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明末清初李白成起义军中颇有争议的人物牛金星的事迹、李岩其人真假的传说。以及李白成生死之谜十说进行了详细的考辨．多有新意；对清初三部讲史小说 （《新编剿闯小说》、《定鼎奇闻》、《樵史通俗演义》）的承 袭、演变．也有独到的见解，本书有助于对明清之际李自 成起义军的深入研究。

有的外国学者把中国人称做历史的民族。可是就是这么一门、渊源悠久、根柢深厚的学问，在近若千年竟遭遇到种种的障碍和曲折，“史学危机”之说在高校里和社会上却很流行。历史学怎样适应社会的要求，怎样摆脫困境而重新振兴，成了有识之士共同关注的问题。

编辑推荐：本书是《中华传世精品珍藏文库》丛书之一。本书主要写帝纪高祖邦、高祖、惠帝盈、高后雉、文帝恒、列传。

我们的先人何时开始使用筷子？何时开始一日三餐？何时开始伏枕睡觉？何时开始使用耕牛？何时开始饲养猪、狗？何时开始使用毛笔？古代的床是做什么用的？古代的王为什么戴高帽？武士为什么结髻？为什么以鹿皮作为婚嫁的聘礼？……作者借中国古代象形文字所描写的静态和动态的图象作引子，配合地下发掘的材料、文物。以及典籍的记载，人类学的诠释，将中华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有关古代渔猎农耕、起居饮食、衣服车马、天文地理、乐舞巫术、战争祭祀等问题，以浅易的文字，配合图版一一介绍给读者。

本书收入了作者自三十年代至今有关辽宋金史方面的学术论文四十六篇，涉及辽宋金及其对立时期的政治、军事、学术文化、典章制度，以及一些重要的事件和人物。本书代表了作者迄今治辽宋金史的学术成果，表现了他的深厚学术功力和治史风范。

片断：文丞相画像赞蚤游学宫，即思尽忠。入对大廷，直言匪躬。行都之召，天命已改。倡义兴师，奮起岭海。如人初疾，委之庸医。及阽于危，盧、扁何施。慷慨伏节，从容就死。表著臣则，张皇人纪。彼士膚敏，富寿安荣。肃瞻公像，凛然犹生。丞相史忠武王画像赞赠太师、推忠同德佐运功臣、丞相史忠武王有祠在真定东获朝侧，岁时父老祀之惟谨。复号至元之四年，天爵恭官礼部，始请于朝，令有司祭享。民大和会，乃绘王之遗像而为赞曰：世朝巍巍，克大一统。文武恢张，贤能登用。维忠武王，进拜相臣。王家畿甸，允惟汉人。天方会通，无间遐迩。创业敷治，同仁一视。民有寒饥，相臣恤之。时有安危，相臣谧之。太平将洽，庻绩维熙。天不憗遗，哲人其萎。肃肃遗像，百世瞻仰。尚配朝廷，春秋从享。猗士敬父，器识宏远。挺生相门，受业胄馆。威仪雍雍，论议侃免。蚤服繡衣，著声白简。数践敭以在公，惟正色以持宪。言有物而动有恒，上无恶而下无怨。盖孝谨驯行既远迈乎石庆，清修雅度亦足儗于杨绾。是谓百年世家之范模，一代儒臣之冠冕。元帅述律公画像赞皇有多方，西南邛僰。独远声教，时作姦慝。伟述律公，气刚以直。肃将明诏，往临其域。休尔师徒，谕以威德。远人宾服，外臣承式。昔汉中兴，将曰充国。大整六师，先零是克。图形歌功，垂美无极。伟述律公，棣棣其则。棣棣其则，永翼王室。杜提学画像赞保定杜君讳萧，字彦表。其为人温粹而惠和，清介而简靖。少值父母丧，独居一室，五年不茹荤酒，蔼然笃行君子也。尝受学於容城刘文靖公。文请弟子恒以百数，雅爱異君及辽东乌冲、内丘林起宗三人。文靖殁，君辑其遗文传焉，其他论著藏之不轻示人也。后记：滋溪文稿三十卷，元苏天爵撰。天爵字伯修，真定人。由国子学生试第一，释褐授从仕郎、蓟州判官，终浙江行省参知政事。事蹟具元史本传。文稿三十卷，乃天爵官江浙行省参政时属掾高明、葛元哲所编。元哲字廷哲，临川人，以乡贡第一人举进士。赵昉东山存稿中有别元哲序一篇，载其行履甚详。高明字则诚，永嘉人。登进士第，调官括苍郡录事。赵昉又有送高则诚归永嘉序，即其人也。有柔克斋集，内有送苏伯修参政之京兆经三诗，可见苏、高交谊。伯修之文长於叙事，集中碑版几至百有余篇，於元代制度、人物，史传阙略者多可藉以考见。惟刻本未见，辗转传钞，不无为误。此丁中丞藏本，又以盧抱经本对勘，又借得莫楚生观察处元大字本后六卷残帙校过。脱去两行，为错数十字，悉为订正。然乞差官录囚一篇，亦不完矣。岁在柔兆执徐六月，吴兴张钧衡跋。徐氏退耕堂刻本序滋溪文稿三十卷，元真定苏伯修先生天爵所著也。元自海宇未平，而许公鲁斋、刘公静修崛起，为一代儒宗。先生私淑静修，笃尊程、朱以道德文章见重海内，名公巨卿多託本书前言滋溪文稿三十卷，元苏天爵著。苏天爵（一二九四——一三五二），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其先世当金末曾一度徙河南，金亡后返里，“居久之，遂以赀雄其乡”。曾祖苏诚，继承先业，“时郡邑新立，无知学者，独能教其子，为乡人先”。祖苏荣祖，“家藏书数百卷，手录校书不倦”。藏书之屋名滋溪书堂，“盖滋水道其南也”。这也正是本书名称的由来。荣祖曾一度监真定税务，不久即辞去。父苏志道（一二六一——二三○），以吏起家，有能名，曾参与处理江南白云宗狱及岭北行省赈济饥民事件，颇有声誉。官至岭北行省左右司郎中（从五品）。他“既为时循吏，又好读书”，对书堂加以修葺，“且渐市书益之，又尝因公事至江之南，获万余卷以归”。〔一〕苏氏为〔一〕虞集：真定苏氏先茔碑，见道园学古录卷十四；苏公墓碑，同上书卷十五。宋本；滋溪草堂记，国朝文类卷三十一。前言真定大族，天爵祖先世代为学，藏书萬卷，又两代出仕，这样的家庭环境，对他的生活道路有极大的影响。苏天爵少年时受到其父苏志道的严格教育，並一度师事理学家安熙（一二七○——一三一一），“从学实有年”。〔一〕后入国子学读书。他“初为胄子时，科目未行”。〔二〕元代科举制的实行，始於仁宗延祐二年（一三一五）。苏天爵入国子学三应在延祐元年（一三一四）或稍早，也就是在他二十一岁或更早一些时候。值得指出的是。国子学是元代汉族儒生入仕的一个重要途径。元代国子学招收的对象是贵族、官僚子弟，但是事实上贵族和高级官僚子弟入学者极少，因为他们可以通过怯薛〔二〕或廕叙谋取高官，用不着费心苦读。国子学的学生主要是中下级官员的子弟。苏天爵显然就是以父亲的地位得以入学的。国子生要定期考试，国子学内部的考试称为私试，合格者打分。积分达一定标准可以参加贡举考试。元代中期，“岁贡六人。蒙古二，官从六品；色目二，官从七品；汉人二，官从七品”。〔二〕贡举考试由朝廷派人主持，称为公试。苏天爵在国子学期间，勤奮努力，得到著名学者虞集等人的賞识。延祐四年（一三一七），天爵参加国子学生贡举公试，所作碣石赋“雅驯美丽，考究详实”，为主考官马祖常所激賞，拔为第一。〔一〕因此得以释褐出仕，授大都路蓟州判官（从七品）。时年二十四岁。苏天爵由国学贡举出仕，是他一生政治生涯的起点，对他后来的发展，关系至大。元代官员的选拔，主要有怯薛、廕叙、吏员出职、国学贡举等途径，后来又有科举。列名怯薛.限於蒙古、色目的贵族、官僚子弟，苏天爵不具备这样的条件。通过廕叙，是一条可行的途径，但其父苏志道尚任职，而且其品阶（从五品）廕子，不过从九品，属於最低的品级，往上升迁不易。由吏入官，是当时多数汉族知识份子入仕的主要途径，也正是苏志道走过的道路。但是，这是一条漫长而又坎坷不平的道路，能上升到高品阶的极少。〔二〕苏志道是有名的能吏，数十年辛勤，南北奔走，终於五品，便是最好的例子。因此，在科举实行前，经由国子学出仕，是汉族知识份子的最好出路。当然，在国子学中也充满了竞争。国子学生员定额四百人，经过严格的考试选拔，每年得以出贡的汉族学生不过二人。尽管如此，它仍然提供了可以憑个人努力争取入仕的机会。苏天爵憑入学前的基础，以及入学后的勤奋努力，终於脱颖而出。二十四岁即为七品官，这在元代汉族儒生中是极罕见的，而这也就为他进一步的升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延祐七年三二○），苏志道病死，不久其妻亦去世。苏天爵丁内外艰，离职家居守丧。服除，调功德使司照磨。泰定元年（一三二四），改翰林国史院典籍官，升应奉翰林文字。自此历迁翰林修撰、监察御史、肃政廉访使、江浙行省参知政事、集贤侍讲学士、两浙都转运使等二十余职。至正十一年（一三五一），农民战争爆发，天完红巾军起自湖北，沿江而下，攻取江东、江西、两浙之地，东南为之震动。次年，元朝政府调苏天爵任江浙行省参知政事（从二品），总兵於饶（路治今江西鄱阳）、信（路治今江西上饶）一带。不久，病卒於军中，年五十九。其生平事迹略见元史本传（本书附录已收）。苏天爵入仕以后，迁转二十余职。其中最受人称道的，是在监察系统中任职时的作为。他曾前后八次在监察系统任职，受人称道的有三次。至顺二年（一三三一）任江南行台监察御史，次年奉命虑囚湖北。元代江南湖北道所辖范围包括今湖北南部和湖南北部，“所统地大以远，其西南诸郡民獠错居，俗素犷悍喜门争，狱事为最繁”。苏天爵“不畏山谿之阻，瘴毒之所侵加，徧履其地，虽盛暑犹夜篝灯阅文书无少倦”。“事无钜细，必尽心焉”。在当地平反冤狱多起。这次经历后来由黄溍写成苏御史治狱记一文，〔一〕在士大夫中间博得了普遍的赞誉。在此以前，人们对他的印象是：“泯泯默默，惟沉潜载籍，若他无所能者。”这时才知道他精明干练，长於吏事。〔二〕这次录囚不过数月，同年七月即离任。元统元年（一三三三），苏天爵改监察御史，在官四月，章四十五上。