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学界经常使用的“西学东渐”这一概念，过于宽泛，因为具体到各个国家 的思想文化资源，都不尽相同，尤其是与“英美传统”和“苏联资源”有异的德国 思想，更是具有鲜明的特性。同样，在“西学东渐”进程中，由于接受主体的不 同，往往决定了受者选择趣味与价值取向的重大差别。考察德国思想资源之进入现 代中国，留德学人的作用举足轻重。正是基于以上思考，本论文选择现代留德学人 作为研究对象，在具体写作中，将20世纪上半期的马君武、宗白华、陈铨与冯至作 为重点个案；在适当的时候，也会考察同时期影响较大的留德学人。此前对中国留德学人的叙述和研究主要停留于史实的梳理，极少有对个案的深入探 究，因而缺乏对研究对象的“同情之理解”、“体贴之敬意”；过去对这四位学人 的研究，主要强调了他们作为或革命者、或美学家、或战国策派代表、或杰出诗人 的一面，而忽略了他们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尤其是具有留学德国背景的现代知识分 子所具有的特殊性。正是鉴于学界的研究现状，本文将视线收缩，试图通过若干有 代表性的个案，揭示留德学人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影响与意义。在个案的选择与 研究中，尽可能考虑到各个不同时代（也注意相同时代的比较）、不同专业背景 （也注意相同专业的比较）、不同活动范围（也注意相同领域的比较）的相互渗 透，从而突出本文的问题意识：中国现代留德学人是如何为中国文化发展寻路的。研究的基本策略是：以小见大、以人带史、以问题出思想；研究的基本思路是：以 个案研究为基础、以观念梳理为线索、以为中国文化寻路命题的回应为中心、以影 响研究为基本方法，探讨中德思想文化关系的建立。故此，本文尝试在中德文化交流的大视野中，立足于中国现代文化史的变迁，从留 德学人归国后的文化史贡献这一角度进行把握，突出他们选择、借鉴和吸收德国资 源后的本土作用，通过文学史、教育史、学术史与思想史的渗透和关联，来追溯其 思想形成，并探讨德国资源在他们观念形成中的作用。各章内容如下：第一章为绪论，通过对西学东渐与德国资源、留学生的文化史意义、中德两国 思想文化关系的深入分析，为论文勾勒出比较完整而清晰的理论框架。同时介绍学 界至今为止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总结该领域研究的基本范式，确立本论文的研 究思路以及推进的方向。第二章考察德国文化与马君武致用大学理念的形成与实践 的关系。以“致用”理念来贯穿其早期启蒙翻译活动与日后出任广西大学校长的思 想发展历程，并将其思想总结为办理西大的致用大学理念。第三章探讨宗白华文化 建国理想的德国文化背景与现代文化史意义。挖掘出长期为“悠闲的美学家”所遮 蔽的，深藏“致用情怀”的宗白华形象，强调宗氏以抗战时代的《时事新报·学 灯》为平台，集众家之手来实现其文化建国理想。第四章与第五章分别考察陈铨的 “民族文学观”和冯至的“学院写作”与德国文化的关联。选择这两位经历相近、 专业相同、交游颇多然而遭遇却迥异的朋友，其实有同类比较的思路。就文学创作 的艺术性来看，陈铨确实要弱冯至一筹。但若论“入世”的积极与“致用”的情 结，陈铨又胜过冯至。在全文撰作中，择出作为德国思想文化象征的歌德，为中国现代留德学人提供 共同的话题。希望通过各位学人对歌德的不同诠释，来说明外来资源的接受，主要 还是取决于受者本身的思想趣味、价值取向乃至所处的时代背景。第六章“结语” 从理论的角度对全文进行梳理。总结现代留德学人的特点及其文化史意义，分析他们的德国文化观，揭示其利弊所在及其启示，更强调他们回应时代问题——为中国 文化寻路的成绩与缺失。

王国栋呕心沥血，历时3年才完成该书的中文翻译，书中编译的许多日本细菌战战犯受审的供词，以前只有俄文版本，译成中文是首次，也是第一次在国内发行，为揭露日军罪行提供了新的有力的证据。该书第二、三部分，详细收录了原苏联审判12名日本二战细菌战犯的全部正式材料，如起诉书、审讯记录、庭审材料即各被告供词和最后陈述、各证人在法庭上所作供词、检验委员会结论、国家公诉人讲演词及各辩护人的发言，以及某些文件证据。本书根据前苏联外国文籍出版局1950年汇编发行的“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和其他材料编译，全书约40多万字，收录了原苏联审判日本二战细菌战犯的全部正式材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该书的出版将对揭露日本在二战罪行有很大实证价值和爱国主义的教育意义。

