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器物大词典：兵器·刑具》成稿于一九九三年，历经数载，在编委会和出版社的不懈努力下，终于问世。以古代器物为内容的大词典，在中国应是首创。本书以历史文献记载为主要线索，力求凡在重要的古文献中有记载的古兵器，均记録书中，再以我们今天的研究水平，作出尽可能精当的解释，当然今日的研究，已不局限于文献。近代以来，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大量的古兵器实物的出土，再加以现代的、科学的研究方法，使我们对古代器物的了解已经比较清晰。因此，本书尽力奖考古研究的新成果与文献资料相结合，以实物资料补充、印证文献资料，力求级读者较为科学精确的释义。<

本书是普通高校综合文科教育专业教学教材。以历史与社会为背景，以中国古代文化为主要内容，融历史与文化为一体，分为政治与军事、经济与科技、文化与艺术、社会生活四大板块。政治与军事板块按照历史发展的先后顺序叙述1840年以前历代王朝更迭及存亡兴衰的过程，侧重介绍各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经济与科技板块叙述中国古代的农工商制度、经济与科技发展的状况与成就。文化艺术板块分别从哲学、宗教、文学、史学、艺术等方面，按照历史演进的顺序来叙述古代文化的传承过程和优秀成果。社会生活板块主要从衣食住行以及婚姻礼仪、丧葬习俗等方面展开论述，尝试复原古代社会生活原貌，深化学生对历史整体的认识。