“所劾五人，皆权要所举。所举百有九人，则世臣耆德与一时之名流，而於外官下吏草泽之士有弗遗也”。〔三〕元朝不设谏官，监察御史兼有匡谏之责，“然居是官者往往致详六察，于匡谏之道则或未尽”。这是由当时的政治状況造成的。监察御史主要由汉人充任，而元朝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汉人在政治上是没有多少发言权的。苏天爵所上章疏，除了劾举之外，还“言当畏天变，奉宗朝，保圣躬，辅圣德，止畋猎，大臣不当增广居第”；〔四〕“自圣躬至于朝廷政令，稽古礼文，闾阎幽隐，苟有关乎大体，击乎得失，知无不言”。〔五〕他能于监察、匡谏两个方面都有所表现，因而受到了人们的注意。所上奏疏曾由他自已编为松听章疏五卷，已佚，但部分已收入本书。至正五年（一三四五），苏天爵被派充京畿奉使宣抚，出巡京畿（大都周围）地区。奉使宣抚从性质来说也是一项监察工作，但系元朝政府的临时派遣。元顺帝即位后，政治更形混乱，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吏弊未祛，民瘼滋甚”。于是便“遣宫分道奉使宣抚”，“询民疾苦，疏涤冤滞，蠲除烦苛。体察官吏贤否，明加黜陟。有罪者四品以停职申请，五品以下就便处决”。〔一〕总的来说这一措施是失败的，奉使者大都不过虚应故事而已，“使者所至，持诉牒遮马首号呼者千百余辈，皆漫不加省，不过即官署一布德音而去”。〔二〕当时民间歌谣唱道：“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三〕其中也有极少数例外，苏天爵便是一个。他在京畿各地宣抚，“其兴除者七百八十有三事，其纠劾者九百四十有九人”。这样做反而引起了当权者的猜忌，“竟坐不称职罢归”。〔四〕除了上述三次以外，苏天爵还曾任御史台都事、〔五〕淮东道肃政廉访使、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山东道肃政廉访使等职。他还在中央和地方政权机构和文化教育部门担任过各种职务，在不同程度上有所表现。苏天爵在政治上有一定抱负。他受过理学的严格薰陶，追求的是实现儒家的政治理想，“平日论治道，必本三代，所谓明道术，正人心，育贤才，兴教化，盖拳拳焉”。〔一〕但他有实际的从政经验，深知法制刑政对于巩固统治的重要性，提出：“礼乐教化固为治之本，而法制禁令实辅治之具。”〔二〕“国之重者，莫先乎刑”。〔三〕本书共收章疏十九篇，其中有半数以上涉及法制刑政问题，可见他的注意所在。元末社会矛盾日趨尖锐，苏天爵已经敏锐地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多次指出，苛政暴歛，百姓饥寒，是“盗贼”滋多的原因。“盖犯法而为盗则死.畏法而不为盗则饥。饥饿之与受刑，均为一死，赊死之与忍饥，祸有遲速，则民之相率而为盗，是豈得已。长民者可不为之深念乎”！所以，既要加强法制刑政，又要选官恤民，減轻赋役。“大抵安民之术，不奪其时，不伤其财，惟禁其为非，而去其为害，则民皆安堵矣”。〔四〕“不奪其时”，是要人民能从事简单的再生产；“不伤其财”，是使人民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禁止其“为非”“为害”才能有效，社会才能安定。他还反覆强调刑狱冤滥的严重性，指出，“州县官吏辄敢恣意杀人”，“愤怒蕴于人心”，促使社会矛盾激化。因此，必须“恤刑”、“录囚”，使“有不敢生事扰民，罪囚不致冤滥死损”。〔一〕“刑政肃清”，“草窃有不知畏乎！〔二〕他曾多次向统治者提出建议，並在自己的政治活动中努力把上述想法付诸实现。但是，统治者並不曾认真考虑他的意见（事实上在一个腐朽的官僚统治体系内部也不可能按这些意见去办），他自己的努力犹如杯水车薪，根本不能阻挡元朝政权日益腐化的没落趋势。苏天爵对元朝统治是极端忠诚的。他不断为元朝统治者歌功颂德，“深仁厚泽，涵育众生”之类言语，在他的文章中反覆出现。他认为“中统、至元之治比隆前古”。〔三〕元顺帝统治时期，政治黑暗，人民困苦，苏天爵完全了解这些情况，而且在奏疏中一再言及。但他认为上述严重情况是官吏贪污枉法所致，而天子圣明，“恩泽汪濊，诞洽臣民”。〔四〕在他看来，元朝是“正统”所在，它取代金、宋，统一全国，是天命所归；完全合理的。苏天爵持这样的政治態度，並非偶然。北方汉族士大夫先后经历金、元两代统治，他们的政治理想，不是强调“夷夏大防”，而是“用夏变夷”；不是反对元朝统治，而是积极劝说、促使元朝统治者接受並推行“汉法”。苏天爵是元代后期位列显要的少数北方汉族士大夫之一，在当时的学术思想界也有很高的地位。他是北方汉族地主的政治代表人物，在思想上也有代表性。（二）苏天爵在国学读书时即以“力学善文”知名，〔一〕释褐入仕后仍然“嗜学不厌”。〔二〕著名学者马祖常赞扬他“读经稽古，文皆有法度，当负斯文之任于十年之后也”。〔三〕果然，元朝末年，“中原前辈凋谢殆尽，天爵独身任一代文献之寄，讨论讲辩，虽老不倦”，〔四〕成为学术界的领袖人物。从学术渊源来说，苏天爵入国学前受业于安熙，而安熙则是元初北方著名理学家刘因的私淑弟子。安熙教授学生，“入学以居敬为本，读书以经术为先”。〔一〕他的言行对苏天爵有很大的影响。入国学后，受业于理学大师吴澄。吴澄是元代南方理学的代表人物。因此，苏天爵笃信理学，时时以倡明理学自命。他曾先后刊印朱熹编伊洛渊源录和辑录许衡“褒封之制、奏对之书及其哀诔之文”为内容的正学编，目的都是为了使学者“知夫学术源流之正”，“知求圣贤之学而学焉，则真儒善治之效可得而致矣”。〔二〕应该指出的是，元代理学门户之见颇盛，陆九渊心学一派受朱学排挤，趋向衰微；在朱学内部，北方许衡、刘因两人门下势同水火，互相攻讦；而南方吴澄也受到许氏弟子的非议，以致不能在国学立足。苏天爵则不为此所囿，他调和许、刘，尊崇吴澄，对陆学亦加肯定，这在当时是难得的。但在理学方面，他並无专门著作，严格来说，並不能算是理学家。他在学术上的贡献，主要是在历史学上。苏天爵在史学方面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苏天爵从青年时起即有志于著述，並以保存文献为己任。他自就读国子学就“手抄近世诸名公及当代闻人逸士述作，日无倦容”。〔一〕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先后编成国朝名臣事略和国朝文类二书。前者以人物为中心，选辑各种资料，所录四十七人，除刘因外，都是元初（自成吉思汗至忽必烈）功绩卓著的名臣。刘因得以列名其间，则与苏天爵推崇理学有关。此书仿照南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的体例，但又有所创新。全书採用各种文献达一百三十余种，有不少原书已散佚，赖此书得以保存片段。后来明人修元史，其列传部份，从体例到取材都受名臣事略一书的影响。〔二〕后者按文体编录，”乃蒐集国初至今名人所作，若歌诗、赋颂、铭赞、序记、奏议、杂著、书说、议论、铭誌、碑传，皆类而聚之”，“百年文物之英，尽在是矣”。苏天爵选编此书的原则是：“必其有繁于政治，有补于世教或取其雅製之足以范俗，或取其论述之足以辅翼史氏，凡非此者，虽好弗取也。”〔三〕显然，他选编的着眼点是经世政用，以政治标准为主，目的是为编纂当代的历史积累资料。这两种书在元代后期刊行后已博得普遍的赞誉，有人说：“山林晚进得窥国朝文献之盛者，赖此二书而已。”〔四〕在今天，更是研究有元一代历史者必读的基本典籍。元朝效法前代的制度，在每位皇帝死后都要修纂实录，此事通常由翰林国史院负责。苏天爵前后二度任职史馆。泰定元年（一三二四）为翰林国史院典籍官，不久迁应奉翰林文字（仍为从七品）。到至顺二年（一三三○）陞翰林修撰（从六品），同年迁南台监察御史。这一次在翰林国史院前后长达七年左右。第二次是元统二年（三三二四），由监察御史迁翰林待制（正五品），但不久改中书右司都事。在两次任职翰林国史院期间，他曾先后参预纂修英宗实录和文宗实录。元朝对于实录纂修人选十分重视，与其事者除蒙古重臣外，例选当时有声望的汉人士大夫担任。这既是一种荣誉，又是陞迁的机会。苏天爵两度参与其事，足以说明他在当时享有较高的声望和地位。而每次实录的完成，都使他得以晋陞官职。元朝诸帝实录，为明代编纂元史的本纪部分，提供了最基本的素材。实录的编纂，无疑是对历史学作出了贡献。在这裹需要对某些史实加以说明。据元史本传，苏天爵在“至顺元年预修武宗实录”，元统二年“预修文宗实录”，历来论述苏氏史学乾，均以此为据。〔一〕萧启庆教授则认为天爵先后预修武宗、文宗、英宗三朝实录，后者不见于本传，但天爵所撰黄清老墓碑中曾提及。〔二〕按，萧氏指出天爵预修英宗实录，为前人所未发，至为可贵。但预修三朝实录之说，仍可商榷。问题出在武宗实录上。至大四年（一三一一），武宗死，仁宗嗣位，即“命翰林国史院纂修先帝实录”。〔二〕主其事者为程钜夫、袁桷、元明善等。元史程钜夫传和元明善传都说皇庆元年（一三一二）修武宗实录。〔〕程钜夫的进三朝实录表作于皇庆元年十月，所进三朝实录是顺宗实录一卷、成宗实录五十六卷、武宗实录五十卷。