷八年历史的学术论著，挖掘出大量日军侵华新证，实属开山之作。该书通过大量新挖掘的史料，首次系统地叙述了日军侵占南京八年间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为日军侵华罪行提供了新的铁证。《南京沦陷八年史》分上、下两册，共12章，计100万字。该书全方位地介绍和论述了从1937年12月日军侵占南京，直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这日伪占领、统治的近八年间，作为中国沦陷区的核心地区南京的各方面情况。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文艺、新闻等方面。

《镇政府管理》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地方行政体制研究》的成果之一，也是《中国地方政府管理丛书》的一种，该书是作者在赴江西南城县建昌镇实地

本书依据广东农运的发展线索，主要根据国民党方面的史料，重新观察广东农运的兴起、发展、高涨、挫折、低落、失败的全过程。凡已有较深入研究的问题（如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办理情况等），则从略；凡人所共知而又排谈不可的问题（如广东省第一、二次农民代表大会等），则从与国民党关系的视角，重新评述；凡涉及国共两党对广东农运的种种分歧与磨擦，均力求客观公正地介绍；凡重要事件，尽可能提供原始史料，以便让史实来说话，以利读者自己作出判断。因此，本书既不是全面地论述广东农民运动（如作为农运社会背景的广东农村经济政治状况不再泛泛地论及），又不同于一般以中共为主体的农民运动史（对中共如何进行农民运动亦不具体论及），这是需要预先说明的。<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在程应缪、张家驹、魏建猷等老一辈专家、学者的引导下，半个世纪来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形成了求实、创新的风格，一方面着意培养扎实的史学功底，另一方面注意增强创新意识，扬长避短，占领学术前沿。目前历史系已拥有二个博士点和一个博士后流动站。1982年，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开始招收硕土研究生。1994年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近代社会研究所。2000年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点经国务院学位办批准设立，2001年在研究所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并于同年被评为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学科带头人为唐力行教授。目前学科分为三个方向：区域社会经济研究、社会问题与社会变迁、下层社会和帮会研究。各方向带头人分别是唐力行、苏智良、周育民。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以转型期中国社会研究为中心，形成了以下四个特点：一、整体中国与区域社会研究相结合。区域史研究是国际史学界的新趋向。我们重点研究的江南区域（含上海、徽州）是社会转型颇具特色的地区。区域社会是整体中国的一部分，是整体中国的细胞形式，解剖某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社会，本身就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整体中国的认识。而且下层民众是生活在一个个具体的区域社会中的，我们要眼光向下，关注历史上下层民众的社会生活、组织结构、宗教信仰、传统文化，以及他们与社会大变动的关系等等，重建社会生活的实态，都离不开区域史的研究。例如《江南儒商与江南社会》、《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商人与文化的双重变奏——徽商与宗族社会的历史考察》、《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旧上海黑社会研究》等区域性研究所构筑的社会实态，都有助于加深对整体中国的认识。我们在进行整体中国研究时，也注意充分利用区域资料，力图做到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例如《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中国帮会史》、《中国会道门》等。二、长时段与短时段相结合。我们认为16世纪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标志着中国传统社会转型的开始。无论是区域社会的研究、秘密社会的研究还是近现代社会问题或知识分子的研究，都不能局限于1840年后社会急剧变迁的一百年，而应该把社会急剧变迁的短时段放到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较长时段中去加以考察，才能克服传统研究局限于一个较短时段的缺陷，使研究更具深度和力度。因此，我们突破了仅仅以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社会变迁来考察转型期的社会，而是提出了明清以来中国近世社会的概念，跳出近代史，又回归近代史。如《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又如，对中国近代区域社会经济的研究，其视野展拓到明清以来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从而更加深刻地揭示了鸦片战争以来江南地区社会经济转型的历史延续性和阶段性；再如中国近代下层社会的研究，从清初以来游民社会的形成人手，并进而研究鸦片战争以后游民社会组织的变化；至于民间会道门的研究，则追溯到更早的历史时段。社会问题与社会变迁研究也是如此，关于毒品问题的研究一直追溯到鸦片流人中国之初始。关于知识分子的研究则下延至当今。即便就一个较短的特定时段而进行的具体研究，如《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捻军起义史》等，也是把它们放在历史流变的大框架中，在具体而细微的研究中为其作历史定位。三、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研究相结合。传统史学的研究局限于社会上层，而将社会下层排斥于研究的范畴之外。社会下层是历史的主体，也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方面。下层民众在历史长时段的基本状况与社会大变动时的实态是怎样的？他们是怎样与社会发生相互作用的？这些研究对今天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关于下层民众，诸如农民、市民、游民等阶层，家庭、宗族、帮会、土匪、教门等下层社会组织乃至毒品、卖淫等社会问题，都与下层社会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而知识分子、商人等群体既与社会下层有联系，又频繁地在社会上层活动或直接居于社会上层，通过对于上述各个社会群体的研究，可以比较全面地揭示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全貌，展现转型期社会各类社会群体的分化、重组及其心态。四、注意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创新。转型时期的社会研究，是一个具有跨学科特征的综合研究课题，我们在研究工作中尝试引进新的理论与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把研究推向深入。如区域社会经济的研究不是就经济史谈经济史，而是以商人这一特定的社会群体作为研究切人点，从家族制度、商人组织、商业精神等方面探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互动，使经济活动变成活生生的人的活动。对于游民帮会的研究，我们也不是简单地罗列帮会在各个时期的重要活动，而是既考虑到游民帮会的共性，又充分考虑到区域社会的特点对于各地帮会的特殊风貌的深刻影响。对于知识分子的研究，在把握近代思想发展的总脉络的同时，更加注意知识分子的个性特点。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指导原则下，我们充分吸收并运用区域研究方法、社会学、政治学、谱牒学、心理学等等研究方法，使研究路子越走越宽，不断创新。在长期的史学研究实践基础上，我们不仅注意史学方法的继承和创新，而且注意培养严谨扎实的学风，从最基础的史料工作做起。以商人作为切人点的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以游民帮会、会道门作为切人点的下层社会研究以及毒品、卖淫等近代社会问题、知识分子的研究，都没有现成的系统整理的史料，大量的工作都带有原创性，需要从最基础的史料工作做起。我们曾经编纂了《明清徽商资料选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等。每个专业方向的形成，几乎都经历了十几年的积累，有的甚至是二、三代人的积累。我们的不少学术成果，已经为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引用并受到欢迎。近年来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的同仁们辛勤耕耘，成果迭出，正在发扬并发展多年来我们形成的研究特色。为加强与国内外史学界的学术交流，我们在上海市教委和商务印书馆的鼎力支持下，拟出版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丛书，陆续推出同仁之研究成果。希望我们的成果能为史学园地添加几分春色。