薛福成（1838.4.12－1894.7.21）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宾雁里人。出生于书香门第、官宦之家。父亲薛湘，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进士，历任镇江府学教授、湖南安福县令、浔州知府等职。长兄薛福辰，以举人出身得任工部员外郎、济东泰武临道、直隶通永道、左副都御史等职。二兄薛福同，同治元年举人。四弟薛福保，长期在山东巡抚丁宝桢幕府参与政务。薛福成幼时苦读经书，后因太平天国起义爆发，而受到强烈震动，决意弃八股试帖之学，而致力研究经世实学，以图报效国家。咸丰八年（1858年），中秀才。同年，薛福成去看望宦游湖南的父亲，适逢薛湘去世，薛福辰、薛福成兄弟二人为处理父亲身后诸事而滞留湖南一年余。十年（1860年），得知太平军已东下苏、常，兄弟二人匆匆赶回，不料全家已外出避难，几经艰辛找寻，终于在苏北宝应东乡找到家人。薛福成继续研读治世之学。同治四年（1865年）夏，两江总督曾国藩北上镇压捻军，沿途张榜招贤，薛福成闻讯后即写下八大对策、洋洋万言的《上曾侯书》，往行辕拜谒曾国藩。曾国藩读罢，击节称叹，深为薛福成所言改科举、裁绿营、师夷法的主张吸引，即延聘薛福成入幕。此后曾幕七年生涯，薛福成尤注重于兵事、饷事、吏事、文事，不时呈上一些改革时弊的策文，颇为曾国藩器重，被保为候补同知、直隶州知州并赏加知府衔。十一年（1872年）二月，曾国藩病死，薛福成去苏州书局任职。光绪元年（1875年），赴部引见，途中读到新帝即位后向天下求言的诏书，兴奋异常，挥毫写下了《治平六策》、《海防密议十条》万余言。主张应努力改善外交，将国际公法、中外条约刊发各州县；主张科举时应为精通洋务的人特设一科，使奇杰之士辈出；建议通过聘请洋员，派送人员留学，定制铁甲舰来发展海军。薛福成的上书陈言，引起朝廷的重视，不久，即采纳了陈言书中的意见而付诸实施，薛福成名闻朝野。丁宝桢、郭嵩焘等大员纷纷奏保薛福成出任驻外使节之职。直隶总督李鸿章也为薛福成的才能所折服，揽入麾下。光绪元年（1875年）下半年，薛福成入李鸿章幕府办理文案，运筹帷幄。次年，在与英国交涉马嘉理案时，薛福成写就《论与英使议约事宜书》上呈李鸿章，主张对英国的无理要求不应迁就，应以择要设防、组织团练、广张疑军、以多攻少的策略，应付英军可能会采取的军事行动。李鸿章非常欣赏，命薛福成随行参加与英国公使的谈判，并因其随办洋务出力而奏荐为知府。五年（1879年），“总税务司赫德喜言事，总署议授为总海防司”。薛福成深感事态严重，马上作《上李伯相论赫德不宜总司海防书》，认为如此，“则中国兵权饷权，皆入赫德一人之手”。并向李鸿章献计说，只有告诉赫德，如果他要担任总海防司，就必须放弃总税务司之职，亲自去海滨练兵，这样，赫德必不愿放弃总税务司之职，此事便可作罢。李鸿章觉得十分在理，便采纳了薛福成的建议，函告总理衙门。总理衙门依计而行，使赫德欲控制中国海军的图谋终未得逞。同年，薛福成写下了反映他洋务思想的《筹洋刍议》一书，认为中国已到了非要进行大变法、实行洋务不可的地步了。“世变小，则治世法因之小变；世变大，则治世法因之大变”。主张发展工商业，“夺外利以润吾民”。并提出了反不平等条约、防日俄入侵、改革关税等主张。薛福成将该书上呈李鸿章，李鸿章大为赞赏，分发官员传读。七年（1881年），薛福成署直隶宣化府，写下了《酌议北洋海防水师章程》，提出了对未来北洋海军的构想。后来，李鸿章就是根据他的设想来建立北洋海军的。次年，朝鲜大院君李昰应发动政变，薛福成向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献计，尽快出兵朝鲜拘捕乱党魁首。张树声采纳了薛福成的建议，迅速平定了朝鲜之乱，使觊觎朝鲜的日本欲趁乱控制朝鲜的阴谋失败。薛福成因功晋升四品道员。十年（1884年）初夏，薛福成实授浙江宁绍台道，时中法战争爆发，薛福成加强防务，并指挥军民重创犯浙的法国军舰，因功加布政使衔。十二年（1886年）秋，薛福成将自己多年来的文稿整理成《浙东筹防录》，次年初又编成《庸庵文编》四卷。十四年初（1888年）秋，薛福成升任湖南按察使。翌年初春进京陛见时，被改派为出使英、法、意、比大臣。在驻欧使节任内，薛福成走访了欧洲许多国家，考察欧洲的工业发展，详细地研究了欧洲的政治、军事、教育、法律、财经等制度，开阔了视野，思想也日益改变。他认为西方富强已百倍于中国，中国应不懈地师法西方，建立“纠众智以为智、众能以为能、众财以为财”的私人公司等，并具体提出了“求新法以致富强”、“选贤能以任庶事”、“造机器以便制造”等二十一条“养民最要之新法”。薛福成将他在欧洲四年所闻所思详尽地作了日记，后据以编成《出使四国日记》。使欧期间，薛福成还参与众多具体外交事务，十八年（1892年）与英国就滇缅边界划分和通商条约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由于薛福成援引国际公约，刚柔并用，英国终于同意签订《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中国收回了滇边部分领土和权益。此外，薛福成还以国际公法为依据，迫使英国政府同意中国在其属境内设立领事，这样，中国政府就在南洋、缅甸等处设立领事，保护当地华侨的权益。二十年（1894年），薛福成离任回国。五月二十八日到达上海。因一路辛苦劳累，又染上流行疫病，与六月十九日深夜病逝，终年五十六岁。薛福成一生撰述甚丰，著有《庸庵文编》四卷、《续编》二卷、《外编》四卷、《庸庵海外文编》、《筹洋刍议》十四卷、《出使四国日记》六卷、《续刻》、《庸庵笔记》、《出使奏疏》二卷、《出使公牍》十卷等书。