〔三〕这一年苏天爵方十九岁，尚未入国学，所以是根本不可能参预修武宗实录的。后来有的记载如赵翼廿二史劄记以为武宗实录系元明善和苏天爵合修，所根据的即是元史本传，不足为憑。〔四〕另据元史本纪中的记载，英宗实录的纂修始于泰定元年（一三二四），到文宗至顺元年（一三三○）五月，“翰林国史院修英宗实录成”。足徵元史苏天爵传中所说至顺元年预修的不可能是武宗实录而应是英宗实录。苏天爵在黄清老墓碑中说：“英宗一朝大典撰述未终，国有大故，命公与天爵修撰，为成书四十卷。”所谓“国有大故”，系指泰定帝死后统治集圑内部为争奪帝位以致兵戎相见而言，这条记载更可以说明天爵确曾预修英宗实录。实录是元代“国史修纂的一个部分。“国史一修纂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则是后妃功臣博。此事始于仁宗即位之初（一三一一），〔一〕但问题甚多，进展缓慢，时断时续。顺帝即位（二三三二（初，苏天爵上疏，请修功臣列传。他指出，“史有二体”，即编年与纪传。“近代作为实录，大抵类乎编年，又于诸臣薨卒之下，复为传以击之，所以备二者之体也”。但实录中诸臣列传“事实不见”，需要另修。他强调“纲罗”各种资料对修史的重要性；指出作史不能以贵贱为差，主要应看是否有事迹可传，不能止取嘉言嘉行，应该善恶並载，这样才能“为将来之劝”，“无虚美隐恶之讥矣”。〔二〕这篇奏疏篇幅不长，但集中表达了苏天爵对于修史的一些想法，是很可贵的。在他上疏后不久，后妃功臣传的修撰工作全面展开，显然他的意见是起了作用的。宋、辽、金三朝的历史，对于元人来说，是近代史。苏天爵一贯注意收集三朝的历史文献，“家藏书万卷，于辽、金逸事，宋代遗文，犹拳拳收购不倦”。〔三〕进入史馆后，“阅近代史籍”，对宋代国史的情况，有详细的瞭解。〔一〕同时还“多知辽、金故事”。〔二〕大约就在编纂国朝名臣事略的同时，他还完成了辽金纪年一书。据元史本传说，辽金纪年一书“未及脱稿云”。但此说似非事实。苏天爵的友人吴师道说，辽金纪年和国朝文类、国朝名臣事略二书一起，“遂大行于时”。〔三〕又宋本说，辽金纪年与国朝名臣事略“皆脱稿”。〔四〕辽金纪年无疑已成书。此外，苏氏的另一位友人赵汸说，天爵“早岁入胄监，登禁林，接诸老儒先生绪言，最为有意斯事（指编撰宋、辽、金三朝历史——引者）。常取三国史志文集，总其编目于前而合其编年于后。事之关于治乱存亡者，则疏而间之。题曰：宋辽金三史目录。所以寓公正之准的，肇纂修之权舆也。后虽出入中外，不克他有撰录，而所至访求遗文，考论逸事，未常少忘。”〔五〕宋辽金三史目录一书。不见于元史苏天爵传。接照赵汸所说，此书作于苏天爵就读国子学及入翰林国史院时，则与辽金纪年的成书年代相近；而此书的体例，亦採用编年的办法。因此，似可认为，三史目录应在辽金纪年基础上扩编而成；也有可能，纪年就是三史目录的一部分。由于纪年与目录均已散佚，我们只能作如上的推论。由此可见，苏天爵对宋、辽、金三朝历史，确实下了很大功夫並有所著述。与此相关，苏天爵还与友人谢端合作正统论，“辨金、宋正统甚悉，世多传之”。〔一〕此文亦已佚。赵汸曾在虞集处见到苏天爵的“文字一帙”，其中一篇“论帝王统绪之正”，虞集给予很高评价，以为：“论茲事于前代，先儒具有成言。若夫世变不齐，異论蠭起，自非高见远识公万世以为心者，安能明决如是乎”！〔二〕这篇针对“世变不齐，異论蠭起”而发的文章，无疑就是正统论。可见当时确曾流传过。萧啓庆教授以为国朝文类卷四十五“有谢端撰辽宋金正统一文，大概就是他们合著的正统论”。〔三〕按，国朝文类一文作者修端，並非谢端。又，此文已见于王恽玉堂嘉话卷八（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一百），系元初作品，不可能出於谢、苏之手。纂修辽、金、宋三史，是元朝许多学者的共同愿望，屡次提出建议，但因统治者未予重视，一直未能实现。一直到元顺帝时，才得进行。至正三年（一三四三），顺帝下诏修辽、金、宋三史，时距金亡已一百余年，距宋亡亦已六十多年了。受命主持其事的有名学者欧阳玄、揭傒斯、张起严等。苏天爵时任湖广行省参知政事，未能参预这一学术界的盛事，这对于他来说，一定是觉得十分遗憾的，而当时“论者每为惜之一。〔一〕为此，苏天爵写下了三史质疑一文，寄给欧阳玄作参考。文中对修三朝史必须依据的资料加以评论，对一些重要史实提出自已的看法，还提出修三史时应注意的若干问题。这篇文章反映了苏天爵对辽、宋、金史的豊富知识，文中提出的种种问题对于今天的研究者仍有参考价值。这裹顺便谈一下苏天爵与经世大典的关系。元文宗天历二年（一三二九），命奎章阁学士院与翰林国史院“参酌唐、宋会要之体，会粹国朝故实之文”，编成一书。〔二〕书成后赐名经世大典。这部篇幅浩大的著作，是元代前半期典章制度的总汇，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纂修经世大典的实际负责人是名学者、奎章阁侍书学士虞集。前而已说过，虞集是苏天爵在国学的老师，两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击。虞集受命后，立即推荐马祖常等“可共领典”，谢端、苏天爵等“可助撰录”。〔一〕不少研究者以此为据，断言天爵曾参与大典的纂修工作，如苏振申的元政书经世大典之研究，〔二〕其实並非如此。首先，据元史本传载，虞集上书后，“帝以尝命修辽、金、宋三史，未见成绩，大典命阁学士专率其属为之”。赵汸所撰虞公行状亦云，集“移文阁中言：……议未定，而上命阁学士专率其属为之。”〔三〕虞集所举均非奎章阁人员。文宗下令“阁学士专率其属为之”。就是否定了他的建议。当时苏天爵的职务是翰林应奉，当然也就不可能参与其事。其次，如果苏天爵参与修经世大典的话，这是一件大事，其重要性决不下于修实录，元史本传记修实录而不记与修经世大典，是讲不过去的。本传没有这方面的记载，正好说明他未参与此事。世的元代文集中是罕见的。十七卷碑铭、行状共一百八篇，所记人物有大臣、中下级官吏、儒生、妇女等，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箇别例外，他为之作碑传文字的对象全都是汉人和南人。虞集曾称赞说：“伯修之文，简洁严重，如其为人。”〔一〕王祎则说苏天爵长于“纪事之文”，为当代其他学者所不及。〔二〕苏民的碑传文字，特点是简明扼要，重点突出，可以看出作者对当代典章制度的熟习和深厚的史学修养。对于研究有元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来说，苏天爵的碑传文字是必须参考的。以政治方面来说，赵秉温行状中记述了建设大都和立朝仪的经过，吴元珪行状中关于军政的记载，赵伯成碑中有关元初江南人民起义的记录，等等，都是很有价值的史料。以经济方面来说，诸如郭明德碑中关于边境屯田和运输军糧的议论，李守中墓铭中关于河东、两浙盐政的记载，李羽与和洽两人墓碑中有关民间饲养官驼马的记述，等等，都有助于对这些制度的认识。文化方面的内容特别丰富。砚坚、刘因、萧奭斗等人的碑传文字，是关于元代北方理学传播的珍贵文献。齐履谦、耶律有尚、孛术鲁翀三碑，留下了元代国学制度的重要资料。马祖常黄清老、宋褧、傅若金的碑铭，则是这几位元代中期著名文学家的翔实的传记，其中记录了他们的文学活动，也记述了他们的仕途生涯。李衎、李遵道父子是元代享有盛名的画家，他们两人的生平，只有在滋溪文稿中可以找到详尽的记载。还值得提出的是，苏天爵为韩公麟、窦行冲、王彦泽等医学名家所作的碑传，对于了解元代医学的成就和元朝政府对医学的態度很有帮助。总的说来，苏天爵笔下的碑传人物，以元代中、后期居多。他们的言论、行为，很多均是苏天爵亲身见闻，所以记述自然翔实可信。滋溪文稿中的其他体裁的文字，如奏疏、记、序、读书劄记、题跋等，都有程度不等的史料和学术价值。其中奏疏二卷，涉及顺帝朝初期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如灾異建白十事、山东建言三事等文，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矛盾，从而显示了元末全国农民战争爆发的必然性乞续编通制、建言刑狱五事、乞详定閗殴杀人罪、乞差官录囚等篇，提供了许多有关元代法制和刑狱的资料；而修功臣列传一文，使我们对元代国史的修撰情况有所瞭解。记、序、题跋中也有许多涉及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内容。例如，新陞徐州路记叙述了徐州陞路的背景：适应镇压群众武装暴动的需要；跋延祐二年廷对拟进贴黄后、书泰定廷试策题稿后二文，有助于瞭解科举制度的实施情况。文稿中的读书劄记只有两篇，一篇是三史质疑，系苏天爵为纂修辽、金、宋三史而作，已见前述。另一篇是读诗疑问，系苏天爵三十四岁时读朱熹诗集传、吕祖谦读诗记有所疑而作，对于研究诗经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清人修四库全书总目，在介绍滋溪文稿时说：“其波澜意度，往往出入于欧、苏，突过其师（指安熙——引者）远甚。至其序事之作，详明典核，尤有法度。