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成虎，众口铄金”的故事出自堪称我国古代谋略宝典的《战国策》之中，它揭示了传播在社会政治中的秘密和统治者、权谋家运用传播实现霸术的伎俩。人类实际上只处在一个由各种传播媒介构成的传播世界中，真实的世界到底是什么，人类无法本质性地确知，人类只能靠各种传播手段和工具来了解事实。所以人的语言和报纸、电视、互联网等媒介组成的传播世界对我们了解事实真相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禅宗有言：“以手指月，指并非月”，手指头只是认识月亮的手段而非月亮，而人的语言和报纸、电视、互联网等媒介当然也不是事实本身。但在一个信息不畅、媒介有限的世界里，媒介就垄断性地决定了事实真相。在现代西方传播学看来，事物的本质是人们永远无法了解的，人们只能通过语言来了解事实真相；没有事实本身，只存在它的传播方式。正象《鬼谷子》一书中所说的：“古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言者，有讳忌也。众口铄金，言有曲故也。”语言传播改变、左右和颠覆着我们对人对物的看法，语言传播真是太危险了，足以颠倒黑白、杀人如麻。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深刻了解语言传播对真实世界的垄断性，刻意控制传播媒介，操纵语言传播的方式，从而达到垄断民众知情权、改变事实真相以为我用的目的。所以，民众能接触到的信息，都是经过统治者加工、与事实真相出入很大的传播内容。古代有识之士看透了语言的致命杀伤力、看透了统治者操纵传播的本质，所以费尽心机，施出了众多对付谗言、谎言的谋略。由北京年轻传播学者撰写的《谋略与雄辩宝典：〈战国策〉精华全解析》一书以现代人眼光，运用传播学知识，诠释和评析《战国策》中运用语言传播的权术和阴谋，用丰富的案例揭示出传播垄断、颠覆事实真相的本质，介绍了众多对付语言传播危险性的手段和方法。该书第八篇中评析了人人皆知的“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邹忌确实比不上徐公俊美，但邹忌的妻子偏袒邹忌，侍妾害怕邹忌，客人欲有求于邹忌，所以异口同声地说邹忌比徐公俊美。 邹忌差一点被这传播结果所迷惑。但他最终洞穿了传播的本质，清醒地把握了事实真相，并将这个故事讲给君王听，使齐王大有所悟，解除言论禁锢、开放传播渠道、鼓励批评政府的异议和谏言，不久，齐国政治、社会风气大变，“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此所谓战胜于朝廷。” 象这样的故事在《战国策》中比比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语言传播对事实的歪曲，使我们很难接触到真相。能够扭转这种“报喜不报忧”、曲意逢迎的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广开言路、自由言语和传播。人们出于私利或者畏惧，常常说谎、言不由衷，而各种媒介也由于利益、权力关系而经常制造谎言、颠覆事实。所以针对存在利益关系或者不自由状态下的语言传播，我们一定要明察慎重、明辨是非。我们要分析各种利益和权力关系，努力矫正传媒对事实的歪曲，力图接近事实真相；我们更要扩大信息源、掌握多种传播方式、善于接受不同的传播和言论，就像进入超市购物一样，琳琅满目、利于选择。多种的选择，多种的言论，相比较才利于定夺，才能明事实、正决策。 如果我们想使人生、事业和国家能够真正健康发展，就应该广纳众言、多听批评、多接受监督，使语言和传播不受功利左右、不受外力压制。如此才能够使人生避免走入歧途、使国家避免出现“浮夸风”、避免民怨沸腾、影响国际形象，也才能使政治清明、事业昌盛。我想这就是传播学者们撰写《谋略与雄辩宝典》的初衷吧。

本书是著名唐史研究专家黄永年先生撰写的一部关于唐史史料方面的著作。该书将唐史研究中的史料文献详细归类，分纪传类、编年类、典章制度类、职官类等共十五类，每类对所收书目又详加讲解，从书的内容、作者、年代，以及作为史料的优劣处、应注意的事项等都细为缕说。

本书全面运用中国唐宋文献和古代阿拉伯，波斯文献，西方及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系统论述了公元7——10世纪初近300年间（618—907）唐王朝与阿拉伯大食帝国，突骑驰，吐蕃之间的政治，军事，外交，以及中国与波斯湾地区海上丝路为空道德商贸文化交流关系。对于研究西域史，唐代中国交通史，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最初传播，中国穆斯林的形成，以及唐代中国的对外贸易提供了重要学术参考。译者将本书涉及的中国唐宋文献中有关唐代中国与西域各国，大食，波斯，天竺，吐蕃，南诏以及南海地区关系的重要史料6万余言汇付书后，俾之更具参考价值。

本书是“细说中国历史丛书”的一种，叙述自宋太祖统一全国至元灭南宋期间的历史，涉及两宋、西夏、辽、金等政权的重要历史和人物。作者以“讲史”的形式，叙述了陈桥兵变、杯酒释兵权、澶渊之盟、靖康之变等重大事件，以及宋太祖、辽太祖、金太祖、宋仁宗、宋宗、岳飞、秦桧、文天祥等重要人物，并对民间传说中的杨家将、包拯、狸猫换太子等进行了历史的阐述，极富知识性与可读性。“细说体”既有生动的故事与真实的历史，又有颇具见地的评点，体例别具风采。

