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国旁白》的书名很扯人眼球。我想，先从蜀国的国家形态释起。苏秉琦先生曾指出中华文明起源的途经有“三部曲”：从古文化（原始文化） 到古城（城乡最初文化意义上的城和镇）再到古国（高于部落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这大体相当于巴蜀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时期，即距今4500年至380 0年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时期。由古国再向前发展，多个古国构成方国，方国的扩张则成帝国，这是一个国家形态发展的“三部曲”，代表着国家发展典型道路的三个历程。这大体相当于三星堆文化至十二桥文化（金沙遗址）再至战国早期开明王部族的巴蜀文化时期。从传说的古蜀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和开明五祖来看，蜀方国的形成大约在杜宇时期。杜宇时期的方国“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沱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这已是北到汉中南达南中的大方国。从杜宇称望帝，开明称丛帝看，至少也可说已发展到帝国的前夜。可惜的是，这个发展进程被秦国阻断了。晚起的秦国，秦襄公时代才进入古国，秦穆公时代，才进入方国，远在蜀人之后。秦战国晚期灭掉巴蜀，凭借天府之国为根据地，成就了中华大一统，在秦始皇时代成为帝国。

本书是对明代南直隶地区的地方志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第一部专著，该著述以历史唯物史观和历史辩证法为指导，对明代南直隶方志的兴盛原因、发展特点、组织机构、志书内容、结构体例、史料价值、历史地位等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与论述，内容丰富，创见迭出，颇具新意。全书逻辑清晰，资料宏富，尤其是实证研究方法的恰当运用，对南直隶方志编修数量的缜密考订，新制作的两幅总表——南直隶府州县志、各专业志、山水志以及乡镇志等等情况，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本书前言中国地方志总称方志，是记述一定历史时期一定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社会以及某一领域诸方面状况的文献典籍，内容极为丰富，宋代史学家司马光赞之为“博物之书”，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称之为“一方之全书”。方志源远流长，以其体例独特，信息容量大，并具有经世致用和存史等重要功能，被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所重视和倡修，构成中华文明与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源宝库之一。地方志究竟源于何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主张导源于《周官》，据《周礼·春官·外史》云“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有的主张起源于《尚书·禹贡》，认为《禹贡》是我国最早分地域记载各地方地理、物产、贡赋等情况的专篇；有的认为渊源于《山海经》，其所载既有风土人情，又涉人物世系；有的主张渊源于古代诸侯国史，如晋《乘》、楚《梼杌》、鲁《春秋》等；有的主张起源于《越绝书》、《吴越春秋》、《华阳国志》，认为这些文献多载当地掌故，是邦国史志之一种；有的则提出方志多源论，如《周官》之外还提到了《九丘》。《九丘》早佚，惟《尚书·序》中称：“九州之志，谓之《九丘》。”因后世方志的发展与舆图也有千丝万缕的渊源关系，故有人主张方志起源于图经、风物志、风土记等。上述方志起源的多源论，反映出方志事业的传承延续，多方面汲取营养，不断发展、完善和丰富的历程，同时也说明方志纂修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到宋元时期，方志纂修趋于定型和稳定，体例格式渐臻完备。随着内容的不断充实丰富，有了“旧志”与“新志”的区别，出现了“新修”、“续修”、“重修”、“增修”等名目。明代继承宋元修志的优良文化传统，予以发扬光大。明代方志无论从内容到体例，还是从编纂原则到修志理论的形成，都超越了宋元时代。在继承与创新中，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现存的明代方志，保存了大量的珍贵史料，为明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社会生活、对外关系等方面研究领域的拓展，区域史和专题史研究的深入，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利用方志进行研究，是近年海内外学者比较关注的视角，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如葛剑雄主编、曹树基撰《中国人口史（明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就利用了数百种的方志资料进行人口研究；日本的谷口规矩雄撰写《明代徭役制度史研究》（东洋史研究丛刊之五十四，日本东京同朋舍，1998年2月出版发行），也注意对明代方志的利用。常建华《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的发展——以明代地方志资料和徽州地区为中心》一文（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二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版），利用明代方志资料，对明代祠庙祭祖礼俗、徽州宗祠的发展进行了考察；常建华《明代方志所见岁时节日中的女性活动》一文（载韩国《中国史研究》第20辑，2002年版），通过明代方志的记述，透视女性的活动。王薇《从方志看明代直隶学田》一文（载《中国地方志》，2004年第5期），利用方志资料，分析了明代直隶学田的设置与发展、基本特征及其历史作用，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明代北方地区教育发展状况。南炳文《方志成为明清人物文献资料宝库的原因——以明人崔恭资料为例》一文（载《中国地方志》，2004年第6期），从方志记载明人崔恭的资料为例，分析了方志对研究人物的价值。范立舟《明弘治〈衢州府志〉所彰显的程朱理学思想》一文（载《中国地方志》，2005年第3期），分析了（弘治）《衢州府志》的《风俗》、《学校》、《书院》、《诗文》等内容，探讨了程朱理学对后世史学、方志编纂的影响。目前，利用方志进行明史研究可以说是一种时尚，而且日渐拓展和深入，但对明代方志文献本身的研究却相对薄弱，成果寥寥，对于方志编修最多的南直隶区域的方志研究更是鲜有涉及。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全国范围新方志编修工作的开展，为培养修志人才，一些学者著述撰文，介绍中国方志的渊源、体例、体裁、流派、性质、内容以及方志的理论和价值功用等，出版了一些方志研究的教材和著述，如来新夏《方志学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刘光禄《中国方志学概要》（中国展望出版社，1983年版）、薛虹《中国方志学概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邸富生《中国方志学史》（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1990年4月第1版）、仓修良《方志学通论》（齐鲁书社，1990年11月第1版）及其修订本（方志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刘纬毅《中国地方志》（新华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张革非（主编）《中国方志学纲要》（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黄苇等《方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吕志毅《方志学史》（河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陈光贻《中国方志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周迅《中国的地方志》（商务印书馆，1998年11月第1版）、巴兆祥《方志学新论》（学林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等。这些著述的有关章节均涉及明代方志的发展与演变，对明代方志重要性和特殊性的认识有所提高，对其研究有所推进。然而这些著述对明代方志知识的普及与介绍着墨较多，对许多重要问题的研究尚有待展开，科学的系统的研究更显得不足。综观明代方志研究的基本情况，由于明代方志散佚严重，故对明代方志目录的整理，引起较多学者的关注。出版的有关著述有林平、张纪亮的《明代方志考》（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这是第一部系统收录明代地方志书目的著述，但因缺乏精准的考证和系统研究，舛误不少。如第182页《颍州府志》二条，著录二志修于明正德六年（1511）和嘉靖二十六年（1547）。然明代颍州称州，隶南直隶，至清代始称府。因此称府志二修于明代，显然与史实不符；对明代志书的存佚情况，该书也未能做到清晰明了，有的张冠李戴，有的可能仍存世的志书却成为“佚”志，甚至连《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有记载的也未能全面反映，这必然给利用者带来一定的麻烦。……

