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献的散佚是历代学者从事研究时不得不面临的问题。于是有人通过现存书籍中引用的产，将散佚的文献重新搜辑、整理，以恢复文献原貌，这一工作即《辑佚》。一般认为，辑佚濫觞於宋。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校雠廣義》中认为應始於南宋王應麟。有清一代，受修《四库全书》的影响，辑佚工作得以大规模展开，出现了大批辑佚书，其中就包括马国翰的《玉函山房佚书》。全书分经、史、子三編，七百多卷，辑佚书五百八十多种。该书印行时，又加上了马国翰所著的读书札记《目耕帖》三十一卷，形成了我们目前所见的《玉函山房辑佚书》。马氏所辑，建立在丰富藏书的基础上。每种之前，他亲为作序，介绍该散佚情形舆辑佚来源。该书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一定方便，因而受到了较高评价。清末李慈铭在其日记裹谈及此书为“古经解钩沉”及张介侯《二酉堂丛书》等为蓝本，而博稽廣搜，较之王氏《汉魏遗书》，详略远判”。然而如此洋洋巨制，有失審慎之处也是在所难免的。但就整理而言。《玉函山房辑佚书》仍不失为一部资料翔实的巨著。

福泉山是良渚文化研究中的一个关键性遗址。一方面，它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延续使用时间最长的墓地，从崧泽文化中期到良渚文化晚期，虽间有缺环，仍是目前所见最为完整的一个案例；另一方面，它也是目前太湖东部地区唯一能代表良渚社会最高物质文化发展水平的地点，随葬品规格仅次于良渚遗址群内的反山、瑶山，随葬品的来源则比良渚遗址群更为丰富多样。《福泉山》报告的正式出版，为细致深入地研究该处遗址提供了可能。本书即以报告为准，初步分析福泉山墓地及其所反映的史前社会结构。

《折狱龟鉴补》是清人胡文炳编辑的一部历代案例汇编，是继宋代郑克《折狱龟鉴》之后，一部较为全面的案例汇编本，它广为搜辑，从古代典籍中勾稽出颇有研究价值的判例，是了解和研究中国古代司法实际的重要参考资料。然而这部案例汇编目前仅存光绪四年刻本，至今未经整理，难得于读者一见。市教委社科项目《〈折狱龟鉴〉补译注》正是系统全面地对这一古代案例汇编加以标点和语译。除注释、翻译原文之外，该课题还对原书所引资料作了重要的校正，纠正了原书的许多错讹和脱漏。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完善的读本。同时，该课题还对原书每则案例内容作了简要的评述，指出古代司法中的某些显著特点，为今天的法制建设提供借鉴。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法律以及法律文化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指导意义。

北宋《太宗实录》是目前遗留下来的唯一一部北宋时期的皇帝实录，大约有8万字，作者依据宋人笔记与正史对《太宗实录》进行了从文字到史实的整理与核校，并对《太宗实录》的流传情况与文献价值做了比较详细地考证与论述。

1127年，金军攻陷宋都开封，掠走徽钦二帝和三千余近支宗室，徽宗之子赵构在杭州重建宋朝，他死后帝位回到了匡胤子孙手里。流落到南方的宗室继续得到政府的特权和照顾，但却获得了应举、做官司的自由，逐渐融入士大夫阶层，个中佼佼甚至官至宰相。1279年，宋朝灭亡，赵氏三兄弟后裔作为宗室的历史宣告结束，作为宗族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家与国的联系最为紧密直接的，莫过于宗室。历朝历代的宗室都是由开国皇帝的后代组成，宗室是皇帝的造物，是广义的皇帝制度的一部分。在宋朝三百余年的宗室发展史上，宗室与皇帝关系的特点发生过相当大的变化，但是，宗室隶属于皇帝制度的事实始终是第一位的。作者从资料汇编、史籍、文章，以及宗子、宗女的传记资料、墓志铭中对宋代皇室、宗室的定义、权力和传承、宗室机构、宗室生活、教育与文人文化、政治与权力界限以及战争中的宗室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地研究。本书对宋代宗室的研究不仅对宋代历史有重大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宋代的宗室还为明清两代确立宗室制度树立了重要的典范，并对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书奉献给读者的，是宋朝宗室充满了传奇与变幻的历史长卷，其中有娓娓的史实叙述，也有深刻的制度检讨。

