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越文化研究》收入34篇论文分别属于学术史与方法论、源流与关系、经济与文化、考古发现与研究等百越史研究的重要学术领域。第一，百越史研究的学术史与方法论。厦门大学蒋炳钊的《百年回眸——20世纪百虎民族史研究概述》系统回顾了解放前、解放后前30年、改革开放近20多年三个阶段的百虎史研究，论述了各阶估百越史研究的主要学术领域、课题、成果与重要学术观点，并展望了21世纪百越史研究。第二，百越民族的源流与关系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重点。在源流考证上，厦门大学汀水的论文主张，福建古史上无“闽族”，也无“闽南国”，《周礼》“七闽”与福建无关。第三，关于百越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学者们从不同角度予以论述。第四，百越史研究的考古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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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部学术会议论文集，共选收论文23篇，大体上展现了近年来海峡两岸学术与文化领域的研究成果。

古代东亚世界是东亚众多国家和民族经历数百年的碰撞与交流才逐渐形成的。就东北亚地区的中、韩、日三国而言，相互之间的关系尤为紧密，不论在风俗人情，还是在文化思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表现出高度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并没有随星移物换而减弱，而是在各自发展出个性的交流中益显丰富多彩，恣肆洋洋、个性张扬却处处显现贯穿其间的共性。这种展示东方文明内在特点的要素，犹如基因，规范着生命成长与存在的基本方面。因此，探索这些基本要素，便成为我们深刻理解东方文明的关键。在古代，中国、朝鲜和日本组成的东亚世界具有典型性。构成这个世界的第一个基本方面，是农业社会的共同性。汉代是东北亚世界形成的第一个重要时期。

《三国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为“四史”。作者陈寿，以其史识及叙事能力，在当时已有“良史之才”的称誉。《三国志》在二十四史中，有它自己的特点，它既不像《史记》那样的通史，也不像《汉书》一类史书那样的断代史，它平行地叙述东汉末年魏、蜀、吴三国鼎峙的史实。虽然名之为“志”，但是书里面只有纪和传，没有志。本书是裴松之的注释本。从现代人的角度论，裴注不单单是陈书的助读 “功臣”，甚至可以将之和陈书视为反映魏蜀吴三国六十年鼎立历史的“双璧”；两著合刊，才算得上是记载中国古代这段辉煌历史的完整充实的巨著。本书《三国志》图文珍藏本兼具普及性和学术性，其文字，仍以百衲本为底本，参校了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刻本、清同治六年金陵书局活字印本、清光绪十三年江南书局刻本等旧刻本和以中华书局标点本为代表的多种新版本。书中所选图片资料，遵循忠实于历史的原则，力求选取富含历史文化价值的图片，配入《三国志》相应的文字部分，以图辅文，以图证史，图文结合，内容涉及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风俗等方方面面，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真实反映三国时期的历史原貌，方便读者对这一时期丰富的历史文化有一个较为形象的、直观的认识。

《中华早期文明的文化人类学考察》这部论著，侧重以当代史学眼光重新解读中国史科元典，并给予了令人信服的深入解析，可以视为当代视野下的史学新探。《中华早期文明的文化人类学考察》涉及面广，作者敢于并善于从众说纷纭，讫元定论的学术难点处落笔，而又善于超越前人相关论著的传统观点，站在更高学术位置作出自己独立的分析和判断，具有自己独到的理论见到与史实剖析，我个人认为，这一史学成果是确有独立建树的扛鼎之作。这部论著运用了科学的史历辩证观点，从人类学、文化学和史学三个考察维度妯了，相当深入地阐述了中国早期文明发展的历史轨迹，从而给人们在思考中国古代文明相关的问题时，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总之，这是一部史料丰富，文献征引翔实，观点新颖、富于创造性和具有独特学术切入点和史学专著，它的出版是我省及乃至我国史学建设的一个难得的贡献。

