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起自鲁隐公元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是学习、研究先秦历史、文学、哲学和语言必读的典籍。作者积数十年之力，对左氏《春秋》经、传作详细校勘、分段、注释，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及近代考古资料，融会贯通，时出己见，是为当代《春秋左传》集大成之全注本。<

《高昌史稿（交通编）》是一部研究汉唐西域明珠高昌（吐鲁番）交通历史的著作。高昌南扼丝绸大路，北控天山径道，殊俗重译，万方来款，不仅成为中外交通枢纽，亦与远近维持频繁的交通。但由于记载贫乏，她的交通历史长期笼罩一层神秘的面纱。本世纪初以来，吐鲁番出土了大批珍贵的文书和文物，提供了探讨高昌交通历史的线索。《高昌史稿（交通编）》利用最新出土资料，综合中外研究成果，首次将高昌通中原的四条道路，高昌与三个中央政府、十多个割据政权、十多个少数民族先后交通的历史，系统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使世人对西域文明和华夏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这是一本专业性很强的工具书，是广大古籍研究者必不可少的好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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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明是以儒家学说为指导重新建构起来的文明。本书上篇讲述儒家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从继承上古和三代文明、经春秋战国产生、汉唐重建，到宋元明清突起）以及儒家文明的基本特点。中篇讲述儒家文明在中国历史的各个领域（政治、经济、教育、文学艺术、伦理风俗、宗教信仰、科学技术等）中的影响和表现。下篇则讲儒家文明的衰微。＜br＞

