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该书第一编，笔者发现该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该书在科学的界定“笔记”含义的基础上，尽可能辑录宋人所撰的笔记，真正的体现全宋笔记的“全”的特点，避免出现挂一漏万和杂乱无章的现象。编纂者坚持“笔记”乃“随笔记事而非刻意著作之文”，限于收录“宋人著述的笔记专集”，而不包括“未成专集的、散见的单条笔记”，也不包括“题材专一、体系结构坚密的专集”，如“专门的诗话、语录、谱录类的茶经、画谱、名臣言行录、官箴等”，当然更不包括逐条叙述故事之类的小说和传记。将该书与20年前台湾新兴书局有限公司出版的《笔记小说大观丛刊》（1984年6月）相比，后者虽然收录了许多宋人笔记，但缺点一是宋人笔记与小说、谱牒、通俗演义、诗话杂糅，二是有些版本不精。当然笔者只是从宋人笔记的角度评判此书，并不否定它的总体文献价值。将该书与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历代笔记小说集成·宋代笔记小说》（1995年2月）比较，后者的缺点：一是收录的宋人笔记仅188种，有些重要笔记不知何故没有纂入，如洪迈《容斋随笔》、周密《癸辛杂识》、周《清波杂志》、王观国《学林》、岳珂《木呈史》、罗大经《鹤林玉露》、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欧阳修《归田录》、何《春渚纪闻》、彭某《墨客挥犀》（已纂录《续墨客挥犀》十卷）、赵令田寺《侯鲭录》、叶梦得《石林燕语》、陆游《老学庵笔记》、龚明之《中吴纪闻》等。缺少了这些笔记，便难以反映两宋笔记的全貌，令人深以为憾。同时，后者所编宋人笔记小说目录错讹颇多，如《燕翼诒谋录》的著者王木永误作“王泳”，《丁晋公谈录》的著者丁谓误作“丁渭”，《宋景文公笔记》的著者宋祁误作“宋祈”，《萍洲可谈》的“洲”误作“州”字，《己酉避乱录》的“己”误作“已”字，《昼帘绪论》的“昼”误作“书”字，《鼠璞》的作者戴埴误作“戴植”，《养疴漫笔》的著者赵氵晋误作“赵氵晋录”，《负暄野录》的著者陈误作“陈”，等等。其次，该书大多数宋人笔记系首次经校勘和标点提供世人阅读，体现了“新”的特点。在该书第一编的49种笔记中，已经由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出版的有13种，而此次新点校出版的有36种，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三多。这些首次点校出版的宋人笔记中，比较重要的有张洎《贾氏谭录》、王曾《王文正公笔录》、宋祁《宋景文公笔记》、江休复《江邻几杂志》、曾布《曾公遗录》、苏轼《仇池笔记》、题苏轼《渔樵闲话录》、晁说之《晁氏客语》、王钦若《王氏谈录》等。这些笔记有的尽管篇幅不多，但其内容涉及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习俗等，为后人留下了颇有价值的史料，弥足珍贵。再其次，该书与此前点校出版的宋人笔记相比，具有比较“准”即点校较为准确的特点。参加该书的整理点校者大都是在中国古代史和古代文学领域，尤其是唐、宋文学和史学方面研究成绩卓著者，虽然不敢过誉为极天下之选，但堪称一流人选。仍以第一编为例，其中尤以整理点校《东坡志林》、《仇池笔记》、《渔樵闲话录》、《龙川略志》、《龙川别志》等的孔凡礼先生，《涑水纪闻》的整理点校者邓广铭和张希清教授，《南部新书》和《近事会元》、《钓矶立谈》、《丁晋公谈录》的整理点校者虞云国教授，《孙威敏征南录》等的整理点校者黄纯艳教授，等等，都是在宋代历史或宋代文献研究方面有口皆碑的专家。由此足以保证该书的整理和标点、校勘以较高的质量呈现在读者面前。比如此前出版的释文莹《湘山野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存在一些标点错误，如卷中原作“仆射相国王公至道，丙申岁，为谯幕”（第23页），误将宋太宗的最后一个年号“至道”当作“仆射相国王公”的名讳。此次便加以纠正，改为“仆射相国王公，至道丙申岁，为谯幕”。又如宋敏求《春明退朝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卷上原作：“开宝八年十一月，江南平留，汴水以待李国主舟行。”（第5页）此次也改正为“开宝八年十一月，江南平，留汴水以待李国主舟行。”这些进展都是有目共睹的，从而得以保证该书点校的质量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总之，《全宋笔记》是中国宋代文史学界继《全宋诗》和《全宋文》后第三部大型总集，尽管目前初结硕果，只出版了第一编，且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错标、断句舛错等缺点，但按照编纂者的计划，全书约分10编，用五六年的时间全部完成这项工作，笔者相信，随着编纂者逐渐积累经验，点校者逐步提高水平，届时一定会将一部全新的高质量的文献总集奉献给广大读者。

