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史》分“正文”、“考证”两部分，正文部分约十六万言，考证部分预定三十万言；正文用叙述体（必要处也参考证），文字以浅显为主，除必不得已处，不引原文。考证部分拟仿崔东壁《考信录》的体例，定名《春秋考信录》（可作为《考信录》的续编看），与正文可分可合。这考证部分的材料已大致搜集完备，正拟着笔，而时局人事都不允许我在短期内完功，只好暂时搁置了。好在正文本是独立成书的，先行出版，亦无不可。正文中只有第一章有附注，这因第二章以下都另有考证，为免除重复起见，所以从略（考证部分既定名为《春秋考信录》作为崔氏《考信录》的续编，则春秋以上便不必追述，所以只得把这部分的考证附在正文中作注。因本是考证而不是注，故稍嫌繁琐；其用文言文写，也因此故）。我向来主张：凡著通史，每一件大事都应该详其来龙去脉；每一个时代的前后关系，不可割断。为贯彻这个原则，所以《春秋史》以春秋的历史为中心。而附带述及太古至西周（愈前愈略）的历史（第一章定名为“西周史略”者，以西周史事较详之故）。我本另撰有“战国史略”一章附正文的最后，因友人杨宽正先生（宽）也正在替齐鲁大学撰写《战国史》，体裁完全和这部《春秋史》相同，可以合成一书，故我把已写成的“战国史略”和附注约二万余言统统删去，以免重复。

＜br＞本书从西方政治学理论中的“君权有限”的角度，论述中国古代文人谏诤的理论基础，重点分析唐代谏官与文学的关系、唐代文人的谏臣意识与文学意识、儒家谏政意识与唐代君臣之学，以及唐代文学家谏官的道隐角色。详细剖析了中国古代文人士为实现其政治角色而进行的政治实践，及从中所体现的古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一个13岁的贫苦少年将斧头镰刀的标记深深地烙在自己的手腕上，从此开始了漫长的革命生涯。这枚鲜明的烙印带者神圣的使命走过了祖国的万水千山……1945年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与先机挺进东北的八路军第16军分区部队相遇，这枚斧头镰刀烙印发挥了出人意料的作用……如何确立信仰？如何为信仰而战？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如何……唐凯将军用一生曲折艰辛的奋斗告诉你……<

三十多年前，我曾只身冒雨登泰山，行至最后一段，已觉举步维艰，这时，四面云雾翻滚，面前峭壁陡立，耳畔涛声如雷，忽见一面岩壁上赫在赤出四个大字：至哉乾元。我心头一惊，顿然悟出，出处昭示的正是造化之功，是大自然蕴含的伟大精神，也正是泰山永恒魅力之所在，是一切伟大事物共同葆有的崇高精神，它召唤着世世代代的人们不畏艰险，向上攀登。

中国是藏学的故乡。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这些正是藏学研究产生、发展的最根本条件，也是藏学研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在中华大地上成长发展起来的这门人文社会科学，现在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显学。为了展示中国藏学研究的成果，加强同世界同行的学术交流，促进藏学研究的繁荣发展，为西藏和其他藏区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领导下，我们编辑出版的这套《现代中国藏学文库》丛书，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中国藏学家（包括港澳台学者）的学术专着；具有重要价值的藏学文献（包括现代学者辑录的历史文献）；译成汉文的藏文学术名着；获得博士学位的藏学论文（对於优秀的硕士研究生论文酌情予以收录）。所有收入的论着，均以学术价值为惟一衡量标准，文学作品、游记、通俗读物等暂不收录。作为中国藏学研究的一项基本建设工程，我们将把这项工作长期坚持下去。我们期望得到海内外藏学家的大力支持。本书阐述中国历代治边机构的设置、治革、功能作用等，反映历代中央政府治理边疆的思路、策略和措施.<

李衡眉教授的《先秦史论集》出版于公元1999年，此书出版后即引起学术界，特别是史学界的充分重视，其真知灼见所带来的学术创新，使得这部书好评如云。这部书，收集了衡眉教授大部分学术论著，其学术意义拾如李学勤先生为是书所写序言之论，“对先秦史研究有特殊的建树”。由于书的规模所限，衡眉教授的一些重要论著未能编入，特别是他在1999年之后所发表的论著讨之阙如，这为读者留下不小的遗憾。这次，在《先秦史论集》出版后的第三年，在衡眉教授的夫人郭明勤教授的操持下，又续集出版了《续集》，这实为学术界的大事，不仅为研究衡眉教授的学术思想提供了宝贵资料，而且为先秦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他的《论集》及《续集》中关于商周王位继承制度、昭穆制度、原始时代以至春秋国时期的婚姻制度等的研究的精粹论著，就是其呕心沥血精研学术的明证。本书为作者《先秦史论集》的续编，收录作者围绕先秦史的论作数十篇。

本书以清代档案、乾隆昭实录、乾隆御制诗文集等史料为依据，以多年的研究为基础，再现乾隆皇帝的个性魅力与性格特点。

北宋著名学者范祖禹所撰的一部编年体唐代简史，文笔优美，自然体系，有记述，有评点，极具感染力。

自秦之统一到汉承秦制，无论是政治经济制度还是军事与法律制度，都奠定了此后两千年中国传统制度的基础，因此，秦汉制度也就成为中国制度史的重要渊薮。自宋明以来，治秦制、汉制者代有人出，从《西汉会要》、《东汉会要》到《秦会要》，从《容斋随笔》、《廿二史札记》到《十七史商榷》，直到孙星衍诸公对秦汉制度史籍的辑佚与整理，都是嘉惠学林的名山事业。上一世纪，随着新的方法论是不断涌现，加之秦简、汉简以及其他文书的大量出土，春汉制度研究再入佳境。吕思勉《秦汉史》、马非百的《秦集史》以及陈直的《史记新征》、《汉书新证》等都对秦汉制度多有创述。专门的制度研究更是不绝于缕。程树德的《汉律考》、《九朝律考》，沈家本的《汉律摭遗》开近世治秦汉制度之先河；安作璋、熊铁基的《秦汉官制史稿》，朱绍侯的《秦军功爵制研究》，栗劲的《秦律通论》，孟祥才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秦汉卷》，黄留珠的《秦汉仕进制度》，阎步克的《察举制度变迁史稿》，加上大量的专题论文，使这一领域的研究不断深化。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秦汉制度的研究可谓难之又难，可垦者已为良田，春华秋实，稻菽千里；不可垦者仍是山泽，贫瘠硗薄，荒芜一片。新的研究越来越难以取得新的突破。在这样一个领域如何作出新意、有所创立，如何不囿成说，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实在不易。<

本书收入论文“卖身婚书与明清徽州下层社会的婚配和人口问题”、“十七世纪末蒙藏政局与阿拉善和硕特”、“试论明代族规的兴起”、“试探影响清代家庭自然结构的社会因素”等24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