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涓埃编》是个人的一部宋金社会经济史研究论文集，绝大部分是宋代的，只有很少量涉及辽金与前朝后代。

一九八九年四月本书编辑组成立时，确定以北平文华斋一九二八年刊刻的王树枏编《张文襄公全集》为底本，做如下三项工作：一、辑佚。二、求真。三、断句。努力的目标是：文献求完备，编次求有序，版本求真实，校勘求精审，断句求准确，校注求筒约，便于使用，有裨研究工作。在本书编辑整理工作已进行四年并被列入国家第九个五年出版计划的重点图书之后，一九九三年，河北人民出版社组织编辑《张之洞全集》，并于一九九八年出版（下文简称河北版）。该书收录丰富，使我们受益匪浅。但觉得仍有继续工作的必要，并力求做得比该书在各方面都有所前进。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在收集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一些张之洞文献未收入《张文襄公全集》遂萌生辑佚补充之念，留心遗漏之篇，经二十余年，小有积累。本书编辑组成立后，搜集工作的足迹遍及可能藏有张之洞文献之所。多年的搜寻，得新文献九千余件。在编辑整理中，除去重复者、经考证实非张之洞所作者、有疑待考证者以及不符合本书收录原则（反映张之洞的生平、思想、行动和他生活的环境）者，余下的补入底本。本书收录文献共一万四千四百五十三件，比底本多七千八百零二件，比河北版多三千四百七十三件。在当前阶段，它应当算是一种比较完备的本子。

《资治通鉴》是一部浓缩了中国古代政治运作、权力游戏的历史巨著，但是它采用编年体，使事件切割分散，阅读起来头绪纷乱，难得完貌；南宋袁枢用完整记录事件本末终始的方式整编《资治通鉴》，编著了《通鉴纪事本末》。《通鉴纪事本末》将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转换成一个一个完整连续的历史事件和故事，给阅读带来极大方便。《通鉴纪事本末》是进入《资治通鉴》的大门，是中国从战国到宋代前一千三百多年政治运作和权力游戏历史的精华版。《通鉴纪事本末》受欢迎的程度，不下于《资治通鉴》本身。柏杨先生耗十年心血著了《柏杨版资治通鉴》之后，在此基础上，又学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的方法，依据《柏杨版资治通鉴》，完成了《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的大工程：　柏杨的白话译文，带有柏杨式的幽默诙谐； 将传统纪年转换成公元纪年，使整部书有了清晰统一的时间标示；　在古地名之后夹注今地名，使历史事件有了一看便知的空间坐标； 柏杨亲自指导增绘大量地图，每个重大历史事件几乎都配有地图；　古代官名称谓全部译为今人熟悉的名称，夹注原称，使能确知权力地位； 证补史事缺漏。《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分为十九部（共三十八册），陆续推出，这是本著作第一次在大陆出版完整版。

《天命王朝》：清宫档案证史书系系坚持科学严谨的态度，忠于原始史料记载，将档案资料作为历史叙述的基点、重点和亮点。通过档案资料的搜寻、排查、分析、佐证及揭秘等相关过程，力图以档案证史，以档案明史，以档案补史。各个分册的专家学者在写作的过程中，根据原始档案资料，拣选清代十二朝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由此确定每一分册的话题。各分册作者在对档案资料的寻找、翻查、分析、佐证中，对各个话题进行挖掘与分析，得出结论，还历史以真实面目。在对档案资料的处理和写作上，突出了原创性、学术性及知识性。当然，尽信书不如无书，清代档案价值的局限性也不言而喻。所以我们在写作过程中，同样非常注重各种材料的参照对比、考异辨析，以陈述历史真实为第一要务。

《宣统王朝》：清宫档案证史书系系坚持科学严谨的态度，忠于原始史料记载，将档案资料作为历史叙述的基点、重点和亮点。通过档案资料的搜寻、排查、分析、佐证及揭秘等相关过程，力图以档案证史，以档案明史，以档案补史。各个分册的专家学者在写作的过程中，根据原始档案资料，拣选清代十二朝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由此确定每一分册的话题。各分册作者在对档案资料的寻找、翻查、分析、佐证中，对各个话题进行挖掘与分析，得出结论，还历史以真实面目。在对档案资料的处理和写作上，突出了原创性、学术性及知识性。当然，尽信书不如无书，清代档案价值的局限性也不言而喻。所以我们在写作过程中，同样非常注重各种材料的参照对比、考异辨析，以陈述历史真实为第一要务。