在漫长的中国历代王朝兴亡史上，既出现过为数不少的盛世，也出现了为数同样众多的衰世、乱世。历史发展的轨迹如同波浪起伏的大江长河，波峰和波谷相继，既雄奇壮观，且令后人感慨万千。历代的兴亡更替，似乎一直在遵行着一个未变的规律：每一个王朝从创立伊始至王朝中期，大多能够出现一个兴盛的局面，此时，王朝政治相对清明，经济兴盛，国富民安，社会稳定繁荣。但是，盛极往往不免猝衰，在辉煌过后紧随着出现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千古兴亡过尽，如今再回头审视曾经有过的辉煌与没落时，我们发现如果仅从时间上来划分所谓的盛世、衰世并不是想像中的那么容易。本书能做到的只能是粗略地概括出数个盛世中共存的特征作为盛世的标志而已。

综观该书第一编，笔者发现该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该书在科学的界定“笔记”含义的基础上，尽可能辑录宋人所撰的笔记，真正的体现全宋笔记的“全”的特点，避免出现挂一漏万和杂乱无章的现象。编纂者坚持“笔记”乃“随笔记事而非刻意著作之文”，限于收录“宋人著述的笔记专集”，而不包括“未成专集的、散见的单条笔记”，也不包括“题材专一、体系结构坚密的专集”，如“专门的诗话、语录、谱录类的茶经、画谱、名臣言行录、官箴等”，当然更不包括逐条叙述故事之类的小说和传记。将该书与20年前台湾新兴书局有限公司出版的《笔记小说大观丛刊》（1984年6月）相比，后者虽然收录了许多宋人笔记，但缺点一是宋人笔记与小说、谱牒、通俗演义、诗话杂糅，二是有些版本不精。当然笔者只是从宋人笔记的角度评判此书，并不否定它的总体文献价值。将该书与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历代笔记小说集成·宋代笔记小说》（1995年2月）比较，后者的缺点：一是收录的宋人笔记仅188种，有些重要笔记不知何故没有纂入，如洪迈《容斋随笔》、周密《癸辛杂识》、周《清波杂志》、王观国《学林》、岳珂《木呈史》、罗大经《鹤林玉露》、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欧阳修《归田录》、何《春渚纪闻》、彭某《墨客挥犀》（已纂录《续墨客挥犀》十卷）、赵令田寺《侯鲭录》、叶梦得《石林燕语》、陆游《老学庵笔记》、龚明之《中吴纪闻》等。缺少了这些笔记，便难以反映两宋笔记的全貌，令人深以为憾。同时，后者所编宋人笔记小说目录错讹颇多，如《燕翼诒谋录》的著者王木永误作“王泳”，《丁晋公谈录》的著者丁谓误作“丁渭”，《宋景文公笔记》的著者宋祁误作“宋祈”，《萍洲可谈》的“洲”误作“州”字，《己酉避乱录》的“己”误作“已”字，《昼帘绪论》的“昼”误作“书”字，《鼠璞》的作者戴埴误作“戴植”，《养疴漫笔》的著者赵氵晋误作“赵氵晋录”，《负暄野录》的著者陈误作“陈”，等等。其次，该书大多数宋人笔记系首次经校勘和标点提供世人阅读，体现了“新”的特点。在该书第一编的49种笔记中，已经由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出版的有13种，而此次新点校出版的有36种，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三多。