无数优秀中华儿女在抗日战争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据统计，在抗日战争中，有2100万人为抗击日寇牺牲了。无论是国民党人，还是共产党人，那些为抗日捐躯的人士，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他们的名字都应该镌刻在英烈谱上。任何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过贡献的人，他们流过的血、出过的力，都不应该被遗忘。我们一定要记住他们！本书编录的只是其中极少的一部分抗日英雄，我们想通过他们身上反映出的民族魂，让人们体验到全体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和团结同心的精神。

8月下旬的气候，在山西高原已表现着充分的秋意。但在公元1937年的这个时候，人们的议论中心再也不是围绕着庄稼长势和年成的好坏。一切人的谈话无不围绕着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命运……革命领袖的经典著述，老革命家们的深沉回忆，亲历者们对战争风云的真实写照，报刊工作者对那个时代的生动记录，史学家们对历史人物、事件的客观评述，历史档案材料和各类文史资料的陆续面世，无一不是这部作品的中坚支柱。

为了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湖北人民出版社以《1937：一名英国记者实录的日军暴行》为新的书名，重新出版《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该社恳切地希望我写一篇序言，我欣然地接受了这个任务。本书中文初版1938年由汉口国民出版社出版（1939年再版）。作者田伯烈（H．J．Timperley）是当时英国的著名记者。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后，他被英国孟却斯德导报（MANCHESTERGUARDIAN）派到中国报道战局。他来华之后，“发觉事态之惨，殊出人意料”，认为“这些凭据大有公诸世界的必要’，于是搜集了许多珍贵的材料和确凿的证据，以客观、公正、冷静的态度写成本书，打算将“日军如何对待中国平民的事实，向全世界公布”。本书译者杨明先生得到田伯烈即将离开上海返回英国准备出版本书的消息后，马上与田伯烈：商购中文译本的版权’。他怀着无比悲愤的心情，“日夜赶译，以期与英文本同时跟读者见面’’。郭沫若先生为本书中文译本慨然作序。他强烈地谴责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深刻地剖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劣根性，号召人们奋起“保卫祖国保卫人类、保卫文化”。中文译本出版时，恰逢中国全面抗战一周年。正如，译者昕说，这“是很有意义的一种纪念”。据有关资料称，本书除了中国版、英国版外，还有美国版、日本版、加尔各答版。在揭露日本侵略者的凶残面目，动员中国民众抵抗侵略者，号召全世界人民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并共同抗击法西斯势力等方面，本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这70年的时间里，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一次比一次猖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了中国东北。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妄图灭亡中国的重要步骤。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者出动100多万军队，在中国进行了野蛮的、疯狂的、惨无人道的大破坏、大掳掠、大屠杀。在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灾难的同时，日本侵华战争也使无数的日本人民家破人亡，痛苦不堪。日本人民同中国人民一样，同样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着两千多年友好交往的历史。即使在日军大举进攻中国的时候，日本人民也痛恨侵略战争，反对侵略战争。例如，本书作者田伯烈在序言中说：‘我应该向一位日本某军官表示敬意：去年9月初头，日机轰炸松江附近的难民车，无辜平民惨遭屠杀，当时这一位日本军官曾以私人资格，向我表示遗憾。”在抗战期间，一批觉醒了的日本军人组建了反战同盟，他们与中国人民一道战斗，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一批被俘的日本军人，经过教育，逐步认清了侵略战争的实质；他们回到日本之后，其中的许多人成了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的斗士。如今，中日两国人民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已成为两国人民的共同呼声和中日关系的主旋律，这种历史的发展趋势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但也应该看到，日本极少数人的军国主义思想依然没有根除。他们参拜靖国神社等劣行，不断地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一次又一次地损害了中日友好关系。隐患犹存，亚洲人民心怀疑虑。作为一名有幸参加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的老战士，我衷心地希望：中日两国间的战争永远成为过去，两国之间的和平长在，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长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只有中日双方对曾经存在的侵略战争都获得了正确的认识，才能确保历史的惨剧不会重演。为此，我向中共湖北省委领导同志提出建议，希望重新出版《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这本书，其目的，就是要把日本侵略者在华的野蛮罪行揭露出来，让中日两国人民及其子子孙孙从中记取历史的教训，不让中日两国人民再遭受战争的苦难。这个建议得到中共湖北省委领导同志的支持。《1937：一名英国记者实录的日军暴行》一书新增了200多幅历史照片（主要是1931年至1945年间的照片）。直观这些照片，广大读者可以更加清楚地知道：日军杀人手段之残忍，奸淫妇女数量之众多，抢掠财物之疯狂，破坏中国经济、社会之惨重，以及其他的种种罪行，在近代战争史上绝无仅有！除了以上所谈的以外，我还想再谈一点想法。爱国主义历来是动员和鼓舞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推动我国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1937：一名英国记者实录的日军暴行》的出版，无疑是给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提供了一部很好的教材。他们将从中国人民遭受侵华日军的蹂躏、摧残的历史事实中，感悟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和富强幸福来之不易，从而更加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祖国，更加努力地为中华民族的兴盛和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谨以此篇序言，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

