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苑疑年丛谈》主要是以艺苑疑年丛谈为主，其内容有：张翥（1287-1328年），朱璟（1298-1330年），朱同（1338-1385年），徐有贞（1407-1472年），姚绶（1422-1495年），张弼（1425-1487年），林良（1426-1500年后），李应祯（1431-1493年）。

我们看到的历史，都是事实的吗？那些被人们遗忘的，被机谋掩盖的，被岁月尘封的历史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1978年4月，在美国最权威的人文杂志《国家地理》上，以近十页的篇幅，刊登了系列介绍中国秦始皇陵的文章。文章激情华丽，称始皇陵地宫为东方的神秘宫殿，其中还绘制了大量的插图，充满了西方人浪漫的想象。面对一个文明绵延数千年之久的古老国家，这本杂志的视点，好像马可·波罗第一次带着懵懵的情怀走进元大都……<

本书将西北地区的居延汉简中的簿籍文书分为十大类共计135种，在分类辑录简文的基础上，用按语的方式对汉代西部边塞的簿籍制度和相关历史进行探讨。

这本书稿，是我向省教育厅申报的“巴蜀文学研究”的结题成果。课题立项已几年了，由于有其他的事，加之此课题需要做的“普查”及资料工作任务很重，因而2001年初才得以动笔撰写。初次在电脑上写作，边学边写，进度较慢，平时还要上课，还有硕士点其他方面的事，所以一直到2002年10月才写完。近几年内，诸事丛脞，暇日无多，而书稿一旦开笔，一身主宴精力也就专注于此，所以不止抓得颇紧，连假日也不敢“全休”，而且精神也较紧张。现在一旦竣事，身心都感到轻松了，似觉苦尽甘来，这就是劳动后的幸福吧！书稿的分量不算很重，但工作量相当大，因为就巴蜀文学的内容说，时间跨度大，涉及的人物多，需要查阅的文献资料也相当多，更不用说考证、鉴别、评论、组织和评述了。略为重要一点的文学家都不敢忽略，一般情况下必须查看第一手资料。有的集子本地缺藏，只有去外地借阅。幸好我校图书馆藏书丰富，近年先后还购置了《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等大型典籍，在文献资料方面解决了大问题，节约了不少时间。不然，搁笔尚不知何日。所以，在拙作即将梓行时，我首先要向重视科研工作并为师生的科研提供了良好条件的校领导及图书馆的朋友们表示感谢！其次，省教育厅科研处为此立项，学校科研处及中文系除了督责之外，给予了很多具体的帮助，这也是令我心中感动而欣慰的。没有他们的信任与关心，我也可能不会坚持进行这项工作。第三是要感谢巴蜀书社的朋友们，没有他们热心的成全，此书不可能顺利出版。按这个课题的最初设想，书稿本打算写得还要详备一些，但限于条件，只能如此了。古代巴蜀有著作可考的本地人、外地人，数量是不少的，但力量所限，只能突出重点，写成这个样子，可以说只是一部简史。对于无法评述的一些人，我就自己所知，编写成《名录》（为求有系统，也简介已论述人物），附于书尾，也许能为感兴趣的读者及研究者提供一些线索。但限于篇幅，《名录》也只收录较为重要的人物，一些成就不高、影响不大的就略去了。

“敦煌与丝路文化讲座”是由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等单位主办，国家图书馆敦煌吐鲁番学资料研究中心承办的旨在弘扬我国传统文化遗产的系列讲座，本书即为这些讲稿的结集。这些讲座的主讲人均为享誉海内外的著名专家学者，讲座内容涉及中国文化的诸多方面，具有很强的知识性和学术性，是读者了解敦煌学和丝路文化知识的窗口，也是广大学者进行研究工作的必备资料。