大家都知道《吕氏春秋》，它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治理国家提供思想武器。可你知道吗，诸如领导、组织、沟通、协调、激励等影响管理进程的因素，在《吕氏春秋》中被解读为“道、天、地、将、法”，而一些现代人所熟悉的管理模式，则是通过王侯官吏的治理思想和方法，得到了体现。可以说，他们的管理智慧是相通的，其区别仅仅是由谁在阐释，以哪一种心境去阐释。《吕氏春秋》是一种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的“吕氏解读”，如果现代管理者用这种心境去读。相信绝不会入宝山而空回吧。本书就有《吕氏春秋》锦囊计解的管理读法。[前言]管理智慧的“吕氏解读”2004年6月，杰克·韦尔奇来到北京，与中国的管理者们展开了一系列的对话。在这样的理念沟通中，中国的管理者学到了很多，也思考了很多。事实上，韦尔奇来到北京，可以说是中国管理界正在如火如荼开展的“向大师致敬”运动的一个高潮。曾几何时，彼得·杜拉克、迈克尔·波特、汤姆·彼得斯、加里·哈默尔，在这些闪光的名字所构筑的智慧世界里，中国管理者进行了一次次的精神洗礼。但是在人们宁可付出高达3万元的钻石VIP套餐价格，与韦尔奇等操着英语的大师们对话的同时，有谁看到了其中的荒诞与古怪呢？美国心理学家在给某大学心理学系的学生们讲课时，向学生介绍一位从外校请来的德语教师，说这位德语教师是从德国来的著名化学家。试验中，这位心理学家先拿一个装有蒸馏水的瓶子给大家看了一遍，告诉大家这是水。然后，他把瓶子交给那位外来的“化学家”。那位化学家煞有其事转过身，背对大家晃了晃那个瓶子，说其中是他新发现的一种化学物质，有些气味，请在座的学生闻到气味时就举手。多数学生都举起了手。瓶子还是那个瓶子，水还是那杯水，可是大多数学生都举起了手说闻到了气味。这也许就是中国管理界的现状。他们为什么不去再观察一下那个已熟悉的瓶子呢？或者说，现代的中国管理者们在学习西方管理思想的同时，为什么不从我们的道家、儒家、墨家、兵家、法家的文化中，汲取传统的管理思想呢？也许是中国古代的大师和流派太多，而且相互矛盾着，因此人们难以发现某些一以贯之的管理思想。那么有一本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吕氏春秋》。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儒、墨、道、法等各家都有自己的对策与治国主张。儒家说仁义、讲礼治；道家讲清静、说无为；墨家说兼爱、谈非攻；法家则以法、术和势作为治国大道。它们或攻讦对方的漏洞，或辩解自己学说的缺陷。唯有杂家，并没有“自成一家之言”，而是融合各家之长，或多或少地吸收其他流派的学说。任何一个流派也都有其特色与长处，而杂家没有太在意不同流派学说之间的违背和矛盾，而充分地博采众议，成为一套在思想上兼容并蓄，却又切实可行的管理思想。《吕氏春秋》正是这样一本集当时诸家思想大成的杂家著作。也正因如此，从《史记》始，它便与《周易》、《春秋》、《国语》同列，被认为是“圣贤发愤”之道；到东汉时，高诱还称之为“大出诸子之右”。经过几千年的变迁，人变了，社会变了，与以往相比，管理者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有了很大的不同，管理的学说和方式也改变了。但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管理的内在本质和精髓的变化，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大。管理者今天在生活、工作中遇到的很多难题，都可以在中国的传统智慧中找到一定的答案——那是一种管理者看待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在《吕氏春秋》中，诸如领导、组织、沟通、协调、激励等影响管理进程的因素，被解读为“道、天、地、将、法”，而一些现代人所熟悉的管理模式，则通过王侯官吏的治理思想和方法，得到了体现。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吕氏春秋》对于管理决策、管理者修养、用人艺术等都有着重大启示。可以说，管理智慧是相通的，不分东西南北，而区别的仅仅是由谁在阐释，以哪一种心境去阐释。《吕氏春秋》可以是一种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的“吕氏解读”，也是与春秋诸子进行的一次关于管理智慧的对话，如果现代管理者用这种心境去读。相信绝不会入宝山而空回。

