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大略看过了儒学于汉、唐两代在政治运作中的实用意义，看来儒家典籍既可以在审案的时候被援引为法律判例，更可以在国家大政上发挥纲领性的指导作用。嗯，儒学并不像现在很多人以为的那样是什么讲做人、讲伦理的哎——不是的，儒学的核心是在政治，而且，儒家的政治思想核心并不是像很多现代人认为的那样主要体现在《论语》当中，而是体现在《春秋》里的。钱穆曾经很清晰地梳理过这个脉络：“隋唐以前人尊孔子，《春秋》尤重于《论语》。两汉《春秋》列博士，而《春秋》又几乎是五经之冠冕。《论语》则与《尔雅》、《孝经》并列，不专设博士。以近代语说之，《论语》在当时，仅是一种中小学教科书，而《春秋》则是大学特定的讲座……此下魏晋南北朝以迄于隋唐，《春秋》列于经，仍非《论语》所能比。”后来直到宋朝，《论语》才和《春秋》平起平坐了，二程和朱熹则抬高《论语》超过了《春秋》，到清代乾嘉以后，《春秋》又超过了《论语》，“只有最近几十年，一般人意见，似乎较接近两宋之程、朱，因此研究孔子，都重《论语》，而忽略了《春秋》。”其实，要说这“最近几十年”，《春秋》也发出过不小的声音——晚清时代公羊学独胜，维新派拿它讲变法，革命家拿它讲“华夷之辨”和“易姓革命”，即如一向给人以埋头训诂之印象的杨树达前辈也在1943年出版的《春秋大义述》的自序当中倡明“意欲令诸生严夷夏之防，切复仇之志，明义利之辨，知治己之方”。他所指明的这几条“春秋大义”在当时是实有所指的。而如果以我们现在为坐标，这“最近几十年”的特色则更是明显——要知道，“《春秋》学”比“《论语》学”可复杂和深奥多了，所以，偌大文化断层边缘上的人们借助于《论语》来给断层搭桥显然要比借助于《春秋》容易得多。不过悲观地说，现在再怎么熟读《论语》和《春秋》，乃至其他种种儒家经典，都不会恢复当年的风光了——看看人家汉朝，儒者之学居然切切实实地施展在现实的政治生活当中，影响着内政与外交，掌握着生杀大权，真是威风八面啊。

经典是敏锐的目光、善良的心趣、睿智的大脑进行的缜密思维的结晶。民族经典是一个民族精神的函封，无论何时，打开这个函封，我们就能读出那些闪烁邦家之光的密码。因此，要了解一个民族，最佳途径就是阅读这个民族的经典。中华民族的传统文明是世界上最具特色的文明形态之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个民族创造了内涵丰富的经典，又被这些经典一代一代哺育浸润。无论你将其当做“灵光”瞻仰，还是视为“阴影”涤荡，在你的心灵深处，始终摆脱不了她潜移默化的影响，无不受之启迪、规范、教化和塑造。然而，人类世界日新月异，每个社会都必将顺应时代化俗为雅，所以，经典的原则是亘古不变的，经典的阐释是与时常新的。史学的经典是常新的，她让我们用前人的经验来透视当今的纷纭，以选择自己的人生坐标；文学的经典是常新的，她让我们用前人的审美来捕捉当今的生机，以享受自己的人生乐趣；哲学的经典是常新的，她让我们用前人的智慧来诠释当今的信仰，以培养自己的人生操守。所以阅读这些常新的经典吧，她使我们丢弃的是那些幼稚和浮华，而给我们来的却是理性和高雅，以及丰富的内涵和无穷的乐趣。

十三经是儒孥的基本典籍，是中华傅统文化中影响至深至逮的重要文献之一。在中国古代，堪与十三经比肩的唯有二十四史。面封这两大文化支柱，无论是诸子还是诗文其中难不乏角立特出者，甚或是叛逆者，却往往只能站在历史舞台的边缘，级以撼动其中心的地位。如果说二十四史是以记寅为本，从贯古今，鉴往说来，宣张门资治，更多发挥的是实用的镜鉴的作用，那末十三经则是整个封建社会的灵魂。自汉武帝接纳董促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设立五经博士，立于学官之后，直到清代，经学一直是历代统治者制定国策的理论信报，是士农工商各色人等齐家立身的行为规范。不仅如此，十三经还被法典化，于是有了「春科断狱」，「礼」成了「礼法」，而且是法上之法。它更被神化、宗教化，于是儒学成为国家、国教。它不但堂而皇之地被推广到所有官私学校之中，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包括目不识丁之人在内的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所以每当社会发生重大变革之际，总有人视其为障碍，为糟粕，必欲除之而后快：相反，也有人尊之为圣典，为良方，非恁其不足以安邦定国。时至今日，似依然如故。