综观该书第一编，笔者发现该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该书在科学的界定“笔记”含义的基础上，尽可能辑录宋人所撰的笔记，真正的体现全宋笔记的“全”的特点，避免出现挂一漏万和杂乱无章的现象。编纂者坚持“笔记”乃“随笔记事而非刻意著作之文”，限于收录“宋人著述的笔记专集”，而不包括“未成专集的、散见的单条笔记”，也不包括“题材专一、体系结构坚密的专集”，如“专门的诗话、语录、谱录类的茶经、画谱、名臣言行录、官箴等”，当然更不包括逐条叙述故事之类的小说和传记。将该书与20年前台湾新兴书局有限公司出版的《笔记小说大观丛刊》（1984年6月）相比，后者虽然收录了许多宋人笔记，但缺点一是宋人笔记与小说、谱牒、通俗演义、诗话杂糅，二是有些版本不精。当然笔者只是从宋人笔记的角度评判此书，并不否定它的总体文献价值。将该书与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历代笔记小说集成·宋代笔记小说》（1995年2月）比较，后者的缺点：一是收录的宋人笔记仅188种，有些重要笔记不知何故没有纂入，如洪迈《容斋随笔》、周密《癸辛杂识》、周《清波杂志》、王观国《学林》、岳珂《木呈史》、罗大经《鹤林玉露》、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欧阳修《归田录》、何《春渚纪闻》、彭某《墨客挥犀》（已纂录《续墨客挥犀》十卷）、赵令田寺《侯鲭录》、叶梦得《石林燕语》、陆游《老学庵笔记》、龚明之《中吴纪闻》等。缺少了这些笔记，便难以反映两宋笔记的全貌，令人深以为憾。同时，后者所编宋人笔记小说目录错讹颇多，如《燕翼诒谋录》的著者王木永误作“王泳”，《丁晋公谈录》的著者丁谓误作“丁渭”，《宋景文公笔记》的著者宋祁误作“宋祈”，《萍洲可谈》的“洲”误作“州”字，《己酉避乱录》的“己”误作“已”字，《昼帘绪论》的“昼”误作“书”字，《鼠璞》的作者戴埴误作“戴植”，《养疴漫笔》的著者赵氵晋误作“赵氵晋录”，《负暄野录》的著者陈误作“陈”，等等。其次，该书大多数宋人笔记系首次经校勘和标点提供世人阅读，体现了“新”的特点。在该书第一编的49种笔记中，已经由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出版的有13种，而此次新点校出版的有36种，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三多。这些首次点校出版的宋人笔记中，比较重要的有张洎《贾氏谭录》、王曾《王文正公笔录》、宋祁《宋景文公笔记》、江休复《江邻几杂志》、曾布《曾公遗录》、苏轼《仇池笔记》、题苏轼《渔樵闲话录》、晁说之《晁氏客语》、王钦若《王氏谈录》等。这些笔记有的尽管篇幅不多，但其内容涉及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习俗等，为后人留下了颇有价值的史料，弥足珍贵。再其次，该书与此前点校出版的宋人笔记相比，具有比较“准”即点校较为准确的特点。参加该书的整理点校者大都是在中国古代史和古代文学领域，尤其是唐、宋文学和史学方面研究成绩卓著者，虽然不敢过誉为极天下之选，但堪称一流人选。仍以第一编为例，其中尤以整理点校《东坡志林》、《仇池笔记》、《渔樵闲话录》、《龙川略志》、《龙川别志》等的孔凡礼先生，《涑水纪闻》的整理点校者邓广铭和张希清教授，《南部新书》和《近事会元》、《钓矶立谈》、《丁晋公谈录》的整理点校者虞云国教授，《孙威敏征南录》等的整理点校者黄纯艳教授，等等，都是在宋代历史或宋代文献研究方面有口皆碑的专家。由此足以保证该书的整理和标点、校勘以较高的质量呈现在读者面前。比如此前出版的释文莹《湘山野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存在一些标点错误，如卷中原作“仆射相国王公至道，丙申岁，为谯幕”（第23页），误将宋太宗的最后一个年号“至道”当作“仆射相国王公”的名讳。此次便加以纠正，改为“仆射相国王公，至道丙申岁，为谯幕”。又如宋敏求《春明退朝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卷上原作：“开宝八年十一月，江南平留，汴水以待李国主舟行。”（第5页）此次也改正为“开宝八年十一月，江南平，留汴水以待李国主舟行。”这些进展都是有目共睹的，从而得以保证该书点校的质量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总之，《全宋笔记》是中国宋代文史学界继《全宋诗》和《全宋文》后第三部大型总集，尽管目前初结硕果，只出版了第一编，且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错标、断句舛错等缺点，但按照编纂者的计划，全书约分10编，用五六年的时间全部完成这项工作，笔者相信，随着编纂者逐渐积累经验，点校者逐步提高水平，届时一定会将一部全新的高质量的文献总集奉献给广大读者。