这些首次点校出版的宋人笔记中，比较重要的有张洎《贾氏谭录》、王曾《王文正公笔录》、宋祁《宋景文公笔记》、江休复《江邻几杂志》、曾布《曾公遗录》、苏轼《仇池笔记》、题苏轼《渔樵闲话录》、晁说之《晁氏客语》、王钦若《王氏谈录》等。这些笔记有的尽管篇幅不多，但其内容涉及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习俗等，为后人留下了颇有价值的史料，弥足珍贵。再其次，该书与此前点校出版的宋人笔记相比，具有比较“准”即点校较为准确的特点。参加该书的整理点校者大都是在中国古代史和古代文学领域，尤其是唐、宋文学和史学方面研究成绩卓著者，虽然不敢过誉为极天下之选，但堪称一流人选。仍以第一编为例，其中尤以整理点校《东坡志林》、《仇池笔记》、《渔樵闲话录》、《龙川略志》、《龙川别志》等的孔凡礼先生，《涑水纪闻》的整理点校者邓广铭和张希清教授，《南部新书》和《近事会元》、《钓矶立谈》、《丁晋公谈录》的整理点校者虞云国教授，《孙威敏征南录》等的整理点校者黄纯艳教授，等等，都是在宋代历史或宋代文献研究方面有口皆碑的专家。由此足以保证该书的整理和标点、校勘以较高的质量呈现在读者面前。比如此前出版的释文莹《湘山野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存在一些标点错误，如卷中原作“仆射相国王公至道，丙申岁，为谯幕”（第23页），误将宋太宗的最后一个年号“至道”当作“仆射相国王公”的名讳。此次便加以纠正，改为“仆射相国王公，至道丙申岁，为谯幕”。又如宋敏求《春明退朝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卷上原作：“开宝八年十一月，江南平留，汴水以待李国主舟行。”（第5页）此次也改正为“开宝八年十一月，江南平，留汴水以待李国主舟行。”这些进展都是有目共睹的，从而得以保证该书点校的质量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总之，《全宋笔记》是中国宋代文史学界继《全宋诗》和《全宋文》后第三部大型总集，尽管目前初结硕果，只出版了第一编，且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错标、断句舛错等缺点，但按照编纂者的计划，全书约分10编，用五六年的时间全部完成这项工作，笔者相信，随着编纂者逐渐积累经验，点校者逐步提高水平，届时一定会将一部全新的高质量的文献总集奉献给广大读者。

本书是关于社会科学的文集，文章有：《四库全书总目》版本考辨，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读古籍的重要性，隶书中的形声字等。

＜br＞本书就我国著名商代早期都城遗址“偃师商城”的城市布局、年代、性质、文化内涵和文化分期、学术价值等一系列学术问题，进行了考古学研究，提出了一些受到学术界关注的见解。其中关于偃师商城年代与分期的研究，为国家重大科学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之专题研究成果。本书是考古、文物和历史等科研工作者与爱好者的重要参考书。

《全宋笔记（第1编10）》所收以宋人着述的笔记専集为限，按作者世次分编，《全宋笔记（第1编10）》有点校说明，内容包括尘史、晁氏客语、杨公笔録、王氏谈録、青箱杂记、吕氏杂记、月河所闻集。版権情况及源流、所用底本及校勘概况等，其讹误者，据版本或他书校正，并附简明校勘记。