笔者儿时，听大人讲神话，即知有“千里眼”、“顺风耳”，在幼小的心灵中，引起无限遐想。及长，并成了家，亡妻过校元女士（1937—1970）毕业于复旦物理系，研究红外线等尖端科技。她告诉我，从现代科技角度看，射电望远镜、长途直拨电话，早已使神话里的“千里眼”、“顺风耳”成为现实，其神奇妙用，甚至超过了神话。而神话中没有千年眼。野史、笔记中偶有预测几百年、几千年后世道的奇人的记载，那不过是扯淡，不值一哂：近代才出现的刘伯温的“烧饼歌”，是战乱、动乱年代民间炮制的谶言，无异于痴人说梦，与历史视角并不相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时值粉碎“四人帮”不久，很多人痛定思痛，对祸国殃民、造成中华民族空前浩劫的十年动乱进行反思，寻根问底。就在此时，我读了明代万历时人张燧写的《千百年眼》。此书流传不广，不见于《四库全书总目》，仅有明刻本及《笔记小说大观外集》收录本传世。我供职的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冈0好藏有明刻本，遂借来阅读。吸引我注意的，是这本书的书名，猜想作者一定是个具有历史眼光的人，否则为什么叫《干百年眼》？等读完全书，我感到我的猜想没错，张燧确实是位具有历史眼光的学者，书中论古议今，穿越千年，经常站在历史的高度，俯视古人、今人，不时闪烁着思想火花。如该书卷一谓：“武王虽恶纣之世官，亦未能改积习之常，久则难以改也……孟子日：‘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妨尊，疏逾戚。’以今言之，何不得已之有，即日朝释耒耜，暮登仕版，人亦安之矣。鲁之三桓、郑之七穆、楚之三姓，子孙皆盘踞，虽贪如狼，狠如羊，愚如豕，其国君固皆用之；才士秀民，则屈于族姓，老死于田野者，不知凡几。”这里，张燧对官员世袭制的危害，作了深刻的揭露。实际上，他笔下所述绝非仅仅局限于古代的鲁、郑、楚三国之大姓，联系明代的现实，变相的官员世袭制丑恶现象，可谓呼之欲出，不胜枚举。不知张燧有未活到魏忠贤垮台之时？魏忠贤专权时，他的侄子、女婿、族孙等，一个个平步青云，其侄魏良卿更是典型。本来，他在老家肃宁种地，斗大的字一个不识，魏忠贤居然把他拔至高位，从佥书锦衣卫，掌南镇抚司事，到晋封肃宁侯、宁国公，加太师（即太子太师，在明代，这是非常崇高的荣誉），简直有直上重霄九之势。但是，爬得高，跌得重。魏忠贤败亡后，魏良卿在受审时说：“吾生长田舍，得负耒耜足矣，何知富贵？今日称功，明日颂德，功德巍巍，自当封拜，吾不合为珰侄，遂以袍册加身，是称功颂德者，以富贵逼我，我何罪也！”（明·薛冈：《天爵堂文集》卷十九《丑寅闻见志》，崇祯刻本。）魏良卿的话，实在是可圈可点。“以富贵逼我”，何其有味也！直到上个世纪，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不是也有耕田的、卖菜的、织布的、工厂保卫科的，等等，被人为地用“富贵”骤然“逼”到最高权力圈内吗？曾几何时，覆巢之下无完卵，这些人又安在哉？国人都是清清楚楚的。显然，正因为张燧有深邃的历史眼光，才能在说古道今时，说出深刻的、富有启迪性的见解来。通览《干百年眼》全书，每有真知灼见。联系到太史公的“通古今之变”，无论是治国、治学、作文，若没有历史眼光，肯定是短视的，大则祸国、误国，小则庸浅，不可能有大的作为。因此，我把这套由我主编的历史随笔精选丛书，定名“千年眼文丛”。虽然在加盟本丛书的作者中，上大学读的是历史专业，并一直以捧古人饭碗为职业者，仅我一人，但无论是文坛前辈何满子先生，还是牧惠、陈四益、熊召政、李乔、伍立杨诸先生，都是饱读史书，对历史学颇有学养者。他们写的历史随笔作品，远看历史，近看现实，每以干、百年眼光，穿过历史的时空，烛照古今。说他们是千年眼，应属当之无愧。牧惠文兄不幸于2004年6月8曰溘然谢世。6月7日，他给我打电话时，还问起这套文丛，我答复他正在策划。而今文丛即将面世，他却看不到了，令我不胜感喟。李乔是我进京后不久即相识、往来二十余年、无话不谈的挚友。他交稿后，即身罹重疾，所幸动了大手术后，终于逃过大劫，正在康复中。愿本书的出版，对李乔老友是个诚挚的祝福。借此机会，我还要衷心祝愿为本文丛题签的学林前辈王元化先生健康、长寿。