集中碑版几至百有余篇，于元代制度人物，史传阙略者，多可藉以考见。元史本传称其身任一代文献之寄，亦非溢美。”〔一〕完全可以说，滋溪文稿是研究元代历史的必读的基本文献之一。在元代众多的私家文集中，它是公认的比较重要的一种。文稿赵汸序云：“滋溪文稿三十卷，江浙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赵郡苏公之文，前进士永嘉高明、临川葛元哲为属掾时所类次也。”赵汸字子常，徽州休宁人，元末著名经学家。他的文集东山存稿中有多篇文字提到了苏天爵，说明二人有较密切的交往。高明，字则诚，温州瑞安人。温州古称永嘉，故赵汸以永嘉为其籍贯。至正五年进士，南戯琵琶记的作者。葛元哲，字廷哲，江西抚州金谿人。抚州古称临川。至正八年进士。按苏天爵曾两度任江浙行省参知政事，一在至正八、九年，一在至正十二年。葛元哲任江浙省掾是至正八年的事，〔二〕赵汸作序的时问是至正十一年十一月，因而文集的编定只能在苏天爵第一次任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时，即至正八、九年间，而不能在第二次出任时。但需要指出的是，文稿收录了苏天爵在至正九年以后写的文章，时间最晚是辛卯（至正十一年，二二五一年）秋七月，距赵汸作序不过四个月。〔一〕据此，我们可以说，滋溪文稿三十卷在至正八、九年间，由高明、葛元哲大体编成，后来有所增补，大概在至正十一年十一月赵汸作序前，才最后定稿。在滋溪文稿目录后有文四篇。前两篇分别为马祖常、陈旅作，无题。第三篇是祝蕃所作像赞，第四篇是商企翁所作画像赞。关于马、陈二文应作一点说明。马祖常文一开始说：“右苏君伯修杂著。”显然是为苏天爵文集所作的跋。但马文作于至顺元年（一三三○），距滋溪文稿成书还有二十年，元代有不少文人立意著作，随时请一些名家为自己的部分诗文作序跋，待最后成书时一併收入，这是习见不鲜的事。例如，名诗人廼贤的金壹集所牧诗篇以至正四年到至正十年所作居多，成书应在至正十一年以后，但所收序跋有好几篇均作于至正四年以前。严格地说，马祖常此文是为苏天爵部分诗文所作跋，当时可能连文集的名称都没有定下来，故只称“杂著”。陈旅文又见于他的文集安雅堂集卷十三，题为跋松厅章疏。松厅章疏是苏天爵任监察御史时所上章疏的汇编，部分内容收入文稿卷二十六、二十七。故文稿编定时将陈旅的有关跋文一併收入。滋溪文稿成书后曾于元末刻印，现存有元刻本卷二十五至卷三十。原係缪氏艺风堂藏书，〔一〕后归北京图书馆。明、清二代一直没有重刻，只有钞本流传。进入民国以后，张钧衡辑适园丛书，将滋溪文稿收入第六集，于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出版。徐世昌于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也将文稿刊印出版。这就是比较通行的适园丛书本和徐氏退耕堂刻本。适园丛书本以钞本为底本，其中部分曾用元刻残本校过。〔二〕书中许多蒙古色目人名、氏族名、职官名经过竄改，如“达噜噶齐拉拜（原作“达鲁花赤老孛）〔三〕，“哈喇娄准台氏”（原作“哈儿柳温台氏”、“哈巴尔图”（原作“哈八秃”）、“玛穆特”原作“马马其”）〔四〕。文稿卷二十三王宪穆公行状还出现了一人二名的情况。前面作“哈达布哈”，隔了两行，却出现了“哈塔不花”，查勘其他钞本、刻本，前面的“哈达布哈”亦作“哈塔不花”，适园丛书本显然是竄改时过于粗心，以致同一人名一改一未改，给读者增添了疑惑。同卷中书左丞王公行状也有同样的情况，前面作“阿噜威氏”，一行以后则作“阿鲁浑氏”。“阿鲁浑氏是元代通行的译名，而“阿噜威氏则是清人竄改的结果。这种任意竄改人名、氏族名和职官名的做法，是清代修四库全书时所为，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查勘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中的滋溪文稿，适园丛书本中的竄改多数可以找到，但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例如，前面所举“哈达布哈”、“哈塔不花”一名异译，在四库全书本中都作哈陶布哈；又“阿噜威”、“阿鲁浑”一名異译，在四库全书本中都作“谔尔根”。总的来看，适园丛书本源自四库本，是没有问题的。其中某些译名不一致，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四库全书曾不止一次修改，适园丛书所據是其中某次修改本，与文渊阁本有出入。另一种可能，则是适园丛书所據底本从四库全书钞出，但又作过某些修改。适园丛书本除了任意改竄人名、氏族名和职官名外，脱漏错讹之多，令人吃惊。经我们查勘，几近六百处。脱漏最多的是赵忠敏公神道碑（卷十），计三百九十七字。其他如高文贞公神道碑（卷十一），脱十九字；程府君墓碑（卷十八），脱十六字；治书侍御史韩公神道碑，铭文脱十六字。至于脱一、二字者，则比比皆是。因错讹造成文义相反或不可解之处，也有多起。如灾異建白十事（卷二十六）中云：“今朝廷设官罔有上下之别”，便令人无法理解。元朝和其他朝代一样，等级森严，设官怎么能没有（“罔”）上下之别呢？查元刊本残卷，原来“罔”系“固”之误。一字之差，意义全然不同。又如，李侯墓碑（卷十八）中云：“民有亲丧久不葬者，盖始则疑阴阳休咎之说，土俗因而不改。”既“疑”为何“久不葬”？查其他诸本，“疑”系“泥”之误，意义也正好相反。至于人名、地名、年月之误，为数更多，就不再举例了。徐刻本的底本，是张之洞家旧藏的明钞本，並用“他家写本，及元刻残本、四库全书本”加以校勘而成的。〔一〕徐世昌曾任北洋政府的总统，他之所以有兴趣刊印此书，大概是受了新元史作者柯绍忞的影响。徐、柯二人系同年进士，徐曾为新元史作序並为之刊行，此明写本也是因柯绍忞的关系从张之洞家买得的。从刻本来看，徐氏依据的底本是不错的。例如上面所说适园丛书本几处大的文字脱漏，在徐刻本中都没有出现。但为徐氏任校勘之责的人似乎並不认真，此本错误亦复不少。著名版本目录学家傅增湘曾以李木斋（李盛铎）所藏明钞本加以校勘，凡订正九百八十字。傅氏校本现藏北京图书馆。徐刻本的错误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不明文义任意改动。如常州路新修朝学记（卷三）云：“中唐左墄，悉用玉石。”徐本改“唐”为“堂”。按，“唐”有道路之义，尔雅释宫：“朝中路谓之唐”将“唐”改为“堂”，是改错了。（适园丛书本亦作“堂”）。又如，萧贞敏公墓铭（卷八）中引萧奭斗云：“某蚤事文墨，见一时高才绝足趋事功者，效之不能，是以安于田亩，读书为事。”适园丛书本改“绝足”为“捷足”。按，“绝足”指千里马，用作譬喻傑出的人才，与“高才”同义。改为“捷足”，反而不可解了。徐刻本则作“绝足”，但改“事功”为“事公”，同样是错误的。“事功”指事业、功绩。萧奭斗的意思是说，当时的才智之士都追求做一番事业，自己不能效法他们，安于田亩读书为事。如果改为“事公”——事奉公上，意思就讲不通了。同一墓碑云：“考讳瑜，才而略，金季转徙陕、洛之郊，屡佐戎幕，活人有功。终京兆路总管府经历。”徐刻本改“金季”为“宋季”，误。“陕、洛之郊”原是金朝的辖地。另一种是疏忽造成的错字和别字，就不一一列举了。但总的来说，徐刻本比适园丛书本的错讹要少一些。上面介绍的是刻本的情況。除刻本之外，传世的钞本颇多，分藏于各图书馆。就我们所见，钞本中以上面所说李木斋藏本（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台湾刊行的元代珍本文集彙刊〔一〕中所收钞本（现藏台湾中央图书馆）为佳。经比较，两本应同出于一祖本，或即元刻本。现在我们即以元代珍本文集彙刊中所收钞本作为底本进行整理，校以李木斋藏本（简称李氏钞本）、适园丛书本（简称适园本）、徐世昌刻本（简称徐刻本）和元刊残本。元代珍本文集彙刊本滋溪文稿前有刘兆祐所作序录，介绍天爵生平及文稿一书版本源流。其中云：“清季曾两刻，皆在同治年间。”按，适园丛书本与徐氏刻本均刻于入民国以后，不知何故有此误。又云：“后至元戊寅（四年）曹复亨编次其父曹文贞诗集，天爵序之，见曹氏诗集吴全节跋，今则佚而不见。”按，曹复亨之父曹伯啓，其诗集名曹文贞诗集，又名汉泉漫稿。苏天爵所作序文题汉泉漫稿序，见文稿卷五，“佚而不见”云云，並非事实。元史本传称天爵有诗稿七卷、文稿三十卷，其诗稿已佚。又，本传记松厅章疏五卷，今文稿中章疏仅二卷。可见天爵诗文颇有遗佚。今从各书辑得诗文七篇，作为本书附录。又从元代诗文集中辑得有关苏氏诗文，以及后代有关滋溪文稿的序跋著录，亦均收作附录，以便读者研究苏氏生平及文稿时参考。本书点校得到姚景安同志指正，谨此致谢。限于学力，难免有不当之处，衷心欢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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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承钰被父母抛弃后，傅于琛收其为义女，但两人间的感情却是微妙万千。傅一方面对承钰万分关注，一方面不停地结交女友，甚至两次结婚。承钰则牢记傅教给她的圆舞规则，甘心等待，并在继承了继父的遗产之后，摆脱了傅为其安排的生活方式，试图以平等的地位争取爱情的结果。然而，傅仍认为承钰尚未长大而继续回避她。承钰凭着天生丽质，成力国际名模并与经纪人袁祖康结婚。离婚后，袁因藏毒入狱而自杀身亡。等到傅终于决定回到承钰身边的时候，承钰却……