《唐研究》是荣新江教授主编的大型学术年刊。第十一卷作为"唐宋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研究专号，由邓小南、荣新江两位共同主编。本卷集中了有关唐宋社会变迁各个方面的讨论，其中包括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刘浦江《正统论下的五代史观》、邓小南《"祖宗故事"与宋代的〈宝训〉、〈圣政〉：从〈贞观政要〉谈起》、柳立言《宋代的社会流动与法律文化：中产之家的法律？》、刘静贞《正史与墓志资料所映现的五代女性意象》、雷闻《唐宋时期地方祠祀政策的变化》、黄宽重《科举社会下家族的发展与转变：以宋代为中心的观察》、妹尾达彦《九世纪的转型：以白居易为例》，等等，后为一组书评论文和新书书评。本卷是近年来从比较新的视角集中讨论唐宋变迁的一个专辑，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冻国栋，历史学教授、博导，1957年生于湖南舞阳。任中国唐史学会事理兼副秘书长等职。教育部首批“跨世纪优秀人才”入选者。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及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著有《唐代人口问题研究》等多部专译著。承担和参加多项国家省部级科研课题，本书是他的新作，收录了他的31篇论文。

一、这套《中国社会思想史资料选辑》力求较全面地反映中国从上古至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历代社会思想的基本面貌。全书分为六卷：第一卷为先秦卷，第二卷为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卷，第三卷为宋元明清卷，第四卷为近代卷，第五、第六两卷为现代卷。二、本选辑中的所有资料均出从原始文献中选出，凡有校点本的，依据校点本；如有多家出版社出版过校点本的，则尽量选择中华书局出版的校点本或其他被学界公认为较权威的版本为底本。无校点本者（如谭峭《化书》等），则由我们加以校点。三、为了方便读者，我们在所有入选社会思想家的著作之前，均对作者生平及其社会思想的基本特点作了简要说明。由于古籍的不同版本可能会在字句上略有不同，我们还对选辑所依据的版本作出说明。现代部分有些选自期刊之论文者，也均对资料原出作了说明，以利于读者进一步阅读各社会思想家之原著时参考；同时，为了保持原貌，选文不作任何改动。四、由于学界对先秦时期著作之作者多有争议，如《庄子》一书，学界一般认为“内篇”出自庄周，“外篇”及“杂篇”为庄子后学的作品；《墨子》一书，学界一般认为大部出于墨翟，而其中的一些篇章（如《小取》等）则是后期墨家的作品。为了避免争议，先秦卷采取了以著作为单位的选材方式，如对墨家社会思想资料，即以《墨子》一书为标题，不再区分孰为墨翟本人或后期墨家学派的作品。秦汉以后的文献著作一般不存在这种争议，故采用作者与其著作共为标题的方式，如“董仲舒：《春秋繁露》”、“王符：《潜夫论》”之类。但对作者不详的文献，（如《太平经》等）仍只以书名为标题。在上述标题謶下所选辑的资料，不标书名，而只标篇名。五、在选辑原始文献时，我们坚持尽量保持各篇的相对完整性的原则，不做语录式的节录。篇幅不长而重要才，选录全文；篇，幅过长者则适当删节。同一篇文献中如中间有被删节部分，则加入“……”号。但如在被选取的一篇文献第一段文字出现之前有删节，或对选取的最后一段文字后的删节，则不加“……”号。六、为便于青年学生阅读，我们对选文作了简明的注释，第一卷和第二卷注释较详，第三卷注释较略，近、现代部分已较易读懂，则未加注释。注释以解释词义为主，不对其社会思想之意义加以解释。七、中国历史悠久，社会思想极为丰富，按学派，至少可分为儒、道、法、墨、释的社会思想；按社会阶层，至少可分为精贡思想家的社会思想和民间社会思想。我们力求能反映出各种社会思想体系的全貌，但限于这部资料选辑的总体容量，只能在我们选辑出的四百万字的原始资料中，选取欠认为在中国社会思想发展历程中影响较大的代表性的部分。确切地说，即使在我们掌握的全部原始资料之外，也还有很多社会思想史资料有待发掘并辑集出版。特提请各位读者，在学习和研究中国社会思想史时，不可局限于此资料选辑所收录的部分。[编辑推荐]一、本卷资料选辑的定位不是工具书，而是中国社会思想史教学与研究的参考书，目的在于帮助读者拓展研究视域。二、本卷资料选辑主要面向中国社会思想研究的专业人员，社会学专业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以及爱好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其他专业人员或社会人士。读者需要具有中等以上古汉语阅读能力，同时需要基本具备社会学的理论素养和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基础知识。三、本卷资料选辑以经典文献和经典思想家的著作作为中国社会思想研究的选材对象，通过经典著述中反映的社会思想，引导研究者及其他读者深入探索资料文献中更广阔范围内的社会思想。四、对于文献资料的顺序安排，大体按照历史时间顺序排列，思想家出生时间有争议者，以大多数人的观点为依据排列，力图体现一种历史时代感，也试图在一个比较大的格局中，展现中国社会思想的流变形态。五、为了便于读者阅读理解，我们在每一部分原文之前都简要介绍作者的生平、时代背景、主要学术成就，并对每位思想家的社会思想作概括性介绍。这样的简介或有挂一漏万之嫌，而我们坚持这样做的目的，是想引导读者，使之了解编者是从哪些方面入手来理解该著作或该思想家之社会思想的。六、社会思想是社会生活实践的产物。同一时代的不同社会思想，是思想家所处社会阶层不同或社会价值观不同的产物。限于篇幅，我们不能系统地介绍或选辑思想形成的时代环境等相关内容，读者若有兴趣研究一种社会思想发生的深层原因，以及某种观念、主张产生的思想背景，还需阅读相关时代的历史，特别是社会生活史。七、对历史时代久远、文意古奥难解的内容，我们进行了必要的注释，注释力求简明、准确。对一些生僻字注音和释义，并对艰涩难懂的句子适当加以串讲。我们在注释时并不专以前人某家注释为宗，而是博参群籍，对于不同的见解，择善而从。八、在选取社会思想资料时，我们尽量保持其思想的完整性。所选资料均注明作者名、著作名和篇名。同一篇中，如出现的第一段文献之前有删节，均不加省略号。九、先秦典籍比较难懂，且版本不同。我们尽量选择善本为工作底本，并注明底本之版本。不同版本在断句、主旨把握等方面也有差异，对于不同版本之间的异文，我们依本书所据的底本为准。