藤原彰是日本著名的进步历史学家，被学界誉为近现代日本军事史的开拓者、奠基人。1941年他被征入伍。《中国战线从军记》是他根据亲身经历所写的。书中通过对侵略战争的反省，以不争的事实有力地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丑恶面目，他们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用历史学家的眼睛来看“天皇军队”和侵略战争的实际状态的这一独具特色的从军记，是一部具有意味深长、发人深省之内容的著作。从藤原彰先生在《中国战线从军记》中的叙述和介绍，，我们知道了一些以前因为抱有某些偏见，或因资料欠缺而研究不够或不甚了了的情况，特别是关于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战场上如何与日军进行艰苦战斗的有关情况及其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问题。藤原彰先生在《中国战线从军记》相当详细地叙述了在湖南、江西一带与中国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七集团军司令长官杨森直接指挥的第四十四军作战的情况……

天津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是开近代文明风气之先的城市，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天津“地当九河津要，路通七省舟车”，一直是首都北京的出海口和东大门。因此在近代中国没有哪一个城市像天津那样，遭受过如此众多的外来侵略；也没有哪一个城市像天津那样，紧紧地把城市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中国近代历上的每件大事都要进入海河来演绎，都要通过天津来彰显。天津城头的风云变幻，海河两岸的潮起潮落，实际上就是近代中国历史的缩影。近代以来，天津还是中国北方最早和最大的沿海开放城市，是中国汲取近代文明最理想的窗口，也是近代文明进入中国最便捷的跳板，所以很快便造就了天津引领中国近代文明的特殊地位，促使天津自19世纪六七十年代到20世纪初，出现了一大批“中国之最”。全书14万字共200余幅插图，选取的都是发生在天津而又与中国近代史紧密相联的人和事，重新展现近代天津的新风新尚，对帮助读者了解天津文明，认识天津文化具有极大的帮助。<

本书包括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工会运动迅猛发展、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开辟，工会运动在曲折中探索、在抗日洪流中，工会运动走向成熟等9章内容。

东北抗日联军第八军是一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改编的抗日部队，它的前身是１９３４年龙山农民暴动组织起来的民众救国军．１９３４年１０月，民众救国军遭到日军毁灭性打击，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先后得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和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的帮助，走上了联合抗日的道路，于１９３６年９月１８日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八军，其主要领导人是谢文东．１９３７年６月该军发展到６个师，总人数达到２０００余人，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做出过贡献．１９３８年以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做出过贡献．１９３８年以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进入了艰苦时期，由于该军主要领导人谢文东等经受不住艰苦环境的考验，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讨伐＂和政治诱降的双重压力下，于１９３９年３月叛变投敌，使该军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