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志毅（1947～），生于哈尔滨市，现执教于大连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本书收入研究先秦史的一些文章，如《对原始社会时期国家研究中重要相关问题的再认识》等。还收入古典诗文与传统文化等研究文章。

本书以中华书局本为底本，对原书的错漏之处加以改正，采取新式标点。所选的文字为书中的精采部分，涉及扬州城市区划、园林名胜、戏曲、风土人情等。

蔡靖泉（1954～），湖南东安人，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楚文化研究所副所长，著有《楚文化流变史》等。：本书对秦文化与楚文化，汉文化与楚文化，魏晋南北朝文化与楚文化，隋唐文化与楚文化，宋元文化与楚文化，明代至清中叶文化与楚文化，近现代文化与楚文化进行了研究和论述。

中国古代墓葬制度，概言之，是指对以下几方面内容的规定：墓地形式，即墓地位置与墓地分布；墓葬形制，如墓室形状，墓道有无及其形状，有无封土记墓穴内填充物的情况等；墓式，如是仰身、俯身还是侧身，身体是否屈肢，头向如何；随葬物情况，指随葬器物之类别、组合形式、置放位置，殉人也可以列入在广义的随葬物中。墓葬制度从本质上看，实际是人们相信死者仍有灵，并对其死后在另一个不同于现实人世的环境中如何生活的一种设计，是一种宗教观念的体现。我们可以从古代的墓葬制度中了解当时人们的世界观与精神生活的一个侧面。同时因为这些制度的内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死者生前所在的现实社会中人们之间亲属关系、等级关系与经济关系的折射。所以，用考古学的手段与方法对墓葬制度本身作深入的研究，对其反映的问题作社会历史层面的考察，无疑是考古学与历史学可以实现很好契合的研究领域。当然，墓葬制度究竟是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社会结构与社会意识，单凭对墓葬制度本身的考古学现象作分析还很难作出恰当的估测。另外，民族志资料（至于研究对象有近似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民族的墓葬资料）、有关的历史文献记载（及古文字资料）与民俗学资料都是帮助我们做出科学解释的重要参考，即是说墓葬制度所能给我们提供的信息量是依靠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靠科学的比较研究才能作出较恰当的评价，应力求避免在下结论时简单化与过于主观。特别是在研究某一古代民族、某一历史区域内的古代墓葬制度时，尤应注意其人文的、历史的与地理的因素对人们观念形态，并进而对墓葬制度发生的影响。比如，研究中国商周历史时期墓葬制度，即应该尽可能地从多种资料中去体会当时的礼的观念、等级观念、礼制与家族形态、家族制度，一队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墓葬制度有较深刻的理解，并把墓葬制度看作是礼制与家族制度的综合反映，这样在认识与利用考古发掘的墓葬资料时才能作出较贴近历史事实的结论。印群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东周墓葬制度》这本著作，即是采用将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的方法，选择了一段特定时间、一个特定区域，对中国古代墓葬制度作深入研究的一次尝试。

＜br＞顾颉刚先生是我国著名史学家、“古史文辨学派”的创始者，他为中国古史研究从传统的霾雾中解放出来，从而使古史资料的批判和利用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在长达60多年的研究生涯中，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本书选辑了作者在上古史、民俗学、历史地理学领域的优秀论著，从中可以阅知他在古史论战中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之卓见，了解他以民俗学材料印证古史的治学特点，考证古代民族和地域以及考订古书著作年代的学术成就。

编辑推荐：本书以纪实的写作手法，并辅以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系统全面地讲述了周恩来总理在共和国的各重大历史关头的所做所为，表现出一代伟大的政治家的崇高的精神风貌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格品质。通过本书读者还可以对我国各重大历史事件有一个概略的了解。