《客座赘语》为明代？起元（一五六五？？一六二八）于万历年间所撰。全书十卷，度计文四百六十七篇。本书内容皆记述南都金陵（今南京）地区的地理形势、水？交通、户籍赋役、街道坊厢、山川河流、名胜古迹、方言俗语、名物称谓、天文历法、科举制度、风土人情、习俗变化、僧尼寺？、历史掌故、名人傅略、名人轶事、文学美术、论著方志、书画金石历代碑刻、经？注疏、考？辨论、传说故事、酒茶果品、花鸟虫　鱼、衣冠服饰等，内容丰富多彩，无所不有。作者在自序中说：“余生平好访求桑梓间故事，则争语往迹、近闻以相娱，间出一二区号奇？怪者以助欢笑。至可裨益地方舆夫考订载籍者，亦往往有之。”可见本书著述目的在于使有关金陵的上述诸方面内容有所记载，以？后人参考。虽然其所记少量内容系？怪之事以助欢笑，尚有部分内容采录史志，但绝大部分内容仍不失为珍贵史料，其中金陵方言俗谚、名物称谓、衣冠服饰等，皆历史在目。

《封氏闻见记》是唐人封演编撰的一部笔记，今本十卷。前六卷记述掌故、考证名物；七八两卷多记古迹，附以杂论；后两卷则专述唐代士大夫的遗事轶闻。在流传至今的唐人笔记中，《封氏闻见记》享有很高的声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语必征实”“源委详明”， 赵贞信先生广稽众本，吸收前人校勘成果，撰成《封氏闻见记校注》一书。此书距初版已近半个世纪，但至今仍是《封氏闻见记》的最好整理本