上海黑社会是在什么历史土壤里萌芽，又凭借何种社会风水而成长？它那令人瞠目结舌的犯罪是如何产生的，其内容的结构又是怎样？它的成员通过什么途径被选中并接受再教育？其信仰、文化水准、生活方式、家庭构成、联络方式，以及主要活动的类型与特点，诸如此类的问题，都还未曾有深刻而准确的历史回答。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探讨的意义，不仅是为了填补这一研究的空白，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帮助人们更深刻、更形象、更全面地了解近代中国社会，并为治理当今社会提供一面可资借鉴的镜子。敏感的人们不难观察到，处于急速变化中的当代中国社会，由于某些气候、土壤的因缘际会，黑社会的部分因子已悄悄地种下，并以决不缓慢的速度在破土萌芽。这些恶势力的萌芽如不得到及时的抑制，就有可能演化为如上海近代黑社会这样的都市之癌。这并非危言耸听。如果拙作能引起人们从近代社会到当代社会的多方面思索，那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近代上海黑社会》所据史料主要来自解放前出版的报纸、刊物、专录，帮会人物撰写的回忆录、著作，公安系统所存的犯罪档案，及笔者所进行的社会调查。

这是一部依据大量珍贵的第一手历史资料，全面、系统地论述、评论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日甲午战争时期制造旅顺大屠杀。惨案的专门著作。它向世人真实地展现了110年前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占中国旅顺地区、血腥屠杀约二万名无辜平民的惨绝人寰的情景，并严正指出：旅顺大屠杀是在日本侵华军事当局同意和批准下进行的一次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屠城暴行。<

《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论辩》史料丰富，结构严谨，叙述清晰，第一次廓清了20世纪后半期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论辩的体系与脉络。书中的整体分析与个案点评以及研究思路的建议，具有重要的启发性与创新性，也显示出作者治史的公正立场、敏锐眼光与卓越见识。虽在近代史基本线索的“现代化”论等问题上似着力不足，但瑕不掩瑜，该书仍是继续探讨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及其论辩不可回避的重要学术著作。

安庆师范学院皖江文化研究中心支持和资助。本文集包括古皖文化、安庆移民研究、方以智及方氏学派、桐城宋学、明清桐城文化、徽剧程长庚黄梅戏、皖江近代化等九个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