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是一部东汉断代史，为南朝刘宋时期的范晔所撰。通常我们所见到的《后汉书》一百二十卷。其记述的历史起于刘秀起兵推翻王莽，止于汉献帝禅位于曹丕，详细记载了东汉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真实的故事、精彩的解读将把你带进中华历史的悠悠长河，让你感受朝代交替的残酷无情，领略帝王将相的雄才大略，惊叹古代文化的灿烂不息，使你了解中国历史的大略，深刻体会读史的乐趣。

杭州成为当下中国最炙手可热的旅游城市，西湖功不可没。当年南逃的北宋皇帝或许也是看中了这一湖碧水，才让杭州成了临安。只是当年被选作皇宫所在的凤凰山一带，如今却与荒山野岭相仿。活跃在书本上、演义中的君君臣臣的现实遗迹，却罕有受到关注。这似乎让我们对南宋王朝的理解，总停留在传说之中，与现实有着不能跨越的隔膜。本书将以一种简明、轻松的方式，帮助人们了解南宋的历史情况。 南宋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作为中国人，尤其是生活在昔日南宋都城的杭州人，需要了解南宋的这段历史，了解南宋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情况，了解南宋英雄豪杰可歌可泣的爱国情怀和英勇壮举。本书以一种简明、轻松的方式帮助人们了解了南宋的历史情况。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谐同光绪皇帝仓皇出逃西安。本书口述者吴永，时为怀为知县，因迎驾服侍有功，被慈禧任命为前路粮台会办，随扈西行，得以见闻朝延内外许多事件，深知“西狩”内情。本书分五部分，首卷记述义和团兴起、八国联军陷北京、两宫西逃，以及怀来迎驾，随扈太原，以及由西安回京等经过，其间对一些政变要闻、宫延内幕、权臣间钩心斗争记录甚详。甓园居士刘治襄根据吴永口述记录整理成书，后曾被译成英、德、日诸园文字，“中外推崇，视为信史。”

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因甲午战败，清政府派遣大臣李鸿章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在马关议和时的五次往复辩难。《马关议和中之伊李问答》记述了甲午战败后条约的辩难。

本书收录了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染启超《戊戌政变纪事本末》、袁世凯《戊戌日记》及陈庆年《戊戌已亥闻录》四种，从不同角度全程记录了戊戌变法始末。

《三国志》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少时好学，有志于史事，对《尚书》、《春秋》、《史记》、《汉书》等有深入的研究，师事同郡学者谯周，在蜀汉和两晋部曾担任官职。280年，西晋代魏，陈寿当时48岁，开始撰写《三国志》。 在陈寿之前，就有人对三国这段历史进行整理研究，并撰有多部史书，如魏国有王沈《魏书》、鱼豢《魏略》，吴国有韦昭《吴书》，但《三国志》一出，其他三国诸史尽废。《三国志》在史料、创例、丈笔等方面均有超越，因之脱颖而出，位列二十四史。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前四史，为爿史者必读之作品。《三国志》为纪传体国别史，详细记载了三国60年历史。全书65卷，《魏书》30卷，《蜀书》l5卷，《吴书》20卷。陈寿在写作《三国志》时，在两晋任职，晋承魏而来，所以《三国志》尊魏为正统。《三国志》标点以中华书局版为基础，并参照台湾王静芝主持翻译之《白话三国志》（本社版）。为阅读方便汁，全书选配了若干与内容相关的插图。

辛弃疾是生活于南宋时期的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词人。《辛弃疾研究》主要从对辛弃疾的作品、思想与心态的把握和分析入手，对其所生活的时代及遭际的悲剧性，南归后心态的变化，词作中表现出的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的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融合刚柔的美学理想和兼备雄奇刚健和深婉雅丽之美的风格特征，以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作用和影响等，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 南宋杰出的爱国诗人辛弃疾，是我国文学史上最光辉的作家之一。在他身后，除为我们留下了六百二十余首词外，还有诗一百二十余首，文十余篇。辛弃疾以他高度的文学成就，浇灌了后代无数诗人。本书收集大量的历史资料，为读者还原了一代词人的生平、戎马生涯、仕途建树、晚年情景……《南宋史研究丛书》是“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中的一项内容，为该文库作总序的是原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习近平同志，本书是其中的《辛弃疾研究》，介绍一代词人辛弃疾的生平、戎马生涯、仕途建树、晚年情景……