《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一书，从1980年10月上册出版算起，迄今已整整25年了。该书刚问世，即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欢迎和重视，中外学者都给予积极的评价。然而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尽管全书在1983年5月前已全部交稿，1983年该书中册出版，而下册竟拖到1989年11月才出版。更令人想不到的是，作为一部书，上册印了3500册，中册却印了3000册，这已经不配套了，可相隔近10年后出版的下册，竟只印了1000册。一部书，在近10年的时间里，如此分三个时段出版，本来印数就少，各册的印数又大不相同，这就造成一种奇隆的现象，就是无论在图书馆，还是在个人，这部书极少能拥有一套完整的。这当然不能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自中央决定1985年进行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纪念活动以来，尤其是中央决定在2005年隆重举行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以来，国内外越来越重视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和普及工作，对《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一书的需求也愈加迫切。 2004年9月1日，在国家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的顾问工作会议上，国家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全体顾问们一致要求重新出版《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一书，得到国家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办公室姚明德主任、孙继副主任、吕希安先生、李敏丽女士等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并在随后召开的国家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会议上，决定将重版此书列入国家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的丛书出版计划。当海洋出版社副总编刘义杰编审得知这一信息后，主动请缨，无条件地承担这部书增编本的出版任务，并在全书的编辑出版方面花费了大量的心血，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作出了一系列精心的安排，以及弟增智先生的帮助，从而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保证了这部书的按时出版。这是笔者首先要表示衷心感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