晚清七十年，变局耶？迷局耶？是为无可挽回的厄运，抑或新的机遇的缘起？帝国往事正如过眼烟云，飘飘乎乎，纷纷扬扬。识者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本书不惧艰难，立意透过晚情政局人事，探询一个王朝下坠的轨迹。 作者深谙良史之道，号脉精准，举重若轻，每每于历史的转弯处，见出兴亡盛衰之道。本书观点通达豁朗，语言明白晓畅，一个又一个历史的拐点，纹理脉络清晰可辨。纵是冷眼静观，亦可见出一副热心肠。

《秦与楚》是作者临终时奋笔完成的最后一部学术著作，是作者经过长期准备和多年思考而精心撰写的学术成果。作者在对相关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做广集细梳、条分缕析的基础上，将秦与楚的历史文化发展分为几个阶段，做了如同两股交缠的线一般的全面系统、细致深入的比较考察，从而清晰地展现了秦与楚的民族源流、历史道路、文化特色和成就、国家发展和命运，深刻揭示了秦与楚兴衰存亡的历史原因、秦人与楚人性格倾向对华夏民族性格形成的决定作用，进而高度概括了国家统一与文明进步的关系、中国统一皇朝赖以巩固和发展的根基。全书内容丰富，阐发精辟。《秦与楚》凝聚了作者治学半个多世纪的心血和认识，体现了作者着眼于民族的兴旺发达和国家的繁荣昌盛而研究历史文化的人文关怀。

本书共收录了有关炎帝、黄帝及夏、商、周三代历史的研究资料8种，内容涉及人物传记、历史纪年、事史考据考证等。本書所收均爲清人撰寫、輯錄或考釋的有關炎黄至春秋戰國歷史的文獻。包括唐·王瓘撰、清·孫星衍校《廣黃帝本行記》，宋·佚名撰、清·孫星衍校、清·顧廣圻覆校《軒轅黃帝傳》，清·林春溥撰《開闢傳疑》、《古史紀年》、《古史考年異同表》，清·崔述撰《補上古考信錄》、《唐虞考信錄》，佚名撰《古史帝系考》。《廣黃帝本行記》備詳黃帝始末；《軒轅黃帝傳》考黃帝史事，尤以其功業爲詳；《開闢傳疑》將炎黃時代諸氏足錄者以次論之；《古史紀年》自周共和上溯黃帝年紀闕如者，推校諸書，集載而成；《古史考年异同表》以十二干支爲序，將《竹書》、《世本》、《三統》、《大衍》、《通志》、《前編》之紀年進行比較；《補上古考信錄》、《唐虞考信錄》均爲崔述《考信錄》之一種，分別考證上古及堯、舜史事；《古史帝系考》 考證上古史事近三十條，文前並附“黃炎世系表”一幅。先秦時代是我國古代歷史發展的重要時期，其中許多重大問題正逐步深入探討。近年來先後啓動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標誌着先秦歷史研究成爲學術熱點。本書的面世，希望能爲學術界提供更多參考文獻。

《李提摩太在中国》由曾任山西大学西斋总教习的苏慧廉教授撰写。他作为李提摩太的亲密朋友和同事，从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出发，写出这位“洋大人”丰富的一生，为我们从多个角度去了解李提摩太及其所处的历史提供了可能。书中通过引用李提摩太的回忆录：《亲历晚清四十五年》，透过他的亲身感受，使我们对晚清治下的中国社会和百姓的困苦生活有了深入了解。

本书是唐研究第三卷，从汉魏到隋唐，本书是繁体字版。

《大唐西域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和《马可·波罗游记》历来被视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三大文化游记。前二部堪称记录佛学东渐的姊妹篇。 从《大唐西域记》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时间间隔近两百年。中、日两国的先人，就像跑接力棒一样，共同完成了这样一场文化接力。两次赛棒的交接，似乎都含有某种文化拯救的意义——玄奘去印度求法时，正是佛教在印度即将走向衰颓之际；而圆仁来大唐求法，也恰遇武宗毁佛的“会昌法难”之时。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文化的拯救与弘扬，最终靠的都是人的坚韧信心。他们怀着信心上路，用信心接过赛棒，而那棒端始终燃着一炷明亮的文化焰火，生生不息。——这火的种子，就是佛学佛心。 在国人热切呼唤中华文化走向复兴的今天，相信这桩千年之前的文化接力事件，将对我们有特殊的启发。

《宋代社会生活研究》是作者系统研究宋代社会生活各个侧面的成果。研究的重点在下列四方面：一是对精神文化生活，如宋人公私观，佛教、道教对礼法的渗透，僧人中忠于国家观念的流行及南宋时期的观音崇拜。二是对官员、宗室这两个特殊群体生活状况的考察，以及对宋代特有的妇女享受俸禄这一社会现象的考察。三是对社会医疗卫生、教育、文化娱乐等的分析，包括对医官系统的存在状况及对瘟疫的防范，对童子举给社会造成的影响，其中还有对《神童诗》作者的考察。四是对社会经济生活某些侧面的考察，包括官府经商、财政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交通设施，物价变化，伪钞、有价证券、金银钱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