1127年，金军攻陷宋都开封，掠走徽钦二帝和三千余近支宗室，徽宗之子赵构在杭州重建宋朝，他死后帝位回到了匡胤子孙手里。流落到南方的宗室继续得到政府的特权和照顾，但却获得了应举、做官司的自由，逐渐融入士大夫阶层，个中佼佼甚至官至宰相。1279年，宋朝灭亡，赵氏三兄弟后裔作为宗室的历史宣告结束，作为宗族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家与国的联系最为紧密直接的，莫过于宗室。历朝历代的宗室都是由开国皇帝的后代组成，宗室是皇帝的造物，是广义的皇帝制度的一部分。在宋朝三百余年的宗室发展史上，宗室与皇帝关系的特点发生过相当大的变化，但是，宗室隶属于皇帝制度的事实始终是第一位的。作者从资料汇编、史籍、文章，以及宗子、宗女的传记资料、墓志铭中对宋代皇室、宗室的定义、权力和传承、宗室机构、宗室生活、教育与文人文化、政治与权力界限以及战争中的宗室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地研究。本书对宋代宗室的研究不仅对宋代历史有重大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宋代的宗室还为明清两代确立宗室制度树立了重要的典范，并对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书奉献给读者的，是宋朝宗室充满了传奇与变幻的历史长卷，其中有娓娓的史实叙述，也有深刻的制度检讨。

本书从人生的不同阶段再现了武则天与佛教非比寻常的因缘，通过本书，读者可对武则天本人以及唐代的社会风尚及民众信仰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如今，人们读《周易》，多因少古文功底而望文生义，难以真正懂得其中的奥妙，本书为易学精华书系之一，康熙帝玄烨慧眼钦定，大学士李光地妙笔力纂，易学泰斗刘大钧教授精心整理而成，遍采诸家大儒之说，考订古今，洋洋百万言。虽阐幽发微，却通俗易懂，集历代易学精华，是中国周易学会指定教材，易学必备工具书。详研之，易道之精微尽在其中！

《华夏历代后妃名女》所写年代上起远古，下迄近现代，所辑历史后妃、名女，贤妻良母等750余位，图片900余幅。作者将她们从历史的圣殿中再度请出来，让读者再次缅怀，再次解读，再做一番感悟，书中赞扬了她们的忠烈或贤达以及她们的奉献精神，给人以教益和启示。

《中国古代史（上册）》的撰著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了这样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要吸取学术界关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新成果，各章节撰写者自己的研究成果也酌情在教材里有所反映。其次是利用新的考古资料进行阐述，关于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的考古发现及考古学界的研究成果，要尽量吸收。再次是在编撰体例上要有新的特色，例如，每章都有"叙说"一节，阐述这个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的概况及其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在纵观世界历史发展大势的基础上更深入地认识中国古代的历史演进规律。复次是各章节的安排和内容的详略尽量适应教学的需要，对于许多重要问题都做了比较深入而具体的探讨，但也有的问题只进行了纲领性的叙述，而没有展开讨论，以求简省篇幅。本书的撰写参考了专家们的相关著作或文章，由于本书属于教材性质，因此未能一一注明。

《夏商周历史与考古》收录取了作者在过去十多年间的研究文章十五篇，按照课题而言包括了对于夏商周时期的历史学与考古学的研究。《夏商周历史与考古》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对夏代纪年、都邑与文化的探究：关于夏代纪年研究；关于早期夏文化问题；关于二里头遗址的性质。二是对先商暨商代历史与文化的考察：关于契至汤八迁考；阏伯相土所居商丘考；商汤居毫考；释“三毫”；商周管邑地望考；关于漳河型文化；探索先商文化的途径与方法；关于先商文化；关于二里冈文化渊源；关于先商暨商代历史与文化。三是对周代历史与文化的探讨：北赵晋侯墓墓主考；关于鄂西地区西周春秋楚文化。对西周时期楚居所，作者的结论是：楚在西周之时为汉南之国，周平王之时楚人犹在彭水以地、江陵以北地区，南漳一带应为西周楚人始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