衰世都是从盛世中走来的，有时甚至难以划分出盛衰之间的截然界限。盛极而衰也许正是历史的必然，许多衰世的成因往往就是在盛世之中孕育出来的。有些历史时期，既是王朝统治由纷乱的开创稳定下来之后走向兴盛的顶点，也是我们探讨衰世的开端。衰世毕竟还不同于乱世。它不仅没有乱世中那种全国性的干戈扰攘，战火纷飞，而且还有一些旨在重振王朝权威的改革和中兴。尽管这种改革和中兴都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大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王朝统治的危机，推迟了乱世的到来。我们择取一些历史时期作为衰世加以论述，考察王朝的前途、人物的命运，总结衰败的特征、转变的原因，希望能给有心的读者提供一个宏观思考历史的新角度。

综观该书第一编，笔者发现该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该书在科学的界定“笔记”含义的基础上，尽可能辑录宋人所撰的笔记，真正的体现全宋笔记的“全”的特点，避免出现挂一漏万和杂乱无章的现象。编纂者坚持“笔记”乃“随笔记事而非刻意著作之文”，限于收录“宋人著述的笔记专集”，而不包括“未成专集的、散见的单条笔记”，也不包括“题材专一、体系结构坚密的专集”，如“专门的诗话、语录、谱录类的茶经、画谱、名臣言行录、官箴等”，当然更不包括逐条叙述故事之类的小说和传记。将该书与20年前台湾新兴书局有限公司出版的《笔记小说大观丛刊》（1984年6月）相比，后者虽然收录了许多宋人笔记，但缺点一是宋人笔记与小说、谱牒、通俗演义、诗话杂糅，二是有些版本不精。当然笔者只是从宋人笔记的角度评判此书，并不否定它的总体文献价值。将该书与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历代笔记小说集成·宋代笔记小说》（1995年2月）比较，后者的缺点：一是收录的宋人笔记仅188种，有些重要笔记不知何故没有纂入，如洪迈《容斋随笔》、周密《癸辛杂识》、周《清波杂志》、王观国《学林》、岳珂《木呈史》、罗大经《鹤林玉露》、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欧阳修《归田录》、何《春渚纪闻》、彭某《墨客挥犀》（已纂录《续墨客挥犀》十卷）、赵令田寺《侯鲭录》、叶梦得《石林燕语》、陆游《老学庵笔记》、龚明之《中吴纪闻》等。缺少了这些笔记，便难以反映两宋笔记的全貌，令人深以为憾。同时，后者所编宋人笔记小说目录错讹颇多，如《燕翼诒谋录》的著者王木永误作“王泳”，《丁晋公谈录》的著者丁谓误作“丁渭”，《宋景文公笔记》的著者宋祁误作“宋祈”，《萍洲可谈》的“洲”误作“州”字，《己酉避乱录》的“己”误作“已”字，《昼帘绪论》的“昼”误作“书”字，《鼠璞》的作者戴埴误作“戴植”，《养疴漫笔》的著者赵氵晋误作“赵氵晋录”，《负暄野录》的著者陈误作“陈”，等等。其次，该书大多数宋人笔记系首次经校勘和标点提供世人阅读，体现了“新”的特点。在该书第一编的49种笔记中，已经由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出版的有13种，而此次新点校出版的有36种，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三多。这些首次点校出版的宋人笔记中，比较重要的有张洎《贾氏谭录》、王曾《王文正公笔录》、宋祁《宋景文公笔记》、江休复《江邻几杂志》、曾布《曾公遗录》、苏轼《仇池笔记》、题苏轼《渔樵闲话录》、晁说之《晁氏客语》、王钦若《王氏谈录》等。