康雍乾时期在历史上有着特殊意义，这一时期被称为中国封建时代的最后一个“盛世”，而此“盛世”又在最后一个封建政权统治下实现。康雍乾时期亦可称为文学发展之全盛期，在这一时期，不仅传统文学样式得以进一步发展，新兴文学样式亦走向成熟，达到巅峰。文学创作在这短短一百年内几乎重演了近千年的文学发展历程，文学发展演变的规律因而得以突显。明清易代特别是清朝人主中原，亡国之悲加上民族之恨，使清代初年的汉族文人经受灵魂之洗礼，世运对文学产生前所未有之影响。时过境迁，易代之天翻地覆淡化为过眼云烟，文人自我实现之紧迫和个体生存之困境，使文学呈现多种风貌。而灵心主导其间。乾隆时期考据学之兴起，使学问和文学之关系得到重新审视。 本书是关于研究“康雍乾时期的文化政策和文学精神”的专著，书中具体包括了：康雍乾时期文化政策之转变与儒理治世政策之确立、儒学复兴与风雅诗学的复兴和变异、文学在政治社会中的另类生存等内容。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万历十五年》是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的成名之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明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在中国历史上原本是极其普通的年份。作者以该年前后的史事件及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物为中心，抽丝剥茧，梳理了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层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现代中国应当涉取的经验和教训。作者以其“大历史”观而闻名于世，《万历十五年》中这一观念初露头角，“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万历十五年》自8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出版以来，好评如潮，在学术界和文化界有广泛的影响。这本《万历十五年》，意在说明16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

《明朝那些事儿》第六册主要讲述了晚明由“三大案”引发的党争，魏忠贤兴起及袁崇焕之奋战。自张居正去世后，便无人敢管万历，为争国本、查妖书、打闷棍，他与大臣展开拉锯战，三十年不上朝。东林党却因此发展壮大，为把持朝政，与齐、楚、浙三党明争暗斗，借国本之争，扶持明光、熹宗二帝即位，成功掌握政权。魏忠贤以平民出身，利用熹宗昏庸，又傍上皇帝乳母客氏，与东林党展开对决。在外，援朝抗日战争后，明防御线转至辽东。没落贵族之后李成梁打蒙古、灭女真，成为一代枭雄，却养虎为患，努尔哈赤借机兴起，统一后金。为抗金、守城、夺失地，在帝师孙承宗的带领下，袁崇焕从一介文人成长为边疆大将，坚守孤城，最终击败努尔哈赤。

《明朝那些事儿》第六册主要讲述了晚明由“三大案”引发的党争，魏忠贤兴起及袁崇焕之奋战。自张居正去世后，便无人敢管万历，为争国本、查妖书、打闷棍，他与大臣展开拉锯战，三十年不上朝。东林党却因此发展壮大，为把持朝政，与齐、楚、浙三党明争暗斗，借国本之争，扶持明光、熹宗二帝即位，成功掌握政权。魏忠贤以平民出身，利用熹宗昏庸，又傍上皇帝乳母客氏，与东林党展开对决。在外，援朝抗日战争后，明防御线转至辽东。没落贵族之后李成梁打蒙古、灭女真，成为一代枭雄，却养虎为患，努尔哈赤借机兴起，统一后金。为抗金、守城、夺失地，在帝师孙承宗的带领下，袁崇焕从一介文人成长为边疆大将，坚守孤城，最终击败努尔哈赤。

王昭君出塞和亲的故事流传甚广，在长期的传播过程中不断地演变、丰富和再创造，在中国文学史上形成了一条颇具意味的文学创作链。昭君故事之所以被后人争相传诵，主要的倒不是因为王昭君长得美，而是因为王昭君的故事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极强的艺术魅力。首先，昭君和亲的故事实际上是人们期盼汉民族与匈奴友好亲善愿望的一种象征，而且还为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提供了一种范式，具有深刻的政治、文化内涵。其次，昭君故事经历了由史传到民间传说，再到文人创作的发展演变过程，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基本轨迹，昭示了民间与文人不同的审美趣味和文化心理。而且解剖昭君故事这一特殊个案，就可以从整体上把握不同时代文学的嬗变。再次，昭君故事的发展、演变是文学史上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对以王昭君故事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进行系统的梳理与研究，以小见大，可以厘清不同时代或同一时代各种文体交互作用的关系，从而揭示出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因此，该选题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极高的学术价值。由此亦可以看出文德博士敏锐的学术眼光。本书对作家及作品的创作年代详加考辨，进而对有关王昭君故事的各种文献资料进行系统的分析整合，揭示了作家与作品、作家与社会、作品与时代的相互关系，从而清晰准确地描述出昭君故事演变的路径，并总结其成因和内在规律。具体地说，就是以史证事，以作品证史，文史互证，考镜源流，明辨是非；以时代的先后次序为经，以同时代的作家作品为纬，建构昭君故事嬗变的完整流程。并从历时与共时两个层面，对诗文、小说、戏曲及民间传说中的昭君故事进行全面深入的探究，从而揭示出时代政治、接受心理对文人创作心态的影响及其与民间传说截然不同的文学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