研究夏商西周时期的社会性质，是本书着重注意的地方。专家们关于古史分期问题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了很大进展。本书试图从正面进行阐述，提出一些与以往不同的看法，以论证夏商西周的社会性质问题。

前言：一提到中国的古史系统，任何人就想到三皇、五帝，以后就是三王、五霸，实在这个系统已经建设 了二千多年，深人人们的脑髓了。一般人不觉得其中有问题；少数人知道其中有问题，但因怕闹麻烦 也不敢讨论。如此相安无事，倒也做了六七十代的好梦，梦见三皇、五帝的黄金时代。陶渊明高卧北 窗下，涼风蹔至，自谓“羲皇上人”，就是这个好梦的追求者。能做梦，本来也好；，可惜近几十年来，受了海通的影响这个好梦再也做不成了。西洋的学者不安 於创世纪的说法，有的研究地质学，有的研究生物学，有的研究人类学，有的研究社会学，把人类的由 来和進化弄得清清楚楚，使人知道古代的真相原来如此！最使人们的古史观念改变樣子的，是考古 学，他们挖出许多地下遗物，从古人的用器来证明当时的文化，更使人没法反抗。我们说古时是黄金 时代，但他们偏偏把蛮野的古代顯示给我们看，於是原来的古史立刻改变了樣子。这个观念传到了中国，三皇、五帝就等着打倒了。放第一声礮的，是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改制 考的第一篇是上古茫昧无稽考，他在开端的小序上说：“大地人道皆蓲旉於洪水后，然印度婆罗门前、 欧西希臘前亦已茫然，岂特秘鲁之旧劫，墨洲之古事黯芴渺昧，不可识耶？吾中国号称古名国，文明最 先矣，然六经以前无复书记，夏、殷无徵，周籍已去，共和以前不可年识，秦、汉以后乃得详记……”这 就是他受了新潮流的激盪的证明。第二声礮是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这部书虽然名为教科，其实 是他的一家言，他把三皇、五帝的时代总称为“傅疑时期”。在傅统的历史里，三皇、五帝时的文物制度 反而较夏、商为整齐完备，怎么会“傅疑”起来？这两声礮都是在清末放的，因为那时人的目标专注在 立宪或革命，学问的空气淡薄，所以大家没有理会。但是力量是不会白费的，到了五四运动，对于旧思 想旧生活作一个总攻击的时候，这些散发的火星就燃烧起来了。凡是做成一件事情，总是因缘凑合，具备了各种的条件。康、夏二氏立说后，为什么没人理会呢？ 政治关系固是一端，而另一端则因没有考古学的辅助，力量不厚。自从清末发见了殷墟甲骨，到民国 初年，罗振玉氏大加鼓吹，集合了许多拓片，著作了许多论文，于是大家认识了商代的文化。本来我们 所有的商代历史的智识是从商书、商颂、史记殷本纪，及竹书纪年等书里得到的，想象中的商代，虽没 有周代的“文”，一定很像个天朝的样子。哪知拿甲骨文字来看，那时的生产只是牧畜、渔猎，那时的文 化只是祭祀、占卜，他们的地域是这样小，他们的社会是这样简单！就在这个时候，地质调查所发掘了 仰韶遗址，出了不少的彩陶，没有一个文字，随着挖出来的没有一些铜器，这文化是我们在古书里完全 没有瞧见过的，又是一种面目。大家说，殷墟是铜器时代的初期，而仰韶是石器时代的后期。这样一 再的大发现，就把我们从向日的儒家、道家的历史观念里拖了出来，知道书本的记载确是大有问题。岂 但“傅疑”，直是作伪商代的文化，我们从殷墟遗物里窥见一个大略了。夏，我们从种种方面知道商以前确有这一个大 国，但究竟是怎样状况，因为没有得到他们的遗物，已经“茫昧无稽”。三王尚且如此，何况三王以前的 五帝，更何况五帝以前的三皇！我，因为自己觉得把这件事实认识的真，所以民国十一年就在努力周 刊附刊的读书杂誌裏对於三王的第一代（禹）和五帝的末二代（尧、舜）下一番破坏，其实不是破 坏，乃是把关於他们的传说作一番系统的建设。为什么独对於他们三人注意呢？只因他们是儒家所 奉的中心人物，是尚书一经中的最大的偶像。那时商务印书馆邀我编中学历史教科书，我不能违背我 的信念，所以也学了夏曾佑的办法，列了一章“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想不到到了民国十八年，这部教科书竟因没有承认三皇、五帝而被禁了。我打听禁止的理由，得到 的消息是这位主张禁的达官说：“学者的讨论是可以的，但不能在教科书上这样说，否则摇动了民族的 自信力，必於国家不利。”我初听得时，确是佩服这位达官的高见，惴惴慄慄，惟恐自己作了民族的罪 人。继而想：我们民族的自信力真是建筑在三皇、五帝上的吗？最明白的回答，是我们汉族都承认是 炎帝、黄帝的子孙，如果推翻了炎帝、黄帝，我们这一族就团结不起来了。然而使我疑惑的，我们口裏 常常说是“炎、黄神明之胄”，又常常说“炎、黄在天之灵实式憑之”，为什么我们这汉族老像“一盤散 沙”，无论如何团结不起来呢？三皇、五帝，固然大家承认他们是最古的帝王，固然很少数的士大夫还 在做好梦，可是同一班民众有什么关联呢？有哪一个地方影响於他们的生活呢？世界上事，“千虚不 敌一实”。以前学者对於三皇、五帝、竭尽能力去铺张，装了许多金身，画了许多极乐世界，似乎可以吸 收多少位信徒，但结果只落得貌合神离；反不如几个民族英雄的慷慨悲歌使人感动。如果我们要团结 这民族，那么我们民族经过多少次的磨难，这磨难中的犠牲人物正可唤起全民众的爱国精神。试看学 校裏、戏馆中、书场上，每一次讲到演到杨继业、岳飞、文天祥、史可法、林则徐等，便洋洋有生气，使欢 众为之泣下。谁曾聴说讲演三皇、五帝而有同样的感动呢？至於说到汉族本身，我们可以说是许多小 民族的大圑结。三代，总算是汉族的核心了罢？但商和夏不是一民族，周和商也不是一民族，周和楚、 越又不是一民族，经过了千年的融冶，春秋时的蠻夷，到战国时就看不见了，宗全同化了。其间固然曾 感受多少苦痛，但到现在竟真成为一族了，这一族是拆不开的了。例如我们顾家，本是东越，居於东 瓯，语言衣服都不与华同，给汉武帝用了武力迁到江、淮，经了数百年同化，就是汉族了。到三国时，还 有未曾同化的越人，叫做山越，也常常出来擄掠，但经过吴国的努力开发，这些人又同化於汉族了。到 现在，有哪一个人出来组织越族同盟，想脱离汉族的？就使有这人出来，也決无人响应，因为血统早已 混合，分不清了。岂必远溯秦、汉，就是遼、金、元、清各族，凡同化於汉人的也都为汉族了。既为一族， 则利害所关自然一致，只要我们有方法圑结就圑结得起来，不必用同出一祖的空言来欺人。倘使藉欺 诈而结合，那么一旦民智大开，欺诈无法行使时，岂不是真把这个民族解散了吗？因此，我承认这位达官抱的是杞憂。我们的民族自信力应当建立於理性上。我们正应当把种种 不自然的连络打断，从真诚上来结合。三皇、五帝既经一定不可信，万无维持其偶像之理。我要顺从 “学者的讨论是可以的”这一句话，所以把三皇、五帝的成分细细地加以分析，把三皇、五帝的演化的历 史详详地说明。自从民国十八年，我由广州回到北平，即本此志愿，搜集材料。在这一年燕京大学的中国上古史 讲义裏，把东周至东汉的人们对於古史系统的观念理出一个頭绪。其中五帝部分，十九年重加修 正，发表於清华学报，命题为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可惜只写得半篇，便因病因事没有續下。三 皇一部分，则於二十一年夏天，在妙峯山金仙庵中增改一过，分出章节，就是这一册书。因为三皇太一 的问题，自从道教起来之后又增加了多少故实，而道藏分量太多，我的生活已不容我一册一册的翻看， 所以这册三皇考没有写成。到二十二年，我想宕着总不是辦法，就请北京大学史学系同学杨拱辰先生 （向奎）代我續下。到二十三年春间，他写成了，便交哈佛燕京学社，编入燕京学报专号。那时燕京大 学历史学系同学翁独健先生正在编辑道藏子目引得，又请他校对了一回。本来此书在这年秋冬间即 可出版，不幸我的继母病逝，我奔丧南旋，此事遂尔搁置。直至去夏北行，始经改定付印，到现在刚得 出版。综计这书从起草到印出，前后经历七年，时间不为不久。然而这七年之中，是我们中华民族处 境最艰屯的时候，时时处处受着强烈的刺戟，只要这个人是有爱国感情的，他就没法安心做事，研究的 工作哪裏谈得到！所以，这本书还是写得粗糙。将来倘徼天之幸，我们有安安稳稳坐在学院裏研究古 史的一天，我很希望把这本书重新写过。唉，不知今生今世会不会有这樣的福气？我们非常欣幸，得到国立浙江大学教授钱琢如先生（宝琮）的合作。钱先生是数学史专家，兼通天 文学，著有中国数学史等书。一二八之变，我適省亲在杭，江、浙道路阻绝，只得留住数月，在这时期 中，就常常和钱先生会面。谈到三皇太一的问题，彼此有同心之契，我既曾搜集了神话的材料，他也曾 搜集了天文的材料。当下我便请他写一篇太一考，登入燕京学报。去年我因为母葬南旋，又和他往返 了多次。