这些笔记有的尽管篇幅不多，但其内容涉及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习俗等，为后人留下了颇有价值的史料，弥足珍贵。再其次，该书与此前点校出版的宋人笔记相比，具有比较“准”即点校较为准确的特点。参加该书的整理点校者大都是在中国古代史和古代文学领域，尤其是唐、宋文学和史学方面研究成绩卓著者，虽然不敢过誉为极天下之选，但堪称一流人选。仍以第一编为例，其中尤以整理点校《东坡志林》、《仇池笔记》、《渔樵闲话录》、《龙川略志》、《龙川别志》等的孔凡礼先生，《涑水纪闻》的整理点校者邓广铭和张希清教授，《南部新书》和《近事会元》、《钓矶立谈》、《丁晋公谈录》的整理点校者虞云国教授，《孙威敏征南录》等的整理点校者黄纯艳教授，等等，都是在宋代历史或宋代文献研究方面有口皆碑的专家。由此足以保证该书的整理和标点、校勘以较高的质量呈现在读者面前。比如此前出版的释文莹《湘山野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存在一些标点错误，如卷中原作“仆射相国王公至道，丙申岁，为谯幕”（第23页），误将宋太宗的最后一个年号“至道”当作“仆射相国王公”的名讳。此次便加以纠正，改为“仆射相国王公，至道丙申岁，为谯幕”。又如宋敏求《春明退朝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卷上原作：“开宝八年十一月，江南平留，汴水以待李国主舟行。”（第5页）此次也改正为“开宝八年十一月，江南平，留汴水以待李国主舟行。”这些进展都是有目共睹的，从而得以保证该书点校的质量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总之，《全宋笔记》是中国宋代文史学界继《全宋诗》和《全宋文》后第三部大型总集，尽管目前初结硕果，只出版了第一编，且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错标、断句舛错等缺点，但按照编纂者的计划，全书约分10编，用五六年的时间全部完成这项工作，笔者相信，随着编纂者逐渐积累经验，点校者逐步提高水平，届时一定会将一部全新的高质量的文献总集奉献给广大读者。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主要从古代文献和考古发掘两方面入手，并结合相关民间传说，力图考证有文字记载历史之前的中国社会状况，包括当时的部落分布、彼此之间的关系、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着重对于学界聚讼纷纷的我国古族三集团、太古洪水、三皇五帝等问题进行独到的剖析。廓清了中国古史时代的迷雾，将古史传说时代的华夏民族的起源、发展、兴旺之路形诸纸上。

综观该书第一编，笔者发现该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该书在科学的界定“笔记”含义的基础上，尽可能辑录宋人所撰的笔记，真正的体现全宋笔记的“全”的特点，避免出现挂一漏万和杂乱无章的现象。编纂者坚持“笔记”乃“随笔记事而非刻意著作之文”，限于收录“宋人著述的笔记专集”，而不包括“未成专集的、散见的单条笔记”，也不包括“题材专一、体系结构坚密的专集”，如“专门的诗话、语录、谱录类的茶经、画谱、名臣言行录、官箴等”，当然更不包括逐条叙述故事之类的小说和传记。将该书与20年前台湾新兴书局有限公司出版的《笔记小说大观丛刊》（1984年6月）相比，后者虽然收录了许多宋人笔记，但缺点一是宋人笔记与小说、谱牒、通俗演义、诗话杂糅，二是有些版本不精。当然笔者只是从宋人笔记的角度评判此书，并不否定它的总体文献价值。