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二世而亡的王朝并不鲜见，前有秦朝后有隋朝，但是秦末与隋末的乱世全都适可而止，时间跨度在十年左右，这段卵石就像社会动了一场大手术，血流遍地。然而伤口愈合之后，崛起了[汉]与[唐]两位巨人。西晋则不然，它亡得不仅快，还亡得很彻底；不仅亡了国，还亡了天下。胡人从极北苦寒之地一路向南，两汉以来的赫赫武功扫地无遗。[犯我强汉者，虽然必诛！]成为笑谈痴语。残存的晋室宗族龟缩到江南一隅，依仗长江天险偏安苟活这个残局，后人拾掇了三百多年才重新拾掇出一个完整的王朝。其间有多少人受戮于战场，有多少人枉死于暴政，又有多少人瘐毙于颠簸流离？晋朝由治转衰的转折点就是[八王之乱]。它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最惨烈的乱世——[五胡乱华]。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曾中断发展的古老文明，追求统一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而春秋至秦汉时期是中华民族第一次民族大整合时期，也是中华民族统一的奠基阶段。因此，探寻中华民族统一传统的终极原因，尤其是探讨春秋至秦汉时期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内在根源。一直是学界力求解决的问题。《融合：春秋至秦汉时期从分裂走向统一的文化思考》以独特的视角全新的方法，将中国传统文化从源头上分为中原与蛮夷两大体系，然后对其进行全面的分析比较，指出它们各自的优点、缺点和特点，认为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在春秋至秦汉时期完成民族大统一，乃在于中原与蛮夷两种文化的充分融合，形成优势互补，从而揭示了二者在中华民族文化整合中各自所占的位置及在从分裂走向统一趋势中的作用。

《春秋胡氏传（精装）（繁体竖排版）》内容包括重校胡文定公春秋传序、凡例、春秋传序、论名讳剳子、进表、述纲领、明类例、谨始例、叙传授、经传字数、桓公十一年、桓公十二年、桓公十三年桓公十四年、桓公十五年、桓公十六年、桓公十七年、桓公十八年……

本书内容简介：唐人李延寿之《南史》与《北史》，合称《南北史》，凡一百八十卷。其中《南史》叙南朝宋、齐、梁、陈四代事，合四代之正史《宋书》、《南齐书》、《梁书》与《陈书》而成南朝史，简称《南史》，凡八十卷；《北史》则叙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之事，合《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而成北朝史，简称《北史》，凡一百卷。由于二者所叙均非一朝一代之史，故相对于专叙一朝一代之断代史而言，历代均以通史目之。首倡此说者是唐人刘知几。他在其《史通·六家》篇中，就把《南史》和《北史》同纪传体《史记》并列于通史。他还列举了梁武帝时期成书的上起汉武帝时期下终齐世的《通史》六百二十卷及北魏元晖所撰二百七十卷的《科录》，然后就举及李延寿之《南北史》，谓：“皇家显庆中，符玺郎李延寿抄撮近代诸史，南起自宋，终于陈；北起自魏，卒于隋，合一百八十篇，号日《南北史》。其君臣流别，纪传群分，皆以类相从，各附于本国。”他最后总结说：“凡此诸作，皆《史记》之流也。”很明显，刘知几是把《南史》、《北史》列入通史的第一人。

《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研究》包括嘉绒藏区的地理位置及其建制沿革、金川之役前藏族地形势、乾隆初定金川、乾隆再定大、小金川等内容。