魏晋南北朝按其历史长度，只占中华文明史短暂的一瞬，但论其学术繁荣，则可媲美于其他任何强盛的朝代。如此独具个性的学术能在这一时期生成、发展和流行，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偶然事件，而是有着深刻丰富的思想内容、文化内涵和历史机遇的。由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文主编、向世陵撰写的《中国学术通史.魏晋南北朝卷》，对这一时期学术思想理论状况及发展、代表人物、著述以及对学术传承所起的作用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探讨，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全书约67万字。

西辽河地区的考古文化，经过几代考古学家执着地追求探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现已基本廓清了从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到夏家店下层文化这一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的考古序列。本书作者运用大量考古发掘资料，明确指出本地区考古文化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和相对独立的发展态势，特别认识到从兴隆洼到红山文化时期，该地区在整个文化发展全局中具有一种明显的强势地位，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率先显现出文明的“曙光”。另外，本书不是独立地研究西辽河地区的文明，而是把本地区文明与中原地区文明、其他地区文明联系起来考察，以更广阔的视野来审视西辽河地区文明，并从中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经过一段时间与中原文化的交流、整合后，到了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中原文化因素大量涌入燕北地区，以中原文化为中心的历史发展趋势已经形成。本书透过对西辽河地区考古文化发展态势的分析，折射出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这是他经过长期思考，并在广泛吸收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才得以形成的看法。

玄学的主题是自然与名教的矣系，道家明自然，儒家贵名教。因而如何处理儒道之间的矛盾使之达于会通也就成为玄学清谈的热门话题。玄学家是带着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的真切的感受全身心地投入这场讨论的，他们围绕着这个问题所发表的各种看法．与其说是对纯粹思辨哲学的一种冷靜的思考．毋宁说是对合理的社会存在的一种热情的追求。

《中国学术通史：秦汉卷》内容包括秦汉学术的背景和特色；秦汉学术的时代背景；秦汉学术的发展阶段；秦汉学术的特色；秦王朝建立前后的学术探索；《吕氏春秋》对先秦学术的总结等。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唐代法律史的探究仅侧重于唐律一种法律形式，而没有把律、令、格、式四种法律形式当作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加以综合考察。本书以现存的唐代律、令、格、式四种法律形式为线索，结合新出土的文献敦煌吐鲁番文书，以及中外古代典籍，对唐代律令格式的法律体系、中日律令制的关系以及律令格式体制下的唐代经济、民事、宗教和涉外法律进行探讨，以期弥补这方面研究的不足。<

本书旨在搜集有元一代之汉文单篇散文、骈文和诗词曲以外的韵文。本书所收作家之时限原则上承金和南宋，原金朝管辖区作家以金哀宗大举三年（一二三四）为上限；原南宋管辖区作家以南宋赵昺祥兴二年（一二七九）为上限；以元顺帝至正二十八（一三六八）为下限。由金、宋入元，由元入明作家，其主要活动在元者，则作为元人收录。本书按照“以文从人”的原则，凡已收之作家，其文元论是否写于元代，均一体收录。元人的经、史子部著作，本书原则上只收序跋及书中所引之单篇元文。但可视为文集者，例如史部的奏议集、史论集、书判集，子部的题跋集，仍作为文集收录。为便于读者引用，本书仍按旧式编纂法分卷。每卷收文一万字左右，文多者一人多卷，文少者数人一卷。本书所收元文，尽可能选用善本、足本为底本，正文一依底本。底本确实有误，予以改正并出校记。一般异文，不出校记。校记附于篇末。笔画小误，显系误刻者，经予改正。本书所收作家，皆撰作家小传，简要介绍其姓名、字、号、谥、生卒年、籍贯、仕履、主要活动、著述及本书辑收情况等，并注明所撰史料。为便读者查检，本书分册编目而外，书末附录《全元文作者索引》、《全元文篇名索引》、《别集以外引用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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