右十四年十月任公先生覆漱溟书也。先公于先生渴仰积慕盖数十年，自云往尝于礼闱试一接清谈，比民国初年先生返国来京，因以尺书道达悃愫，求一晋接，并以纸扇求书，顾屡劬未获展谒，莫慰此情，雅有致慨之词，见于杂记，语在今《遗书》之五《伏卵录》中。昨岁《遗书》辑印既成，欲以奉呈先生，而不无迟回，继复思之，漱溟不肖，既辱获侍教于先生，而顾闷此情不以陈白，使先君子菀结之衷终不为申，殆无以慰先灵，而以微嫌，辄不敢举《遗书》奉览，是何其以细人之怀度大君子也。不独不可以待先生，抑非所以自待之道，用终举《遗书》奉先生，且陈其情。先生时掌教清华研究院，院事草创，又适为李夫人营葬西山之麓，仓卒为此覆，坦怀讼过，辞意沉挚，迥异恒泛，伏读流涕感激，弥仰日月之明。方兹祸乱相寻，而士习转以日偷，求所谓以至诚负天下之重者渺不见其人，得先生出而提振之，誓拯天下溺，则先民坠绪之存，斯民水火之救，将为一世所利赖。漱溟讵敢以是为其一己衔感之私，而先公在天之灵固有益深夙日之敬者已。手书五纸既敬于家祭日奉陈先灵之前，再拜以告，更影存以入《遗书》卷首，以示当世云。十五年十月十日漱溟谨记。

中国史官制度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国家产生之前的氏族社会。“史”字的古义，就是指史官。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说：“史，记事者也。”甲骨文、金文中出现的“作册”、“史”、“内史”等史官名称，就肩负着记事的职能。《周礼》和《礼记》记载夏、商、周三代设置的史官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迄今可以证实者有“太史”、“内史”、“左史”。据王国维等考证，三代时期政史不分，六卿联事，史官既掌宣王命、处理政务，又兼司册书、记录时政。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史官逐步从政事中分离出来，成为非世袭的专门职业。魏、晋以降，国家设专门修史机构，史官负责撰修史书，虽名称各异，但历代因之，直至民国而结束。其中两宋的史官制度最为繁复和完备，而史官地位之尊崇、待遇之优厚，也为历代封建皇朝所罕见。 众所周知，史学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对于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这种作用突出地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史学与政治具有密切的关系，具体表现为史学家和政治的关系以及政治家和史学的关系；二是史学与社会具有广泛的联系，主要表现为社会制约史学的发展和史学以经世致用为服务社会的目的。南宋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都非常突出和尖锐，而社会经济与学术文化则呈现出繁荣昌盛局面。影响到史学的发展，就是南宋史学中的忧患意识、经世意识和史学批评意识都非常明显。上述特征在中国历代皇朝中都有不同程度地反映，而在南宋社会中则表现得尤为显著，对史学和社会两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本书对南宋史学史作了深入的研究。

《文天祥研究（南宋人物）》作者对文天祥生平事迹作了进一步的发掘，并认真考证了各种史料的异同，得出了自认为正确的结论。然后，在撰写书稿时，宁繁勿简，力图做到史事叙述的深细程度和准确性超过以往所有的文天祥传记。《文天祥研究（南宋人物）》把文天祥的生平事迹放在整个南宋末期的历史大环境中来写，以便理解文天祥的言行和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军事以及文化形势的相互关系，并概括地总结出南宋灭亡的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使《文天祥研究（南宋人物）》不仅是一部文天祥传记，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南宋亡国史《文天祥研究（南宋人物）》特别注重介绍文天祥爱国思想和民族节操的具体表现及其渊源，并对“爱国主义”一词的内涵作了新的更为全面的阐述。我认为，爱国主义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崇奉的道德观念，而文天祥的爱国精神又有其自身的特点，即“文山精神”。《文天祥研究（南宋人物）》对“文山精神”作了全方位的总结和概括，并以此作为《文天祥研究（南宋人物）》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