《阮元年谱》是一部资料详备的大型年谱，全书一百万字，在年谱中少见。该谱采取直叙与注疏结合的表达方式，以年为单元，按月日书写谱主阮元的活动及与之有关的史事。具体写法是将某日、某月、某一时间段、某年发生的事用一句话概括出来，谓之谱纲，接着以各种文献资料叙述事情本身，以示显证，接下来以“按”的形式作出疏证，按语内容也力求使用历史文献，从而令叙事清晰明白，考辨有力。全谱汇集了阮元生平的巨量文献资料，对阮元史事纤细具备，大体无遗漏。该谱是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专著，富有学术价值。传统时代的年谱对于像阮元式的人物（大学士、封疆大吏），多留意于谱主的事功和恩荣，教育、文化、学术、社会生活方面的事情常常予以忽略。可是对于后世读者、研究者的利用来说，就出现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今日研究者著述新年谱，就需要对谱主本人及其所处的时代有个把握特征的总体认识，才能使用文献资料将其特色描绘出来。所以，年谱之写作虽然看似资料性编著，但不可缺少的是研究性的具备和研究者的学识。笔者有出版《阮元传》的事实，又撰得《阮元评传》成稿，正是建立在这种坚实基础上，而具备撰写《阮元年谱》的充分条件。编写《年谱有关人物简介》，丰富年谱的体例。笔者在年谱中以阮元本事为主，兼述与其相关人物的活动和著作，涉及了一大批人物，这些人物若在始见之时作全面的介绍，续见时再写则重复，不写，读者记不清前面的叙述，继续阅读会有困难，因此制作《简介》作《附录》中内容，便于读者查询和利用。近年撰写的某些年谱，作者多喜欢在每一系年里记载一定数量的出生人物及死亡人物。笔者以为意义不大，又占篇幅，故不采取这一形式。况且，有关人物的生卒情况，在《简介》中可以查询。编排是谱时，即便是同一时间发生的事，在分条罗列谱纲时，都各自标上时间，并不因为是同月发生的事，而把月份删除。否则，阅读时就要翻找前此标志月份的条目，若该月条目多，或某条内容多，势必翻找数页，极不方便，更有甚者会翻找失误，造成差错。《阮元年谱》逐条标志时间，达到一目了然的效果。<

来新夏先生，生于1923年，浙江杭州人年毕业于辅仁大学，现为南开大学教授在图书馆学、目录学上造诣颇深，2002年由美国华人图书馆协会授予杰出贡献奖在本书中作者概说了目录学的著作和著名目录学家并对古典目录学的相关学科如分类学、版本勘学等作了较详尽而具体的论述。据此还提出了古典目录学领域研究的前瞻设想。本书笔流畅、深入浅出是作才多年来讲授目录学的纲要，可作研习古典目录学和了解国学的入门读物。

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本书对明代史学的发展，演变做全景式的考察，并对它由理学化史学向非理学化史学嬗变这一特征加以突显，书中分为明代前期：理学笼罩下的史学，明代中期：中国史学的转型，明末清初：中国史学的多元化等三编。

