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歧的解读：纪念中的“辛亥革命”（1912—1949）》一文，对民国时期辛亥革命纪念活动中对“辛亥革命”一词的各种解读进行分析，认为“辛亥革命”一词诞生于民国成立多年以后，此后其结构形式稳定，但其内涵则不断流变，在该词所包括的事件主要过程、施动者、时间范围、性质、结果等方面，含义或扩展或缩小，未能达成共识。抽象名词的难以准确界定、纪念语境以及党争政争是“辛亥革命”解读如此分歧的重要原因。 《黎元洪与民初政争》一文，对黎元洪与民初政坛的关系进行了剖析，认为与孙中山、黄兴、袁世凯并称“民初四巨头”的鄂军都督黎元洪，因拥兵八镇，在民初政坛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在民初政争中，黎元洪频频发表政见，提出自己的政治意向。在定都问题上，欲定都武昌，左右南北局势；在组阁问题上主张南北混合；“张振武案”为袁世凯所掌控，逐渐倒向袁世凯；在借款问题上抑南扬北；对待“宋案”，主张和平解决，反对南方用武；“二次革命”支持北方动武。文章还分析了黎元洪支持袁世凯的原因，并指出黎元洪并未完全与袁世凯同流合污。 在题为《辛亥武昌首义遗迹、遗址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可行性研究》的文章中，从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出发，指出辛亥武昌首义遗迹、遗址群是辛亥革命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它见证了中国统治秩序、社会制度和文化的新旧交替及中西文化的交融，具有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文章提出了辛亥武昌首义遗迹、遗址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理由，分析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有利条件，指出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意义。文章认为辛亥武昌首义遗迹、遗址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是可行的。 《首义文化及相关概念界说》对首义文化这一概念作了详尽的阐释，认为首义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可定义为首义历史及其遗存的总和，并且主要是着眼于人文特质认识的首义历史。首义文化的面貌由其本质所规定。这个本质，即武昌首义的政治诉求与建构，亦即推翻君主专制，创建民主共。首义精神是首义文化的核心内容，是最能凸显首义文化人文特质的部分。首义精神在学术界颇受关注，以著名辛亥革命史专家章开沅提出的“敢为天下先”的首义精神论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首义文化资源是相对于保护和开发利用而言的首义文化。首义文化资源属性为人文资源。按形态，可分为物质和非物质形态。物质形态的首义文化资源具有直观性、不可替代性与不可再生性，而非物质形态的首义文化资源则具有无形性、传承性与共享性。 这些文章富于创见，观点鲜明，论证有力，表明红楼人的科研水准有了大幅度提高。《辛亥革命研究及其它（续集）》一书的出版，值得祝贺！

《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通过专题研究形式，在对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特定时段的挖掘中，切入中央苏区政治、军事、社会内核，加深对苏区历史的了解。革命常常以打破现存规则为代价，而规则又是人类社会进步一个不可或缺的基石，其间的冲突，时时提醒人们在革命张力的后面，应有也必有自己的限界。

贵州辛亥革命不仅是全国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贵州近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改革开放以来，全省理论工作者，对贵州辛亥革命的研究倾注了较大力量，是成果颇丰的领域之一。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学术界普遍认为应对贵州辛亥革命的研究作一总结，将数十年来，特别是近30多年来，众多研究者对贵州辛亥革命的整体认识、研究进展、丰富成果，记录下来。汇编成册，以有利于贵州近代史、贵州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推向新的水平。 从另一个角度看，辛亥革命的爆发距今已有一个世纪，贵州辛亥革命的史事、人物和当时的社会状况，今天的读者已多陌生，亦有重新加以介绍的必要，这对年青一代认识贵州的过去，吸取历史经验，开拓贵州的未来，极富现实意义。 《辛亥革命贵州事典》就是为了上述目的编写的。我们打算以史事为“经”，以涉及贵州辛亥革命的组织团体、报刊、书院学堂、武装力量、重要人物乃至工矿企业为“纬”，客观地将贵州辛亥革命的全过程及其间重大历史变动、复杂的人物关系呈现给读者。为了让读者能更进一步掌握贵州辛亥革命的基本研究资料和目前研究的水平、动向，我们将此两项也列入了本书内容。一般需了解贵州辛亥革命史事和相关问题的读者可读本书第一至第七章各部分；若对贵州辛亥革命还想作进一步探求的话，第八、九两章即可进入视野。第八、九两章，本书也只提供探究的线索，要弄清问题真相，仍要按书索骥，进行深入考察。