《资治通鉴》是一部值得再读的好书。有人说，搞政治离不开历史知识。还有人说，搞政治离不开权术离不开阴谋。甚至还有人说，搞政治就是搞鬼。我想送给这些人一句话，不过不是我说的，我是借花献佛。那是鲁迅先生说的：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博古方能通今，博古为了通今。如果没有深沉的历史思考，邓拓就写不出振聋发聩的《燕山夜话》；如果没有清醒的现实观察，吴晗就写不成震撼人心的《海瑞罢官》。时代多么需要这样“兼美”的新闻工作者和历史学者！可异的是，在快节奉的现代生活中，新闻工作者容易忘记历史，历史学者容易忽视现实。于是，就要提到庹震同志这本书。庹震在这部书的后记里说，书名定为《史街背影》，只是想让读者站在历史长街口望一望模糊的历史背影。这是他的谦虚之词，远远不能说明这部书的价值。我以为，《史街背影》应当视为一部用历史唯物主义眼光写出来的通俗、简要的“史论”。

本书仍以百衲本为底本，参校了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刻本、清同治六年金陵书局活字印本、清光绪十三年江南书局刻本等旧刻本及以中华书局标点本为代表的多种新版本。此次重版，我们利用各本互校，比较异同，择善而从，同时大量吸收了前哲时贤校勘、整理方面的研究成果，殷殷之意，只有希望在前人辛勤劳作的基础上，尽可能为当今的读者提供一个既便于阅读与研究，又便于收藏的《三国志》较好读本。但是，大江万古流，学海永无涯。古籍整理与校勘工作，也是一项必须与时俱进的科研作。《三国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为“四史”。作者陈寿，以其史识及叙事能力，在当时已有“良史之才”的称誉。《三国志》在二十四史中，有它自己的特点，它既不像《史记》那样的通史，也不像《汉书》一类史书那样的断代史，它平行地叙述东汉末年魏、蜀、吴三国鼎峙的史实。虽然名之为“志”，但是书里面只有纪和传，没有志。本书是裴松之的注释本。从现代人的角度论，裴注不单单是陈书的助读“功臣”，甚至可以将之和陈书视为反映魏蜀吴三国六十年鼎立历史的“双璧”。

一个民族的学术思想，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之光，特定时代学术精英的活动，往往蕴藏着超越特定时代的最大信息量。处在世纪转换之际的中国，迫切需要在鉴往知今当中，获得富有前瞻性的思考。肇始于１９００年左右的中国现代学术，在方法上吸收了当时世界上流行的新观念，并开始中西学术的交流与对话。学者们在认定学术本身价值的基础上，产生了学术独立的自觉要求。从作为中国现代学术发端之重要标志的严复译著起，一大批学者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中，建构了弥久不变和与时俱新的双重品格，具有开辟意义和示范作用。这些经典著作，辉耀于中国学术璀璨的天穹，成为今日学子捕获学思灵感的重要源泉。本丛书将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胡适、金岳霖、顾颉刚、冯友兰、陈垣、李济、熊十力、鲁迅、吴宓、吴梅、陈师曾、张君劢、方东美、唐君毅、廖平、蒙文通、汤用彤、蔡元培、杨树达、余嘉锡、赵元任、钱基博、马一浮、郭沫若、太虚、杨文会、欧最渐、吕澄、傅斯年、董作宾、洪业、杨联、罗振玉、陈寅恪等现代学术巨子具有恒在意义的经典之作萃集一起，既展示了中国现代学术足可彪炳百代的巨大成就，更为面向未来、企盼更大腾飞的中华民族提供获致理性通明的精神营养。为方便阅读，每卷前附有作者小传，卷后附有作者的学术年表及著述要目。陈寅恪（1890—1969）江西义宁（今修水）人。早年赴日本留学，1905年归国。1910年赴欧洲留学，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和瑞士苏黎世大学学习语言学。次年归国。1913年赴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经济部留学。1914年归国。曾任蔡锷秘书，参加讨袁之役。1918年赴美国，入哈佛大学，从朗曼习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转往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梵文研究所研习东方古文字。1925年归国，应清华学校之聘，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为国学研究院导帅。清华改制后，任中文、历史、哲学三系合聘教授。1930年后，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第一组（历史）主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编委会委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赴香港大学讲学，任中文系主任。1941年起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5年应牛津大学之聘，赴英国任教，兼治眼疾。1947牛返国，任清华大学教授。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年底，转任广州岭南大学教授。1952年后，任中山大学教授、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等。文革后，惨遭折磨，并于1969年含冤去世。1930年在其所撰《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最早提出“敦煌学’的概念，指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在该序中，就北京图书馆所藏八千余卷敦煌写本提出九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即摩尼教经、唐代史事、佛教文义、小说文学史、佛教故事、唐代诗歌之佚文、古语言文字、佛经旧泽别本、学术之考证，为敦煌学研究指明了方向。撰有《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忏海火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有相大人生天因缘曲跋》、《须达起精舍因缘曲跋》、《韦在秦妇吟校笺》、《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等多篇论文；还在《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序》、《元白诗签证搞》等论著中，利用敦煌资料补史、证史、大多数敦煌学论文收入《金明馆丛稿》、《金明论从稿二编》；《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及《元白诗笺证稿》三书也使用一些敦煌资料；还撰有《寒柳堂集》、《柳如是别传》等。