我就把三皇考稿本送去，请他改正，承他答應了。本篇第二十二章太一的墮落，二十三章太 一下行九宫及一十六章河图与洛书，改作的地方尤多。他並且允许我的要求，把太一考作为本书的附 录。感谢之情，真是非言可表！批评，我就请他做 童丕绳先生（书业）上年来北平，专心研究古史，见到此稿，很高兴，说要写一篇 序，序中多承指正。他主张把近时人讨论这问题的作品一起收入，我们表示赞同，就将蒙文通先生、缪 赞虞先生（凤林）的文字彙合编为附录，藉便读者勘证。童先生又转请冯伯平先生（家昇）把日本学者 是杨先生的原稿，经童先三篇三皇研究的文字作为提要，也编入附录。三皇太一传说演变略团一幅， 生改作的。我们敬谢谢他们诸位的好意！三皇问题，这本书固然没有写好，但演变的规模已大略具备，这问题可算是解决了。这问题之所 以能解决，全由於这传说起得晚，让我们看清楚其中的机構。五帝问题就没有这樣容易。“五帝”的集 合名词固然起得也不早，但这五位帝王各有其深长的历史，有的商代已有，有的两周已有，而且也许一 人化作两人（如喾与舜），那时的史料零落不完，无法寻出其演变的系统，所以只能作为一个悬案。我 以前作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也只说秦、汉间的五帝而没有说殷、周间的五帝。三皇问题與 殷、周无关，只是秦、汉以来宗教史的问题而不是古代史实问题，所以容许我们作这原原本本的说明。 这正如伪古文尚书出於魏、晋，它所引用的材料大都存在，容易啓人怀疑，因此，虽有经典的权威，终为 可是一十八篇专於春秋、战国，编定於汉初，可供研究的材料太少了，我们虽有好 明、清学者所打倒。 后人复有上书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黄帝用一枭破镜，冥羊用羊，祠马行用一青牡马，太 一泽山君地长用牛，武夷君用乾鱼，阴阳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领之如其方，而祠於忌太一壇旁。 这文裏的太一泽山君，不就是天主、地主的變相吗？阴阳使者（汉书注［孟康曰：陰阳之神也”），不也 就是阴主、阳主的化身吗？第二：泰一来源的另一段材料。关於泰一问题，本文也漏掉了一段材料，那便是荀子裏所说的“五 泰”。荀子赋篇说：有物於此，虫虫兮，其状屡化如神……臣愚而不识，请占之五泰，五泰占之曰：“……夫是之谓 蠶理。”）蠶）这五泰他书裏没有见过，或许就是泰一的分化（道教裏的太一五神，和张衡灵憲、帝王世纪裏的五种 “太”的来源，一部分或即由此）。杨倞注说“‘五泰’，五帝也”；案之下节云“臣愚不识，敢请之王”，王与 帝相对，则释“五泰”为五帝也还不算错（不过他以这五帝为少昊、顓顼、高辛、唐虞，则是大错）。那末泰 一非但做过三二皇”，他还曾做过“五帝”哩（这裏的五泰是神是人看不清楚）。又荀子礼论篇也有“太 一”，是大道的意思，这与道家所说的“太一”相近。第三：燧人、祝融列入“三皇”说的来源。本文質问纬书的作者道：“燧人和有巢本来是联带的，为什 么只请燧人入‘三皇’而把有巢扔在一边，不理他呢？而且用了什么理由，知道他的次序应在伏羲之 后，神农之前呢？”（第一六节）这个質问，我可以代纬书的作者答覆，便是太皞、燧人连称见於荀子，正 论篇说“何世而无嵬，何时而无琐，太皞、燧人莫不有也”：玩其语意，是以太皞、燧人为最古的帝王，他 们的地位正與三皇相当。成相篇说“文、武之道同伏戲”；这是说近如文、武，远如伏羲，他们的道仍是 一樣可见伏羲也是最古的帝王。在这一点上，太皞很有同伏羲併家的可能（但是拿太皞同伏羲两个名 词连起来，称做什么“太皞伏羲氏”，那一定是刘歆们捣的鬼！逸周书太子晋解也说“自太皞以下至于 尧、舜、禹，未有一姓而再有天下者”；这篇书不甚可靠，故此处不引作证）。又庄子繕性篇也以燧人、伏 羲放在神农、黄帝之前。至乐篇並说“言黄帝、尧、舜之道，而重以燧人、神农之言”；可见燧人是在神農 前的。纬书的作者把燧人接伏羲，扔去有巢，而连数神农为三皇”，他们的根据是荀子和庄子。至白 虎通等书请祝融坐“三皇”的宝位，著者们也疑它没有根据，其实这也是有相当的根据的。庄子胠篋篇 列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 神农之前，这就是为至德之世；在这个太古帝王的系统中，祝融氏居然也得备员其中，位置且在伏羲、 “三皇”裏的祝融氏的来源；可惜他们把祝融、、伏羲的前后位次颠倒了。第四：有人名的“三皇”的第四说。有人名的“三皇”，除（1）伏羲、燧人、神农，（2）伏羲、女娲、神 农，）3（伏羲、祝融、神农三说外，还有伏羲、共工、神農的第四说（这说三皇的次序想来如此），见刘恕 通鑑外纪引或说。这一说似是从刘歆世经的古史系统来的。世经以伏羲为木德，神农为火德，而廁一 闰水的共工於其间；作“三皇”第四说的人，他感觉“三皇”本来只有二皇，他想“那一皇怕是闰统罢”，所 以便把“霸九有”的共工氏给凑上了数。第五：本文说“）王肃）有两个主张：第一是没有所谓‘五精感生’说，第二是不承认五帝之外再有 五天帝”）第一七节）。这末了的一句话似稍有语病。因为我们知道王肃以天上的五帝为五行之神，天 之辅佐（这仍跳不出谬忌的圈子）称为“五帝”；明王死而配五行，故亦称“五帝”：那末他並非不承认有 五天帝了。所以这句话若作“不承认有所谓‘六天’”，似稍妥帖。第六：本文说鹖冠子裏的泰一即是九皇（第七节），这似乎是错误的。因为鹖冠子泰鸿篇明明说泰 皇问泰一曰”）注“泰皇、盖九皇之长也”）……又说“泰一……九皇受傅”；泰录篇也说“泰一之道，九 皇之傅”；则泰皇即是九皇（或是“九皇”之一）。九皇是学於泰一的，泰一是九皇的师傅；九皇与泰一是 二非一（至所谓“九皇殊制，而政莫不效焉，故曰泰一”，这也是说九皇之政效於泰一，泰一为殊制的九 皇所效，所以称作泰一。这段文义很是顯明）。第七：庄子天運篇裏的“三皇”似乎是“三王”的误文（缪凤林先生说，见中国通史纲要第一册页一 六三一六四，这層颉刚师从前好像也提出过的）。又天運篇裏又有“上皇”，其文云“天有六极五 常，帝王顺之则治，逆之则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备，监临下土，天下戴之，此谓‘上皇’”；楚辞裏的神的 “上皇”在这裏也被人化了。 第八：左传“三墳五典”语是刘歆们所竄入，我还有一个证据，便是左史倚相在国语中是个賢人，他 能止司马子期的以妾为内子的乱伦行为（楚语上），王孙围又称他为楚国之宝（楚语下）；在左传这节裏 他卻变成一个被贬的人物了，他成了这件故事的犧牲品了。 上面把我的一点膚见说完，此下略略叙述“三皇”辨伪的历史： “三皇”这三尊偶像，在历史上说来，本来是不值一驳的东西；所以一般稍有历史观念的学者早就 对它不信任了。宋代以来，儒者们理智进步，对於“三皇”一名，便有持极端怀疑態度的了。刘恕通监 外纪说：六经惟春秋及易、彖、象、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仲尼所作，诗、书，仲尼刊定，皆不称“三 皇”“五帝”“三王”。……六韬称“三皇”，周礼称“三皇五帝”及管氏书皆杂孔子后人之语，校其岁月， 非本书也。先秦之书存於今者：周书、老子、曾子、董子、慎子、邓析子、尹文子、孙子、吴子、尉缭子皆 不言“三皇”“五帝”“三王”。论语、墨子称“三代”。左氏传、国语、商子、孟子、司马法、韩非子、燕丹子、 称“三王”。穀梁传、荀子、鬼谷子、亢仓子称“五帝”。亢仓子又称“明皇圣帝”。……惟文子、列子、庄 子、吕氏春秋、五经纬始称“三皇”。鹖冠子称“九皇”。案文子称墨子，而列子称魏文侯，墨子称吴起， 皆周安王时人，去孔子没百年矣。艺文志鹖冠子一篇……唐世嘗辨此书后出，非古鹖冠子；今书三 卷十五篇，称剧辛，似与吕不韦皆秦始皇时人，其文浅意陋，非七国时书。艺文志云文子，老子弟子， 孔子並时，非也！庄子又在列子后，与文、列皆寓言，诞妄不可为据！秦、汉学者宗其文词富美，论 議辨博，故競称“三皇五帝”，而不究古无其人，仲尼未嘗道也。……讖纬起於哀、平间……名儒以为 祅妄，乱中庸之典。司马迁、孔安国皆仕汉武帝，迁据穀梁传、荀卿子等称“五帝”，不敢信文、列、庄 子、吕氏春秋称“三皇”。……孔安国为博士，考正古文，独见周礼，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左传云 左史倚相“能读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安国以周礼为古文，而不知周礼经周末秦、汉增损，伪 妄尤多；故尚书序云：“伏羲、神農、黄帝之书谓之三墳；少昊、顓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孔颖 达云：“三墳之书在五典之上，数与三皇相当，墳又大名，与皇义相类，故云三皇之书；……”此皆无所 稽據，穿金妄说耳！……秦初併六国，丞相等议帝号，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 上尊号，王为‘泰皇’；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乃知秦以前诸儒或言 五帝，犹不及三皇，后代不考始皇本纪，乃曰兼三皇、五帝号曰皇帝，误也！