二、人生哲学魏晋六朝是中国历史上战乱最频繁的时代，也是思想大解放的时代。玄学的流行，使得六朝士人思想空前活跃。名士们个体意识的崛起，演变为当时社会人生的各种矛盾。由于汉帝国的崩溃，儒家的衰落，礼教的松弛，老庄的兴起，促使个性自由和思想解放成为一种时代的文化精神，从而激化出自然与名教、个体与社会的矛盾。在这种矛盾与冲突的历史背景下，六朝又是一个没有思想权威而又正在重建新的价值观的时代。人们无拘无束地凭借着自己的个性、思想、学识来设计理想人格，选择人生态度。在迷惘与追求、困惑与探索相混杂的心态中，既有生的沉迷执着，又有死的超然人化；既有物质的享受满足，又有精神的自由逍遥；既有醉生梦死、浑浑噩噩的颓唐蒙昧，又有忍辱而不失风度的放达；既有虚幻的仙佛世界，又有愤世嫉俗的现实批判；既有澄明恬淡的修身养性，又有返归自然、怡然自乐的超然世外。所有这一切，构成六朝人生哲学丰富多彩的画面。l.死矛盾的沉思人生以生命的存在为现实基础。有生必有死，人生总是有限的。死的默念与生的沉思，即对生死矛盾的思考，构成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逻辑起点，也是六朝面临的时代课题。在远古时代，由于没有产生剩余价值，生活水平极其低下，加之愚昧无知，因此原始人不会感到死的恐惧和悲哀。以后随着生产力和人类文化素质的提高，开始意识到死的不可避免，于是咏叹时光的流逝，产生淡淡的哀愁。面对宇宙无穷而人生有限的矛盾，儒家学说只重生不重死，对生死问题采取回避态度。孔子对于生与死的矛盾，有一个明智的回答：“未知生，焉知死。”当他面对着滔滔东去的黄河之水时，直接感受到时光流逝的不可逆性，便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感叹人生如同流水般地迅速消逝，一去不复返。但是，他并没有为人生的有限而悲观沉沦。当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时，是意识到一旦把握人生的价值，尽最大努力去把握这有限的人生，就死而无憾。儒家以理性主义态度对待人的生死问题。道家学说对人的生命存在采取自然主义的态度，不回避死的问题，将生与死联系起来思考，在生命观上比儒家更具辩证性。面对死亡，庄子具有哲人的洒脱与智慧：“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人之生也，与忧俱生”；“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这就是说，生与死是相互联系着的自然变化，“生而不悦，死而不祸”。普遍地激烈地表现出对死的悲痛和对生的留念的，是在东汉魏晋之际。东汉以来由于朝代更迭，得势者大杀异己，战争频繁，瘟疫流行，死亡无数，人们痛感时不我予，慨叹人生短促，这就激化了生与死的矛盾。又由于时重士族，若隐退则门户无托，而身仕乱朝，若从政则生命可忧。为寻找自全之计，就试图调和进退出处的矛盾。加之，此时的生产力水平达到了一定高度，舒适的生活享受，使人们意识到生命可贵；但是生命的短促，又唤起了人们对死的恐惧。据考证，魏晋六朝名士的寿命一般不长。面对惨痛的社会觋实，他们喟叹人生短促。生死无常，对现实生活有着强烈的欲求和留念，因而服药炼丹，饮酒任气，高谈老庄，双修玄礼，潇洒不群．超然自得，既纵情享乐，又满怀玄思，对人生的命运、价值与意义进行了深沉的哲理思索。六朝时期，由于人的个体意识的崛起，控制情感的大堤崩溃了，。六朝名士意识到生之不易，死之可期，“以生为贵”①的思想由此而生，并继承与弘扬道家“贵生、保身、全性”的人生理论，为追求生的权利而执着探索人生的真谛。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自身的生命价值，对死亡产生无限的迷惘和悲痛。在这一情况下，痛惜。人生短促”的绝唱最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六朝名士喜欢服药的根本原因，是有感于生命短促和时光流逝。《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王孝伯（恭）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户前。问：‘古诗中何句为最？’睹思未答。孝伯咏‘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为佳。”王恭之所以欣赏。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两句，与他服药行散有某种联系。自汉末以来，人们就一直企图通过炼丹吃药以延年益寿乃至得道成仙。据《世说新语·言语篇》记载：“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条折枝，泫然流泪。”东晋大将军桓温少有豪迈气，胸怀大志，在北征途中，目睹前种之柳，皆已大至十围，联想到当时逆胡未诛，余烬假息。桓温在亲勒部卒，建旗致讨途中，感年华之飞逝，叹事业之未就，悲人生之渺小，触景生情，泫然泪下。