《海外洪门与辛亥革命》从海外洪门的起源、分布和复杂的内部关系谈起，接着论述在保皇和革命之间，海外洪门立场的选择。自孙中山加入致公堂任洪棍之后，海外洪门组织汇入共和革命的大潮中，不仅在经费、军火、人员上有力支持国内革命，而且在组织结构上也深深影响了革命党人。兴中会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洪门色彩，同盟会与后来的中华革命党也借用了类似躯壳。本书全景式地向读者讲述海外洪门与辛亥革命的密切关系。对于辛亥革命后海外洪门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本书也加以充分关注，并进行思考。《辛亥革命时期洪门人物传稿》收入孙中山、黄三德、司徒美堂、焦达峰、井勿幕等驰名于清末民初政治、军事、社会各界的洪门人物，他们或领导或直接参与了辛亥革命。对于这些人物，也许人们并不陌生，但往往忽略其洪门背景。本书将他们放置于清末民初的历史大背景下，从洪门人物的角度，展示一个个洪门人物—革命志士在辛亥革命时期复杂的社会政治活动，实为一部色彩斑斓的“洪门与辛亥革命”关系史画卷，可以多层面、多角度地透析辛亥革命之成与败。

辛亥革命时期，西南袍哥“蔓延及于穷壤，几于无村无寨无之”，其势力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西南袍哥与辛亥革命》立足区域史研究视角，以清末民初为历史背景，以资产阶级各派别与西南袍哥的相互关系为中心，从自然、人文环境入手，追溯西南袍哥的历史渊源，解剖西南袍哥的内部组织，阐述西南袍哥为推翻清王朝统治、建立民国做出的贡献；并揭示辛亥光复后，西南各省袍哥因其固有缺陷，如何成为反动势力与革命派争权夺利的工具；探讨西南帮会文化的历史启示。

《西北哥老会与辛亥革命》采用政治史、文化史、社会史和心态史等多种分支结合的方法综合性地研究西北哥老会与辛亥革命的动态关系。从追溯西北哥老会的形成历史开始，叙述西北哥老会如何与同盟会合作，为辛亥革命作出重大贡献；又进一步探讨两北哥老会为何未能有效自我改造，难以融入民国政治体制之内。

《冯自由回忆录：革命逸史（套装上下册）》是冯自由根据香港《中国日报》及他自己多年笔记、往来书信、稽勋局调查表册等编写的，所记载的都是最有根据、最有价值的正史材料，只是“暂以革命逸史名之”。 晚清至民国之要人，几乎全收笔下，且记述多为非亲历者不能知之趣事。所载“吉光片羽，弥足宝贵”，“一切记载皆有来源可寻”。他以革命的亲历者、以严肃的史家态度，编写革命史，为后世留下了难得的信史。费正清、唐德刚、杨天石、傅国涌等海内外民国史专家一致评定此书为民国史第一书，蒋介石、林森等曾亲笔题写“书名”。

清末会党，主要是指洪门，孙中山本身系洪门人物，他在清末领导了近十次会党反清起义。孙中山联合会党力量，既是为了壮大资产阶级革命力量，也是通过会党这个纽带实现发动、组织下层民众之尝试。但是，这种先进政治力量与传统社会力量的结合仅是一种浅层次的结合，因而也是一种短暂的结合，甚至是不成功的结合。《发现底层：孙中山与清末会党起义》全面揭示会党在晚清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孙中山与会党的渊源，孙中山对会党的认识、发动、利用和改造，会党对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的响应及其在反清起义中扮演的角色，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对会党态度的转变，以及会党自身认同和社会角色的转型。

张宪文主编的《民国研究》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办的学术专刊。现为CSSCI来源集刊。创办十余年来，在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与支持下，产生了良好的学术效应与社会影响。《民国研究（总第20辑2011年秋季号）》主要刊载关于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相关史实与理论的研究文章力争成为海内外民国史研究的窗口与园地。在求实的基础上鼓励创新是本刊的一贯旨趣；文风朴实、论从史出、观点新颖、逻辑严密、引文准确、注释规范是本刊对来稿的基本要求。《民国研究（总第20辑2011年秋季号）》的“交通社会史研究”、“民国文化研究”以及“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均有文章供学界参考。

《笔底风云：辛亥革命在广东报章实录（套装共2册）》共收录1893年至1911年底广州、汕头、香港、澳门、上海、天津等地出版的报纸共21种，包括广州的《游艺报》、《国事报》、《南越报附张》、《天趣报》、《珠江镜》、《国民报》，汕头的《岭东日报》、《中华新报》，香港的《香港华字日报》、《社会公报》、《世界公益报》、《中国日报》、《中国邮报》（The China Mail），澳门的《镜海丛报》，上海的《中报》、《中外日报》、《民立报》、《时报》、《神州日报》、《时事新报》，天津的《大公报》。《笔底风云：辛亥革命在广东报章实录（套装共2册）》主要反映兴中会成立前后至1911年底广东光复期间辛亥革命在广东的历史，涉及孙中山早年行医；兴中会领导的广州起义、惠州三洲田起义；洪全福起义；同盟会领导的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廉防城起义、钦廉上思起义、广州“保亚票”事件、广州新军起义和黄花岗起义；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广东各地光复和广东军政府初期的施政措施；清末广东各地的民变、绿林和会党活动、反洋教斗争；收回粤汉铁路运动、反美拒约运动、争取西江缉捕权运动、反对葡萄牙扩大澳门侵占地的斗争；粤商自治会、广东地方自治研究会和广东咨议局的活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