历史和文化的双重痕迹、泰伯、仲雍南下时黄河、长江流域各自的文明态势和文化背景之分析等。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系。在江苏提出建设文化大省的今天，为了有助于对江苏传统历史文化的研究，有助于深入挖掘江苏丰富的文化底蕴，有助于大学生和广大青年读者人文思想的潜移默化，我们一直对有关江苏地域文化的学术专著给予关注。2001年底，我们得知苏州一位对吴文化研究颇有造诣的教授撰写了一本关于吴文化研究的书稿，随即对此书稿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年底，去苏州组稿时，得以与作者见面。在与作者的交流中，我们很快便被书稿中的内容所深深吸引，更对两千多年前———春秋时期曾占有过重要地位的诸候国———勾吴国的建构———辉煌———灭亡的历史变迁、对吴文化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泰伯、吴王寿梦、吴王阖闾、吴王夫差、伍子胥、孙武子……那一个个历史人物活生生地立现在我们眼前，仿佛跨越时空带我们走进了远古时期吴、越之争的古战场。然而，在对书稿的编辑过程中，作者钟爱自己乡土的那份圣洁之情，更是字里行间随处可见；当社会的浮躁导引着人们在为“金钱”、“效益”奔波之时，作者却“固守于书斋，将纷纷扰扰的外部世界和情感世界置于脑后”，用“怀有生命的价值关怀”和“怀有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意义上的激情”之理念在从事着文化发掘和学术研究的精神，更使我们震憾而深受感动。几经波折，现在《勾吴文化的现代阐释》一书终于由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春秋时期，勾吴文化是复盖江苏全境的远古文化，其时就已跻身于我国传统地域文化体系并和当时的楚文化、齐文化、鲁文化、晋文化等互相碰撞和交相融汇，成为我国春秋时期重要的地域文化。《勾吴文化的现代阐释》作为全景式地研究勾吴文化的学术专著，从整体研究的角度，对春秋时期的勾吴文化进行了多方位、多学科的现代阐释。全书内容涉及春秋时期吴地的政治、经济、语言、文学、艺术、民俗等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林非教授、苏州大学方汉文教授在为此书撰写的序言中，都对该书稿作了较高评价。我们特聘南京师范大学王长俊教授审读了全稿。王长俊教授在对该稿的审读意见中更明确指出：“《勾吴文化的现代阐释》（吴恩培著），以中国古代文献为蓝本，对勾吴文化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阐释，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对于吴文化研究，已有多种著作出版，但占据如此丰富的史料的论著，尚不多见。尤其是作者的文化视角，触及历史深处，尤为可贵。在所有研究勾吴的著作中，该书是较为深入的一本，具有较高的出版价值。”吴文化研究在江苏正方兴未艾。因年代久远。有些学术问题目前争论较大且涉及江苏省内的多个地区（南京、徐州、镇江、常州、无锡等）。我们出版本书只是给学者、读者提供一部较为系统且较为深入地研究春秋时期吴文化的著作。以期有助于广大读者进一步了解江苏、了解江苏地区的历史文化。同时也供该领域研究人员参考与探讨，从而推动学术进步。

诚然，今天的社会主义管理不能照搬产生于封建社会的治蜀思想，但是，只要我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去观察，就会发现，不论处于哪个时代、哪种社会形态下，在治理社会、管理国家方面总是存在某些可以通用的东西，总是有一些共同的规律可以遵循。所谓继承，正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继承；所谓借鉴，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的借鉴。众所周知，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东南亚国家和我国香港地区把《三国志》、《孙子兵法》应用于政治、军事领域和企业管理，使中国古老的治国 想有力地推动着其他现代化车轮的前进……这个事实说明：有些看起来似乎古老而陈旧的东西，在今天仍然不失鲜活的生命力。 既然古代治蜀思想和实践对今天有重要的借鉴作用，那么，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典籍中将他们梳理出来，经过去粗取精，编撰为《治蜀史鉴》，应该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这不仅可以为从事领导工作的各级干部提供管理方面的借鉴，而且也可让广大群众了解巴蜀历史与文化，为今天西部四川的开发和发展起到参谋作用。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集中了一大批文史学家，他们熟悉巴蜀历史和古代典籍，同时又处于西部大开发的理论研究前沿，在中共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党组的领导下，以科学的态度和脚踏实地的精神，焚膏继晷，孜孜砣砣，经过一年半的努力，终于在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立50周年之际，完成本书的编撰并刊 梓。至于其实际效果如何，则留待读者去品味、留待历史去检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