长期以来，归义军史一直是敦煌学研究的热点。国内外学者围绕张氏和曹氏的政局、职官、外交、族属、民族关系、寺院经济及宗教信仰等方面，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藤枝晃①、土肥义和②、荣新江③、郑炳林④、冯培红⑤、刘进宝⑥等学者，在归义军史研究中都取得了重要成果，由此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问题。近年来，杨宝玉、吴丽娱、李军等，又对张氏归义军经略河西、曹氏归义军遣使及与甘州回鹘的关系等问题予以探讨①，进一步推动了归义军史的研究。本书对归义军史的关注，可以简化为押衙、鸟形押、城坊、赛神和灵州道五个论题，实际上是对归义军史的专题研究。这些论题都是从某一侧面对归义军时期的职官、遣使、对外交通及社会生活进行探讨，相信对了解唐宋时期的敦煌社会有所帮助。归义军时期，节度押衙是归义军政权的中坚支柱和核心力量。押衙由于兼知他官而广泛充斥于归义军职官的各个阶层，武职军将如兵马使、都虞候、都指挥使、排阵使、游奕使、将头等，文职僚佐如节度参谋、州学博士、孔目官、进奏官、营田使、节院使等，衙内诸司如客司、宴设司、军资库司、柴场司、水司、羊司、酒司、内宅司等，基层行政官员如县令、军使、镇使、乡官、耆寿等，作坊艺匠如画匠、画行都料、雕版押衙等，均可由押衙（都押衙）兼任。这说明节度押衙是构建归义军政权整个职官系统的核心和基础。节度使主通过押衙之手，将各个阶层的官员都纳入归义军府衙直属的职官系统中，从而扩大了归义军政权的统治基础。同时，节度押衙由于出自使府衙内，“出入旄旌之侧”，深得节度使的信任，因而使主又通过押衙之手将管内的军政大权集中到自己手中，从而有利于巩固和加强其统治秩序。正是由于押衙的这种特殊地位，沟通归义军对外联系与交往的使节，也多由节度押衙来充任②。曹氏归义军时期，沙州的内政外交呈现出灵活务实的特征。

八旗是清朝兴起的根本，故清军入关以后，例行恩养，康熙中叶渐成负担，其后历朝对此多有改革。作者运用了大量翔实的满汉文史资料，对清代京旗回屯的缘起、京旗移驻东北始末、京旗回屯区内管理体制、京旗回屯的失败及其所产生的客观效果等方面进行阐释、研究。

《辽夏关系史》，本书立足的研究基点是根据辽朝政权利益和对外战略的转移来重新评估辽朝对夏政策的演变及其意义。就辽夏关系的实际情形而言，宋、金两政权是影响其走向的主要外部力量。最初辽宋武力对抗，辽朝扶植西夏以牵制宋朝；接着宋辽缔结和平协议，宋辽联手遏制西夏图霸；之后西夏在宋朝的强硬政策下日渐衰微，辽朝为确保南北均势不被破坏，便积极支持西夏与宋朝议和；到了辽朝末期，金朝崛起并在金辽战争中势如破竹，辽朝被迫给予西夏对等政治地位以求联合抗金。本书是宏观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成功尝试。

《孟森：在北大讲清史》编纂得体、材料翔实、叙事稳妥、行文简洁，为史家所称道，是一部水平很高的史书。《孟森：在北大讲清史》用词古雅，引文考究，况且篇幅不长，适合于当今生活节奏快的现代人阅读。原讲稿前，曾有总论部分，为求尽可能通俗，《孟森：在北大讲清史》没有收录。《孟森：在北大讲清史》被史学界誉为我国近代清史学派的开山之作，是研究清史者必读之入门书。

《清末新闻、出版案件研究（1900-1911）：以"苏报案"为中心》作者以中立的眼光、历史的观点，全方位地考察“苏报案”。细致展现了清政府与公共租界工部局在引渡、审判、量刑等一系列环节上反复交涉的曲折过程，从维护国家司法主权的角度谴责了列强的霸道行径。进而将英、美、法、德、日等国法律有关维护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与惩处诽谤罪的立法精神、量刑幅度，与《大清刑律》进行横向比较，揭示了中西法律文化的巨大差异。又将“苏报案”与清代历史上的文字狱进行了纵向比较，从立法学与司法学的角度，论证了随着中国近代史社会的转型，落后的、野蛮的《大清律例》终将被废除的历史必然性。这些内容，开拓了“苏报案”研究的新领域，对近代法制史、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