……（卷一）刘恕是崔述前的一个谨严的史学家，他折衷於所谓“仲尼之言”，悍然断三皇、五帝为古无其人。他把 古书清理了一下，悍然断凡称“三皇五帝”的都是晚出之书，诞妄之说。他连周礼都割棄了，不能不说 他有相当的勇气。他把三皇的时代移到战国以后，太古的偶像已被他根本推翻了。在刘恕以前，固然 已有怀疑三皇的人，但总没有像他这樣徹底的；如他同时人司马光的稽古录道： 伏羲之前为天子者，其有无不可知也。如天皇、地皇、人皇、有巢、燧人之类，虽於传记有之，语 多迂怪，事不经见。（卷一）他虽也怀疑伏羲之前的为天子者，但终不敢断定地说“古无三皇”，他远不及刘恕的勇敢。 到了清代，考证学大昌，当一般经师正在迷信汉人的经说，大开倒车之际，卻有一位头脑极清醒的 辨伪大家起来；这个人便是崔述。崔述在他的補上古考信录裏力闢“三皇”说之谬道： “三皇五帝”之文见於周官，而其说各不同：……后之编古史者各从所信，至今未有定说。余 按：书云“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皇帝清问下民”，是帝亦称“皇”也。诗云“皇王惟辟”，“皇王烝哉”， 是王亦称［皇”也。书云［惟皇作极”，又云“皇后憑玉几”，诗云［皇尸载起”，又云“獻之皇祖”，传云［皇 祖文王”，又云“皇祖伯父昆吾”，离騒云“朕皇考曰伯庸”，然则“皇”乃尊大之称，王侯祖考皆可加之； 非帝王之外别有所谓“皇”者也。且经、传述上古皆无“三皇”之号，春秋传仅溯至黄帝，易传亦仅至 伏羲，则谓羲、農以前别有“三皇”者，妄也！燧人不见於传，祝融乃顓顼氏臣，女娲虽见於记，而文亦 不类天子，则以此三人配羲、农，以足“三皇”之数者，亦妄也！……伪孔传书序云：“伏羲、神农、黄帝 之书谓之三墳；少皞、顓顼、帝喾、尧、舜之书谓之五典；其意盖以墳为“皇”书，典为“帝”史，然黄帝以 “帝”称而反为“皇”，名实迕矣！……盖“三皇五帝”之名本起於战国以后，周官后人所撰，是以从而 述之。学者不求其始，习於其名，遂若断不可增減者；虽或觉其不通，亦必别为之说以曲合其数：是 以各据传说互相诋諆。不知古者本无“皇”称，而“帝”亦不以“五”限，又何必夺彼以与此也哉！ （前论）史记秦本纪云“古者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河图及三五历称：“天皇氏十六头……地 皇十一头……人皇九头……”后世序古史者往往採之；以余观之，谬莫甚焉。传曰“上古结绳而 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世又传仓颉始作书契，然则书契之起於羲、农以后，必也；羲、农以前未有 书契，所谓“三皇”“十纪”帝王之名号，后人何由知之？……夫尚书但始於唐、虞，及司马迁作史记乃 起於黄帝，谯周、皇甫谧又推之以至於伏羲氏，而徐整以后诸家遂上溯於开闢之初，岂非以其识愈 下，则其称引愈远；其世愈后，则其传闻愈繁乎！且左氏春秋传最好称引上古事，然黄、炎以前事皆 不载，其时在焚书之前，不应后人所知乃反详於古人如是也！（本文）他说“皇本是尊大之称，非帝王之外别有所谓“皇”。经传述上古统没有“三皇”之号，所以说羲、农以前 别有“三皇”那是妄谈！燧人、祝融、女娃们都够不上“三皇”的地位，所以以此三人配羲、农以足“三 皇”之数，也是谬妄！至伪孔传、书序以黄帝为“三皇”，名实相迕，也不足據。三皇、五帝之名氏是战国 以后人所杜撰，周官是后世的伪书，所以从而述之。况且书契起於羲、农以后，所谓“三皇”“十纪”帝王 的名号后人何从知道？后人所知反比古人为详，这是“其识愈下则其称引愈远，其世愈后则其专闻愈 繁”的一条史学公例。他的话驳得这樣有力，不知当时人何以还不觉悟？ 崔述以后辨斥“三皇”之说的有康有为、崔適等。他们以为“三皇”之名只是刘歆们臆造出来的，凡 是古书上说“三皇”的文字都是刘歆们所竄改。他们的话著者们已引入本文中，加以辨正，现在不赘 述了。在近人中辨“三皇”说的伪最力的人，據我所知道的有三位大师。第一位便是本文的著者顾颉刚 先生。颉刚师在他的名著古史辨第一册裏说：从战国到西汉，伪史充分的创造：……自从秦灵公於吴阳作上时，祭黄帝……经过了方士的鼓 吹，於是黄帝立在尧、舜之前了。自从许行一辈人擡出了神农，於是神农又立在黄帝之前了。自从 易击辞擡出了庖犧氏，於是庖犧氏又立在神农之前了。自从李斯一辈人说“有天皇，有地皇，有泰 皇，泰皇最贵”，於是天皇、卋皇、泰皇更立在庖犧氏之前了。……自从汉代交通了苗族，把苗族的始 祖传了过来，於是盤古成了开天闢地的人，更在天皇之前了。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 徵知道的古史越多。汲黯说“譬如积薪，后来居上”，这是造史很好的比喻。（页六五，与钱玄同先生 论古史书）这就是所谓“層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这观念是导源於崔述的）。三皇是这層累裏的第二層。在此 以后，颉刚师曾编著了一种初中本国史教科书，因为裏面没有照通常的例叙说“三皇五帝”，犯了维持 道统的人的忌，他们用了政治上的力量压迫颉刚师，把这本书销灭了。哪裏知道不久便有第二第三怀 疑三皇、五帝说的人起来，那便是经今文学大师廖季平的高足蒙文通先生，和我们的右翼骁将缪凤林 先生。蒙先生说：谷永言“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师古曰“‘三’谓三皇，‘五’谓五帝”；则“三皇、五帝之说起 自晚周，汉师固已言之也。郊祀志有梁巫、晋巫、秦巫、荆巫，晋巫祠五帝；亳人谬忌奏祠泰一方曰 “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是五帝本神只。……郑玄以“太一者，北辰之神名”，宋均谓是“北 极神之别名”；是北辰之神一，而五帝之神佐之。武帝时人有上书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 一：天一、地一、泰一”；是天地之神又並北辰之神而三。秦博士言“古者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 皇最贵”；则“三皇”之说本於“三一”；五帝固神只，三皇亦本神只；初谓神不谓人也。 他首先探讨“三皇”的来源，他以为“二皇”的娘家是“三一”（先有“太一”然后有“三一”）。他们本来是神 而不是人。他接着说：撮周、秦书之不涉疑伪者而论之：孟子而上皆惟言“三王”，自荀卿以来始言“五帝，庄子、品氏 春秋乃言“三皇”。以陆德明之言考之，则庄子书亦多有非漆圆作者杂出其间。则战国之初惟说“三 王”，及於中叶乃言“五帝”，及於秦世乃言“三皇”。 这是蒙先生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再看下去，他说： 五帝”说始见孙子，“三皇”说始见庄子；岂“三五”皆南方之说，駴子取之而别为之释，乃渐徧于 东方北方耶？他以为“三皇五帝”之说皆起於南方，后乃传到东方北方的。他的结论是： 帝固独贵之神，今乃有五，则不能不有尤贵者焉。周官春官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 祀五帝亦如之”则“五帝”之外别有“上帝”。“五帝上帝”之说，自三晋始也（蒙先生以周官为三晋人 所作）。又一变而为“泰一”，为“三一”，为“三皇”，又去古义益远也。（古史甄微一） 他这个議论虽然有些倒果为因（因为我们知道周礼是王莽的书，五帝上的那位上帝正是泰的七身 而武帝寺的 三一也正从三皇之说脱化而出），但在他以前没有人像他这樣把“三皇”徹底研究过，所以 他的劳绩是不能完全湮没的。此后他又说“三皇”之说既起，又以古之王者配“三皇”。“三皇”之兑未 定，而“九皇”之说又起。“九皇六十四民”在秦本属雍廟，入汉亦为古之王者（同上古史甄微一）。他以 “九皇六十四民”本是秦雍廟所祀的神，到汉也变成了古之王者，这个提议，虽然我们还不敢断定它可 靠与否，但也是值得注意的（蒙先生从皮鹿门说读郊祀志“雍有……九臣十四臣……之属”的［九臣十 四臣”为“九皇之臣”“六十四民之臣”）。对於“三皇”的起源，与蒙先生持相反的说法，而各得一部分真实的，便是缪凤林先生。缪先生素 来是以“信古”著名的，但他也不是一味的迷信古初；他实在受崔述的影響很大，他只是一个儒家 正统派的古史学者。他曾说过“其世愈后，传说愈繁，古史之内容亦愈丰富”；“孔子订书始于唐、虞，传 易则言义、农、黄帝时事，然但因事及之，未尝盛有所称述也；自余诸子皆以铺张上古为事，汉儒杂取其 书以为传记，故伏生、董子之书其博古皆非孔子所及，马迁史记观其自序亦欲继儒家之正统者，然所採 已杂；……盖自儒者习闻百家異说，採之以益经，流传既久，学者不复考其所本，以为其事固然，於是儒 者……学者……皆不知儒家所传之史矣”等话（中国通史纲要第一册页一五○及页一五四），这都是同 崔述一鼻孔出气的。