后来，庾信在《枯树赋》中，把桓温的话写成一首凄怆感人的抒情诗：“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逢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宇宙无限，而人生有限；事业无止境，而寿命太短促，使无数士人陷于无穷的遑惑、迷惘与悲伤、恐惧之中。桓温此种以人生的价值在于为事业而献身的精神，难能可贵。除桓温这种建功立业、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外，六朝名士如何使不安的心灵得以解脱呢？记载六朝史实的文献，特别是《世说新语》、《晋书》、《高僧传》中，都有不少这一时期尤其是东晋名僧与名士交往的事迹，他们从玄言佛理中寻找属于自己的精神寄托。东晋江南名僧支遁，字道林，兼通佛学和玄学，与东晋上层文士谢安、殷浩、许询、王羲之过从甚密。据《晋书·谢安传》说，谢安未人仕之前，一直“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沙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人则言咏属文。”王羲之写过著名的《兰亭集序》，此序通篇着眼于“死生”二字。永和九年．王羲之邀友人会集兰亭，曲水流觞，饮酒赋诗，洋溢着一片欢愉的气氛。此时，王羲之游目骋怀，仰视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由此引发出人生思考：“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育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已，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一部追溯华夏民族绵延生息的恢弘史篇，一幅尽现中国风俗源远流长的辽阔画卷。风俗的内涵极其广泛，涉及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诸多层面，历来有关研究著作论述的范围颇有出入，我们经过多次讨论，在认真吸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η笥兴黄啤＝悠淠谌莺托问剑浞治场⒎巍⒕幼⒔煌ā⒒橐觥⑸ピ帷⑹俚⑽郎＝⒔患省⒕蒙⒂槔帧⒆诮绦叛龅却笙睿⑴μ教指鞲鍪贝缢椎幕咎卣骷把荼涔媛伞？本书按时代划分，共分为原始社会、夏商、两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夏、元明、清、民事十二卷，力图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中国风俗发展的历史轨迹，至于各卷的章目设置。本着“求朋同，存小异”的原则，力求反映各个时代的风俗特点。经过数载的艰苦努力，凝聚了众多中国史学家的智慧与心血，一部追溯华夏民族风俗起源和传承的历史巨著《中国风俗通史》终于与读者见面了。该书规模宏大，按历史断代划分为原始社会、夏商、两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西夏、元、明、清、民国等十二卷，力图全面、深入、系统地反映各个时代的风俗特点，同时又呈现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风俗差异，将每一段历史时期中最值得探索的热点、最能反映当时社会生活风尚的事例加以发掘和论述，进而从风俗角度对整个中国历史提供一种诠释和观照。《中国风俗通史》用详尽的考古和文献史料，生动的叙述、准确的描绘，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和风俗的各个方面做了细致入微的揭示和考证。在理性探讨的同时，也增加了大量感性史料，运用了恰当的文人笔记和古典小说、诗词例证，涉及的人物和场景从帝王到百姓，从宫廷到民间，使全书在严肃的学术氛围中透出活泼、通俗的气息，极尽情态地反映了中国人真实生活的历史。

我国在进入有文字记载的文明时代之前，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传说时期。这个时期，大约和我国古代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阶段相终始。原始氏族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人们共同劳动，共同消费。没有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没有文字，没有文字书写的历史记录，因而也没有史学。不过，在其缓慢发展过程中，却逐渐产生了历史传说，并获得了极为充分的发展。远古历史传说，是远古社会存在的反映，是史学产生的渊源，是先民们留下的珍贵遗产。总结这一遗产，探讨其产生的社会原因及其内容、特点与价值，对于原始社会史特别是对史学史研究，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书既有对新华社发展历史的回顾和回忆，更有建设世界性通讯社经验的概括和总结。这一件件大事、一篇篇文章，都是珍贵的社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