该书是为纪念我国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580周年，郑一钧同志在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郑鹤声教授亲自指导下，经过多年准备撰写的。2005年为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作者又作了重要修改。《论郑和下西洋（修订版）》涉及的面极广，从郑和的身世，到郑和七下西洋的经历及其深远意义，等等，均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是目前为止研究郑和下西洋事迹的一部最详尽论著。作者在书中对中外中史学界存在分歧的某些问题，发表了自己精辟的见解。《论郑和下西洋（修订版）》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文笔流畅，不仅为史学界探讨研究郑和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线索；而且对于一般读者，也是一部很好的参考书。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出身于江苏常州一个书香门第，少时受教于父母师友，15岁入县学。早年执教于常州溪山小学堂、常州府中学堂，学生中有后来成为文史大家的钱穆、赵元任等人。1926年后长期执教于光华大学，解放后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他读书广博，着重综合研究，讲究融会贯通，一生著有两部中国通史、四部断代史、五部专门史，加上在史学界享有盛誉的大量史学札记，共计1000多万字。《白话本国史》、《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和《吕思勉读史札记》等是吕先生最具代表性的史学著作。吕思勉先生的读史札记，曾有部分编辑成书。由于历史的原因，已刊订的札记（除《燕石札记》）外，都有程度不同的删节。此次重印《吕思勉读史札记》增订本，汇总了吕先生的全部已刊和未刊札记共762条，一百余万字。删节的部分，均按原文加以恢复补全。读者不仅可以见到吕先生读史札记的“全璧”，还可以获得学习历史的方法和进一步研讨的课程。

《古蜀国旁白》的书名很扯人眼球。我想，先从蜀国的国家形态释起。苏秉琦先生曾指出中华文明起源的途经有“三部曲”：从古文化（原始文化） 到古城（城乡最初文化意义上的城和镇）再到古国（高于部落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这大体相当于巴蜀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时期，即距今4500年至380 0年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时期。由古国再向前发展，多个古国构成方国，方国的扩张则成帝国，这是一个国家形态发展的“三部曲”，代表着国家发展典型道路的三个历程。这大体相当于三星堆文化至十二桥文化（金沙遗址）再至战国早期开明王部族的巴蜀文化时期。从传说的古蜀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和开明五祖来看，蜀方国的形成大约在杜宇时期。杜宇时期的方国“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沱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这已是北到汉中南达南中的大方国。从杜宇称望帝，开明称丛帝看，至少也可说已发展到帝国的前夜。可惜的是，这个发展进程被秦国阻断了。晚起的秦国，秦襄公时代才进入古国，秦穆公时代，才进入方国，远在蜀人之后。秦战国晚期灭掉巴蜀，凭借天府之国为根据地，成就了中华大一统，在秦始皇时代成为帝国。

《华夏历代后妃名女》所写年代上起远古，下迄近现代，所辑历史后妃、名女，贤妻良母等750余位，图片900余幅。作者将她们从历史的圣殿中再度请出来，让读者再次缅怀，再次解读，再做一番感悟，书中赞扬了她们的忠烈或贤达以及她们的奉献精神，给人以教益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