他确也有些“疑古”的精神（他的中国通史纲要第一册唐、虞以前的古史题为“传 疑时代”，“上古之传说”）。他对於“三皇”说的意见是：“帝”为上帝之称，而“皇”初无天帝或帝王之义；，以君释“皇”，后起之义。……“三皇”之说盖起於 道家理想之世之具体化。道家不满现世，冥想古初，（案儒家何独不然？）老子尝言“失道而后德，失 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以－道”“德”“仁”“义”观世之隆污，而“道”“德”之世有理想而 无君。庄子始以容成、大庭、赫胥等氏为至德至治之世。在宥篇广成子曰－得吾道者，上为皇而下为 王”；又以“皇”为得道之君之称号。盖管子尝称：“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谋得兵胜者霸”：以“皇”“帝”“王”“霸”代表历史退化之四时期。古代尚“五”复尚“三”，“霸”五，“王”三，“帝”又为五， “皇”之说起，遂亦冠“皇”以“三二”。以周官言“外史掌三皇之书”观之，其说或兴於庄子前。然庄子书 言“三皇”者，疑皆“三王”误文。公羊襄二十九年注又引孔子曰“三皇设言民不违，五帝画像世顺机”： 语出纬书，更不足辨。吕氏春秋贵公“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万物皆被其泽，得其利而莫知 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盖至秦人而“三皇”乃确定，道家理想中之太古为上古史之首页矣。缪先生以为“三皇”之说起於道家。在老子时还只有一种空洞的太古理想。到庄子时太古史上纔有容 成、大庭、赫胥等名号。而帝王之义的“皇”字，也始见於庄子和管子。因为古代尚“五”复尚“三”，所 以“霸”有五个，“王”有三个，而“帝”又是五个，“皇”说一起，便也不得不冠“皇”以“三”数。“三皇”之说 是确定於秦人的，於是道家理想中的太古，便變成上古史的首页了。他这段议论很覈实，我们只能相 当的承认。他接着又说：吕覧不言何者为“三皇”，秦博士则曰“古者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史记秦始皇本纪）；此天 皇、地皇、泰皇疑即吕覧之“三皇”。汉书郊祀志（案蒙、缪二先生不引史记封禅书，而引汉书郊祀志 之文，岂信崔適辈之说，以封禅书为有可疑邪？其实封禅书甚可信，崔氏辈之疑未是）言太一，又言 天一、地一、泰一，皆古天神；近人或言泰皇之说本於泰一，“三皇”之说本於“三一”，其始亦为神，后 乃为人（蒙文通古史甄微说）。考先秦之神虽有以“皇”名者，然无“三皇”之神。周官有人之“三皇”， 而无神之“三皇”。郊祀志记秦一统后祀典最详，亦无“三皇”之祀。惟齐有天主、地主等“八神”，或言 天皇、地皇或由天主等转变。然神以天为尊，“三皇”苟为神，当曰“天皇最贵”，而秦博士言“泰皇最 贵”，又上秦王尊号为“泰皇”，故知其为人而非神矣。“泰一”之名始见荀子礼论，庄子亦屡言之，与 易传“太极”义略同，初不谓神。楚人以“太一”为神名，亦不谓上帝。日人津田左右吉太一说考之甚 详。汉世“泰一”“三一”之祠於古无徵，疑皆由“三皇”之说而出。武帝迷信神只，“而海上燕、齐怪迂 之方士多更来言神事”，以汉祀五帝，而三皇在五帝前，秦人又谓“泰皇最贵”也，故“谬忌奏祀泰一 方曰‘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矣。谬忌仅取泰皇言泰一而不言天皇、地皇也，故“其后人上书 言‘古者天子三年”用太牢祠三一：天一、地一、泰一’”（皆见郊祀志）矣。是则“三一”之说本于“三 皇”，泰一之说出自泰皇；“三皇”初谓人，不谓神也。（中国通史纲要第一册第三章［二］四七节） 缪先生反对“三皇出於三一”之说，他有三项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先秦及秦统一后皆无“三皇”之神。这 条理由欠充足，因为“三皇”固然是人而不是神，但这人儘可由神变化而来。第二个理由是古无上帝的 “泰一”。这一说也不大对，因为楚辞称东皇太一为“上皇”，“上皇”就是“上帝”的变文（参看本文第三 节）。况且即使楚辞九歌裏的“太一”不是上帝，同时也儘可有上帝的“太一”存在。第三个理由是汉世 “泰一”“三一”之祠於古无徵。这个理由便比较的站得住了。因为“三皇”之说若果由“三一”出，则“三 一”之祀当古已有之，为什么谬忌奏了一“一”，而忘了那两“一”，要叫其后人再来補奏呢？这分明是方 士们斗奇争巧的玩意儿，蒙先生实在被方士们瞒过了也，缪先生的举发是对的！至於他反对的或说， 以天皇、地皇为由天主等转变而来（观史学杂志所载缪先生三皇五帝说探源一文，知此即缪先生自己 之说），倒是不错！缪先生说神以天为尊，“三皇”苟为神，当曰“天皇最贵”，不应曰“皇最贵”。这个質 问，我们可分两層答覆：第一是泰皇之说当出於东皇太一，东方於五行中属木，四时中属春，行次皆最 先。所谓“帝出於震”，在五行说支配下的宗教，东皇太一焉得不成为天神中的最贵者？第二是“太一 是“道”的化身，“道”驾“天地”，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人法 地，地法天，天法道。”又说“道生一，一生二”；这“一”即是“太一”，等於“太极”，“二”等於“两仪”，也就 是“天地”（吕氏春秋大乐篇说“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注“‘两仪’，天地也”），泰皇的高於天、地 两皇，犹之乎“太极”的高於阴阳两仪。何况“太“（泰）字又本来是一个崇高尊贵的称号呢！（本文著者 说，见第五节。）“三皇”问题就这樣结束了。“三皇”的来源问题是蒙文通先生首先提出的。缪凤林先生補正蒙先 生的意见（史学杂志第一卷第五期载有蒙先生与缪先生的通信，题目就是“三皇五帝说探源”；这两封 信便是本文所引两先生论著的前身），他那段“三皇”略论（中国通史纲要第一册三皇之传说与帝皇之 混合）简直就是本文十万言考證的缩影；在本文未出世以前，是要让它独霸“三皇问题”的论坛的。至 著者们的这篇十万言的论文，详博得未曾有，当然无疑地更是本问题的一个最后的大结帐！（本文与 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都是由颉刚师的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改编成的。那讲义是民国十八年度 所编，並记於此。）二十四，十二，五，童书业。：：：：：：：：：：：：：：：：：：：：请读片断：可是，历史的压力总是重的。西汉一代，太一的权威何等强大王莽纵费力立出新系统来，究竟摆 脱不了这个习惯，所以在他的传中又有下列数事：五威将乘乾文车，驾坤六马，背负鷩鸟之毛，服饰甚伟。每一将，各置左、右、前、后、中帅，凡 五帅，衣冠、车服、驾马，各如其方面色数。将持节称太一之使，帅持幢称五帝之使。莽策命曰：“普 天之下，迄於四表，靡所不至！”（传中，始建国元年） 六年（天凤）春，莽见盗贼多，乃令太史推三万六千岁历纪，六岁一改元，布天下。下书曰：“紫阁 图曰：‘太一、黄帝皆僊上天，张乐崑仑、虔山之上。后世圣主得瑞者当张乐秦终南山之上。’予之不 敏，奉行未明，乃今谕矣。……”（传下） 七月（地皇元年），大风，毁王路堂。复下书曰：……昔符命文‘立安为新迁王；临国雒阳，为统 义阳王。……伏念紫阁图文’，‘太一、黄帝皆得瑞以僊，后世褒主当登终南山’。所谓‘新迁王’者，乃 太一新迁之后也。‘统义阳王’，乃用五统，以礼义登阳，上迁之后也。……其立安为新迁王，临为统 义阳王，几以保全二子。……”（传下）这第一则五威将帅的制度即是武帝时泰一壇的制度。第二、三则所述紫阁图文，谓太一与黄帝皆仙而 上天，与武帝时公卿所述泰帝事相近，太一亦人王，且在黄帝前。即此可证泰帝即是太一。而太一的 神人之邮，也给紫阁图打通了。 一四太一的消失太一和三皇好像是迴避似的。当太一势力高张时，不听得有人提起三皇；到王莽时，三皇又擡头 了，太一卻渐渐退让，终至於隐去了。但这是偶然的一件事，並非太一与三皇有一起一伏的必然关係。 要明白它的原因，须把武帝以后的泰畤情况先看一下。 汉书郊祀志记宣帝时事，云：十二年（元康四年，前六二），乃下诏曰：“盖闻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礼也。间者上帝 之祠阙而不亲，十有馀年，朕甚懼焉。朕亲饬躬齐戒，亲奉祀，为百姓蒙嘉气，获丰年焉。” 明年（前六一）正月，上始幸甘泉，郊见泰畤。数有美祥。修武帝故事，盛车服，敬齐祠之礼，颇 作诗歌。其三月，祠后土。 汉书宣帝纪神爵四年（前五八）：春二月，诏曰：“迺者凤皇甘露降集京师，嘉瑞並见，修兴泰一、五帝、后土之祠，祈为百姓蒙祉 福。……齐戒之暮，神光顯著。薦鬯之夕，神光交错，或降于天，或登于地，或从四方来集于坛。上帝 嘉饗，海内承福。其赦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