将该书与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历代笔记小说集成·宋代笔记小说》（1995年2月）比较，后者的缺点：一是收录的宋人笔记仅188种，有些重要笔记不知何故没有纂入，如洪迈《容斋随笔》、周密《癸辛杂识》、周《清波杂志》、王观国《学林》、岳珂《木呈史》、罗大经《鹤林玉露》、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欧阳修《归田录》、何《春渚纪闻》、彭某《墨客挥犀》（已纂录《续墨客挥犀》十卷）、赵令田寺《侯鲭录》、叶梦得《石林燕语》、陆游《老学庵笔记》、龚明之《中吴纪闻》等。缺少了这些笔记，便难以反映两宋笔记的全貌，令人深以为憾。同时，后者所编宋人笔记小说目录错讹颇多，如《燕翼诒谋录》的著者王木永误作“王泳”，《丁晋公谈录》的著者丁谓误作“丁渭”，《宋景文公笔记》的著者宋祁误作“宋祈”，《萍洲可谈》的“洲”误作“州”字，《己酉避乱录》的“己”误作“已”字，《昼帘绪论》的“昼”误作“书”字，《鼠璞》的作者戴埴误作“戴植”，《养疴漫笔》的著者赵氵晋误作“赵氵晋录”，《负暄野录》的著者陈误作“陈”，等等。其次，该书大多数宋人笔记系首次经校勘和标点提供世人阅读，体现了“新”的特点。在该书第一编的49种笔记中，已经由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出版的有13种，而此次新点校出版的有36种，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三多。这些首次点校出版的宋人笔记中，比较重要的有张洎《贾氏谭录》、王曾《王文正公笔录》、宋祁《宋景文公笔记》、江休复《江邻几杂志》、曾布《曾公遗录》、苏轼《仇池笔记》、题苏轼《渔樵闲话录》、晁说之《晁氏客语》、王钦若《王氏谈录》等。这些笔记有的尽管篇幅不多，但其内容涉及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习俗等，为后人留下了颇有价值的史料，弥足珍贵。再其次，该书与此前点校出版的宋人笔记相比，具有比较“准”即点校较为准确的特点。参加该书的整理点校者大都是在中国古代史和古代文学领域，尤其是唐、宋文学和史学方面研究成绩卓著者，虽然不敢过誉为极天下之选，但堪称一流人选。仍以第一编为例，其中尤以整理点校《东坡志林》、《仇池笔记》、《渔樵闲话录》、《龙川略志》、《龙川别志》等的孔凡礼先生，《涑水纪闻》的整理点校者邓广铭和张希清教授，《南部新书》和《近事会元》、《钓矶立谈》、《丁晋公谈录》的整理点校者虞云国教授，《孙威敏征南录》等的整理点校者黄纯艳教授，等等，都是在宋代历史或宋代文献研究方面有口皆碑的专家。由此足以保证该书的整理和标点、校勘以较高的质量呈现在读者面前。比如此前出版的释文莹《湘山野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存在一些标点错误，如卷中原作“仆射相国王公至道，丙申岁，为谯幕”（第23页），误将宋太宗的最后一个年号“至道”当作“仆射相国王公”的名讳。此次便加以纠正，改为“仆射相国王公，至道丙申岁，为谯幕”。又如宋敏求《春明退朝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卷上原作：“开宝八年十一月，江南平留，汴水以待李国主舟行。”（第5页）此次也改正为“开宝八年十一月，江南平，留汴水以待李国主舟行。”这些进展都是有目共睹的，从而得以保证该书点校的质量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总之，《全宋笔记》是中国宋代文史学界继《全宋诗》和《全宋文》后第三部大型总集，尽管目前初结硕果，只出版了第一编，且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错标、断句舛错等缺点，但按照编纂者的计划，全书约分10编，用五六年的时间全部完成这项工作，笔者相信，随着编纂者逐渐积累经验，点校者逐步提高水平，届时一定会将一部全新的高质量的文献总集奉献给广大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