综观该书第一编，笔者发现该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该书在科学的界定“笔记”含义的基础上，尽可能辑录宋人所撰的笔记，真正的体现全宋笔记的“全”的特点，避免出现挂一漏万和杂乱无章的现象。编纂者坚持“笔记”乃“随笔记事而非刻意著作之文”，限于收录“宋人著述的笔记专集”，而不包括“未成专集的、散见的单条笔记”，也不包括“题材专一、体系结构坚密的专集”，如“专门的诗话、语录、谱录类的茶经、画谱、名臣言行录、官箴等”，当然更不包括逐条叙述故事之类的小说和传记。将该书与20年前台湾新兴书局有限公司出版的《笔记小说大观丛刊》（1984年6月）相比，后者虽然收录了许多宋人笔记，但缺点一是宋人笔记与小说、谱牒、通俗演义、诗话杂糅，二是有些版本不精。当然笔者只是从宋人笔记的角度评判此书，并不否定它的总体文献价值。将该书与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历代笔记小说集成·宋代笔记小说》（1995年2月）比较，后者的缺点：一是收录的宋人笔记仅188种，有些重要笔记不知何故没有纂入，如洪迈《容斋随笔》、周密《癸辛杂识》、周《清波杂志》、王观国《学林》、岳珂《木呈史》、罗大经《鹤林玉露》、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欧阳修《归田录》、何《春渚纪闻》、彭某《墨客挥犀》（已纂录《续墨客挥犀》十卷）、赵令田寺《侯鲭录》、叶梦得《石林燕语》、陆游《老学庵笔记》、龚明之《中吴纪闻》等。缺少了这些笔记，便难以反映两宋笔记的全貌，令人深以为憾。同时，后者所编宋人笔记小说目录错讹颇多，如《燕翼诒谋录》的著者王木永误作“王泳”，《丁晋公谈录》的著者丁谓误作“丁渭”，《宋景文公笔记》的著者宋祁误作“宋祈”，《萍洲可谈》的“洲”误作“州”字，《己酉避乱录》的“己”误作“已”字，《昼帘绪论》的“昼”误作“书”字，《鼠璞》的作者戴埴误作“戴植”，《养疴漫笔》的著者赵氵晋误作“赵氵晋录”，《负暄野录》的著者陈误作“陈”，等等。其次，该书大多数宋人笔记系首次经校勘和标点提供世人阅读，体现了“新”的特点。在该书第一编的49种笔记中，已经由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出版的有13种，而此次新点校出版的有36种，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三多。这些首次点校出版的宋人笔记中，比较重要的有张洎《贾氏谭录》、王曾《王文正公笔录》、宋祁《宋景文公笔记》、江休复《江邻几杂志》、曾布《曾公遗录》、苏轼《仇池笔记》、题苏轼《渔樵闲话录》、晁说之《晁氏客语》、王钦若《王氏谈录》等。这些笔记有的尽管篇幅不多，但其内容涉及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习俗等，为后人留下了颇有价值的史料，弥足珍贵。再其次，该书与此前点校出版的宋人笔记相比，具有比较“准”即点校较为准确的特点。参加该书的整理点校者大都是在中国古代史和古代文学领域，尤其是唐、宋文学和史学方面研究成绩卓著者，虽然不敢过誉为极天下之选，但堪称一流人选。仍以第一编为例，其中尤以整理点校《东坡志林》、《仇池笔记》、《渔樵闲话录》、《龙川略志》、《龙川别志》等的孔凡礼先生，《涑水纪闻》的整理点校者邓广铭和张希清教授，《南部新书》和《近事会元》、《钓矶立谈》、《丁晋公谈录》的整理点校者虞云国教授，《孙威敏征南录》等的整理点校者黄纯艳教授，等等，都是在宋代历史或宋代文献研究方面有口皆碑的专家。由此足以保证该书的整理和标点、校勘以较高的质量呈现在读者面前。比如此前出版的释文莹《湘山野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存在一些标点错误，如卷中原作“仆射相国王公至道，丙申岁，为谯幕”（第23页），误将宋太宗的最后一个年号“至道”当作“仆射相国王公”的名讳。此次便加以纠正，改为“仆射相国王公，至道丙申岁，为谯幕”。又如宋敏求《春明退朝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卷上原作：“开宝八年十一月，江南平留，汴水以待李国主舟行。”（第5页）此次也改正为“开宝八年十一月，江南平，留汴水以待李国主舟行。”这些进展都是有目共睹的，从而得以保证该书点校的质量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总之，《全宋笔记》是中国宋代文史学界继《全宋诗》和《全宋文》后第三部大型总集，尽管目前初结硕果，只出版了第一编，且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错标、断句舛错等缺点，但按照编纂者的计划，全书约分10编，用五六年的时间全部完成这项工作，笔者相信，随着编纂者逐渐积累经验，点校者逐步提高水平，届时一定会将一部全新的高质量的文献总集奉献给广大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