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承担的198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全书共有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元、明、清十卷。《夏商社会生活史》系其第一卷。本书为《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书系》中的一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重点科研项目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之一种，立足于文献、古文字研究和考古发现的最新进展，深入系统考察了夏商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内容细括环境、居宅、邑聚、人口、婚姻、交通、饮食、服饰、医疗保健、宗教信仰等，史料翔实，视野开阔，题材丰富，方法审慎，见解新颖，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著。本书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书系”的开卷。除极少的文献外，作者主要利用田野考古“新材料”和对甲骨文字的诠释，兼溯史前社会，旨在感知和捕捉夏商历史进程中的社会生活运作体系，对诸如居宅人口、婚姻、交通、饮食、服饰、农业礼俗、人生俗尚与病患医疗、宗教信仰、文字与文体都做了全面、系统、深入的揭示。以求在深度、广度、容量、层次、意境、视野上还史前及“三代”的本来面目。全书图文并茂。

本书为“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之一。其中，《庚巳编》共十卷，系际粲早年所撰笔记。其内容大都为奇闻异事，因果报应之类，其文“雅健典则”，颇有可观者。《客座赘语》亦为十卷，明代顾起元撰。其内容皆为南京故实及诸杂事，多方面反映了明代中后期南京的历史面貌，不仅富有特色，且较有价值，可稍补史乘之阙。

本书是"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之一。收入三位明人所著史料。其中《贤博编》一卷，是作者游吴越、燕赵等地之笔记，对研究明中叶江南地区社会经济、民族关系等方面，提供了一些史料；《粤剑编》四卷，对研究明中叶广东地区政治时事、社会习俗、山川物产、古今遗蹟提供了许多史料；《原李耳载》二卷，主要记载明末清初山西太原等地区政、经及社会习俗、士大夫言行。

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缪文远君，治先秦史多历年载，于《战国策》致力尤深。勤荛博采，研精覃思，既已撰著《战国策考辨》、《七国考订补》，由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先后刊行间世矣；近又董理积年旧稿，对《战国策》全书校勘疏释，成《战国策新校注》，将付巴蜀书社印行。缪君持书稿相示，余读而善之，因书其端曰：自东汉高诱注《战国策》，其后宋姚宏、鲍彪，元吴师道，均有校注。清人治《战国策》撰著成书者亦不下数家，其中固多精言正解，然亦不免疏误缺失，此固由于研虑不周，而凭藉不足，参证无从，亦一因也。缪君校注此书，既博览前人疏释考证之作，择善而从，又莧采晚近出土之竹简、帛书、铜器、石刻，与文献参稽互证，细心研寻，遂能发覆纠谬，度越前修。此固由缪君用力精勤，抑亦时代之赐矣。兹就释事、释人、释地、释官、释文辞诸端举例以明之。释事者：（齐策一，邯郸之难章》载魏攻赵邯郸，齐军救赵，败魏于桂陵事。《战国策新校注（修订本）》取银雀山所出《孙膑兵法》以印证之，较《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所记更为本末详尽。又《秦策二》医扁鹊见秦武王章）载扁鹊以石为秦武王医疾事。《战国策新校注（修订本）》取山东出土之汉画像石“扁鹊针灸行医图”（此石今藏曲阜孔庙内）加以证释，其事益明。释人者：《中山策》载司马惠相中山，旧注于司马意但言其为中山臣。《战国策新校注（修订本）》取《吕氏春秋，应言》载墨者师与司马喜（喜与愚古通用）于中山王前议兴兵攻燕事，证以河北平山所出之中山器，知此司马喜实即《中山王鼎》铭文所言“奋桴振铎”亲率三军攻燕之中山相邦司马〈贝用〉。又《战国策》多记奉阳君事，其人亦见《史记》。但此奉阳君为何人？与李兑是否一人？众说绘纭，迄无定论。《战国策新校注（修订本）》证以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第十二章，奉阳君自称其名为“捝”，“捝”即“兑”字，则奉阳君与李兑为一人明矣。

《宫女谈往录》晚年生活禹中心，详细地叙述了她的起居、燕游。害中的宫士何荣儿十三岁追宫，由慈禧指婚，十八岁许配络光绪帝的贴身太监而出宫．婚棱不到一年，通过李莲其说情，又再次遣宫，在储秀宫内当宫女连八年之久，车禹西太后敬蝈，并曾随西太后西逃。作者金易先生早年就续于北京大学，丛知堂老明小品。在《宫女谈往录》他用地道的老北京方言记录了官女何蒙儿讲述的晚清宫延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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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原书复印：本书是一部诉讼判决书和官府公文的分类汇编，是研究宋代，特别是南宋中后期社会史、经济史、法制史的珍贵资料。

唐代是杂史、传记、故事、小说极为发达的时期。这类作品，比之南北朝时的《世说新语》之类著作，文笔的潇洒雋永或有逊色，而情节的丰富曲折或有过之。因为唐代的修史之风很盛，所以这一时期的笔记小说对历史事件的记叙也就更为重视。这类书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原始资料。此书就是综采五十种书中的材料分门别类而编成的，是一部少而精的小说总集。其所依据的五十种原书，绝大多数是唐人的著作，为研究唐史提供了较为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这五十种书，亡佚的已有二十种之多，即使流传下来的书，也与原书有较大的差异，此书能较为接近原书的面貌。本书的校对整理，以武英殿珍本为底本，并参照守山阁丛书本等多种本子进行了校勘、注释。

康有为推崇董仲舒，将《春秋繁露》中的主要内容，按题摘录汇编，并附以自己的按语，借此阐发《春秋》公羊学微言大义，作为他论证孔子改制思想的重要依据。此书于1896年由其弟子助编而成，这次整理即据此初刊本。

凡此诸说，皆不可以同天解之，是以稽古为考古，两汉诸儒皆无共义。贾、马、王肃说为顺考古道，今文家说蓋亦相同，惟郑君解为同天，正义云用尚书纬说。纬书多同今文，似亦今文共义狶与汉人所引稽古之义皆不相合。孙星衍以郑君同天之解为解学尧“帝”字，非解稽古，其说近是。或正义误引郑注欤？帝尧璇玑钤曰：“帝者，天号；王者，人称。在政不私公位，称之曰帝。”乐稽耀嘉曰：“德像天地帝，仁义所生为王。”风俗通皇霸篇引尚书大传说云：“尧者，高也，饶也，言其隆兴焕炳最高明也。尚书传自伏生，其徒歐阳、夏侯，西京立学宗，习徧天下。溯龙门著记，虎观讲经，迄於熹平所刊，一以今文为主。雖其间有史公杂采之说，有三家歧出之说，要皆截然不紊，考迹可知。古文肇出鲁壁，不列学官，盛於新莽，微於中兴。厥后杜、卫、贾、马赓续倡和，若故为今文树之敌者，而其从来亦远矣。夫经义不窮，引而日新，学涂众趋，则材高者激而返古，理势固然，无足怪者。汉书稱今文徒众，或善修章句，或增多师法，未嘗不各自为说。若古文当日之不泯，亦非獨文字古也。史迁从孔安国问故，明孔氏嘗为故矣。迁书载尧典诸篇，多古文说，是古文有说矣。桑君长名传古文，其言散见地志、水经，与今文不同者，皆可决其为古文说。刘歆又从而推演之。如莽立六宗、建三公，及三统曆言文王受命、武王克殷之年，显背今文，由歆创说，此可以意定者。而必谓古文义说尽出於歆，或不其然。自郑君以汉末儒宗，杂糅今古，为书学一大变。东晋伪经传出，茫昧千年。本朝硕学朋兴，今古文界域始明，而亦因之。曲阿高密，强仞今文，蔽一。尊尚古文，故抑伏传，蔽二。不信史记，摈斥旧闻，蔽三。皮君鹿门治尚书最精，嘗为大传疏证、古文冤词平议二书行世矣。近复以今文尚书考证视余，其条理今文，详密精審，兼诸大儒之长，而去其蔽。后之治今文者，得是编为前导，可不迷於所往。余读君撰箸，每有鍼芥之合。惟於論古文义说，反求於心而未能释然，序君书，因併出所见相质，窃附於诤友之义云。光绪二十三年岁次丁酉月正元日长沙愚弟王先谦谨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