本书是一部研究汉唐丝路明珠高昌（吐鲁番）统治历史的著作。高昌地当中外交通枢纽，位于东西文明碰撞前沿，五方杂厝，百族同居，曾经创造出琳琅璀璨的异域文化。但由于记载贫乏，她的统治历史长期笼罩一层神秘的面纱。本世纪初以来，吐鲁番出土了大批珍贵的文书和文物，提供了探讨高昌统治历史的线索。本书利用最新出土资料，综合中外研究成果，首次将四个中央政府、八个割据政权、四个独立王国先后统治高昌的历史，系统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使世人对西域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序这本书，上起开天辟地，下迄殷周之世，其所论述的范围，是秦以前的中国古史。秦以前的古史资料，早已随着时代之悠迈而消逝。在春秋时代，孔子欲研究夏殷制度，已感文献之不足征。西汉初，司马迁著《史记》，亦谓“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所以司马氏于“三代”，于“五帝”，于“神农以前”，皆曰“尚矣”，曰“吾不知已”，曰“靡得而记云”。几千年来，秦以前的古史，只不过是飘浮于神话与传说中之一些扑朔迷离的阴影而已。历代学者，对于这一段古史的论著，也只是传神书怪，捕风捉影，因误正误，以讹传讹，浸至荒诞不经，极奇离诡谲之大观。秦以前的古史之走向科学的阶段，不过是最近二十年左右之事。其所以能致此者，一方面，固然是新的科学，如地质学、古生物学、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等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是中国史学自身发展之必然的归结。所谓中国史学自身的发展，即由盲目的信古而进到疑古，更由消极的疑古，而进到积极的考古。前者就是所谓辨伪学而后者便是所谓金石学、考古学。中国的辨伪之学，自汉唐以来，即已肇始其端绪，迄于两宋而流风益煽。降至清乾嘉以后，则此种学问，大为昌明。其间学者辈出，如汉之郑玄、何休，唐之刘知几、柳宗元，宋之欧阳修、郑樵，明之宋濂、胡应麟，清之顾亭林、姚际恒、阎若璩、万斯同、崔述以至康有为等，他们都感到“经既苟且，史又荒唐”，于是不仅对于百家不雅驯之言，加以批判；即对于圣经贤传，亦予以辨证。窍其幽隐，发其讹误，分其瑕瑜，定其真伪。“一分真伪而古书去其半，一分瑕瑜而列朝书又去其八九”。（张之洞《輶轩语》）自此以后，中国文献上的古史资料，便获得一些订正。中国的金石之学，几乎与辨伪之学是平行的发展。自汉唐以来，中国古代器物，即间有发现。《说文》序云：“郡国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是也。不过在当时因罕见古物，偶有所得，辄引为神瑞之象征。若有能辨其文者世惊为奇。古代的器物之开始当作学问而研究，始于北宋。当时，高原古冡，颇有发现，古代器物，出土渐多，始不以古器为神瑞而或以玩赏加之。在当时虽不必如阮元所云“士大夫家有其器，人识其文。”但据《籀史》所载，宋代著录金文之书，多至三十余家，而南渡以后诸家之书，尚不在内。是知宋代金石学的发展，亦可谓盛极一时。当时学者如欧阳修、吕大临、赵明诚、黄伯思、董逌、王俅、薛尚功、张纶、李诚之辈，或搜罗古器，征求墨本；或摹写形制，考订名物；或训释铭文，辨证经史，其用力甚大，创获亦多。至于文字训释方面，虽亦有穿凿纰缪可讥之处，但宋人对于金石学，实有凿空之功。金石学在宋代，虽涂术已启，而流派未宏；其辉煌之发展，则亦在清乾嘉以后。在清代古物之出土者，已数十倍于宋代，而学者如王昶、钱大听、毕沅、翁方纲、陆心源、孙星衍、阮元、李宗瀚、瞿中溶、吴荣光、吴式芬、陈介祺、吴大澂、端方等接踵辈出，其所著述，不下四百种之多。于是金石学遂蔚为大观。降至清末，古物出土者更多，如洹阴之甲骨，齐燕之陶器，敦煌之简牍，巴蜀齐鲁之封泥，皆发现于近数十年间，于是金石学的范围，遂日益扩大。晚近王国维对于金石学则已开始科学的研究。继王国维之后，郭沫若又有更多的发挥。于是向之以为神瑞象征之古器，遂一变而为科学的瑰宝；向之不为人所注意的铭文，遂一变而为古史之珍贵的资料。自金石学发展以后，中国的古史，始得上溯于两周之世。中国古史之能更进一步的发展，乃是由于近年以来考古学之不断的发现。由于考古学之不断的发现，于是埋藏于地下的远古遗物到处出土。此种远古器物之出土，因而提供了中国古史研究以新而又新、真而又真的资料。这些新的真实资料，不但可以考验文献上的史料之真伪，而且还可以补充文献上的史料之缺失。首先是殷墟的发现，大批殷商古器物及甲骨文字先后出土。考甲骨文片之出现，早在殷墟发掘之前，而且学者如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诸氏，并已开始搜集、拓印、考释的工作。惟甲骨文字之进入科学研究的阶段，则是在殷墟发掘以后。因为在殷墟发掘以后，甲骨文字的研究始得与出土实物相互印证而愈益有所发明。自是以后，甲骨文及殷代的青铜器之研究风靡一时。或分析殷墟地层，或拓印殷墟器物，或研究殷墟文字，或考释殷商制度，于是中国的古史，始得上溯于殷商之世。其次是甘肃、河南的新石器文化之发现，大批彩陶及磨制石器，相继出土。于是中国的古史始得上溯于传说中之“夏代”乃至“尧、舜、禹”及“神农、黄帝”之世。最后，则为中国旧石器文化之发现，许多原始的燧石器、骨角器物及其同时代的古生物化石不断出土。同时并发现了中国最原始的人类化石，“北京猿人”的头盖骨。自此种旧石器文化出土以后，在中国蒙昧时代之历史的黑暗面给与了一线的光明，因而中国古史遂有上溯至传说中之“伏牺氏”、“燧人氏”、“有巢氏”时代，乃至有上溯至中国历史之出发点的可能。我们生于今日，得观古人未见之古史资料，孔子所不能征之夏礼与殷礼，吾人已能征之；司马迁“靡得而记”之太古时代，吾人已能记之。然而直至今日，中国还有不少的历史家，对于近千年来固有文化的成果并不接受；对于科学的发现，亦视若无睹，而仍然昏迷于神话与传说之中；以至近来许多历史的巨著，不是把史前的社会避而不论，便仍然以神话的汇编当作真实的古史。我并不是否定神话与传说；反之，我以为神话与传说，决非好事者之凭空谎造，而皆有其一定的历史根据。换言之，它们都是历史上之一个突出的片断之记录。不过传之既久，由于言语异音，文字异形，便难免讹伪百出。诚如韩非子所云：“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又如司马迁所云：“崆峒、涿鹿、淮海一带之长老皆道黄帝、尧、舜，而风教固殊。”总而言之，神话传说，流传愈久，则其所内含之历史的原素，亦即渐被歪曲，被夸大而趋于稀薄模糊了。所以以信而好古之孔子，而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孟子亦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是知中国的古圣先贤，对于神话与传说亦在将信将疑之间也。但是即使如此，神话仍能保留一部分原始的内容。所以把神话人物当作一定历史时代的特征看，则仍不失为古史的资料之一。若把神话人物当作一个古帝先王看，则无异是白昼见鬼。自从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问世以后，中国的古史才第一次用科学的方法由秦汉上溯于殷周之世。以后吕振羽的《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又对殷周的历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不管郭、吕两氏的见解如何，要之，他们都有其自己的创见，各成一家之言。至于根据考古学的资料研究殷以前的古史，则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实为首创之作。此书虽论而不详，但要言不繁，条理分明，已能指出中国史前社会之大概的轮廓。最近吴泽所著《中国原始社会史》，对于中国史前的历史亦能有所发挥。惟吕、吴二氏之书，对于中国东南沿海之史前文物的发现皆未提及，实为缺陷。此外，邓初民于其所著《中国社会史教程》之首章，亦曾根据出土实物，论述殷以前的古史；惟多着重于人类进化史上之一般方面的叙述。以是之故，我们不必讳言，中国史前的古史直至今日，尚处于极幼稚的阶段。我以为殷以前的古史，虽属于极遥远之太古时代；但是总是中国史上的一个历史时代，而且这一时代的历史，还是后来的中国历史发展之最原始的基础。因此，我在这本书上，大胆地把中国历史推到它的出发点。为了给读者以具体的概念，这本书对于各时代的古器物，均附有图片。为了给读者以空间的概念，这本书对于各时代的历史活动范围，都附有地图。为了给读者以时间的概念，这本书对于各时代的历史发展，都附有大事年表。而这些插图、地图及年表之绘制，就占了本书写作时间的三分之一①。因此，这本书，我虽不敢说它已经把殷周及其以前的古史，从神话的霉锈中洗刷出来；但至少它已使这一段古史，显出了它本来的面目。一言以蔽之，从神的历史还元为人的历史。翦伯赞·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三日于巴县歇马场。

内容提要本卷收入陈旭麓教授在各个时期发表的有关中国近代人物的研究论文27篇和探讨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文章13篇，共40篇。陈旭麓教授探讨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文章多写于五六十年代，其中《论历史人物及其阶级》、《评价历史人物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论文，曾于1955年汇编成《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单行本由新知识出版社出版，有力地推动了有关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的讨论，成为那时学术界讨论此一问题的重要代表作之一。至于《漫谈学习中国近代史》、《漫谈写历史人物》、《谈近代人物研究》等文章则是陈教授有关史学理论研究的延续与深化，也是他长期具体研究实践的经验性总结与晚年思考的结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与指导意义。与史学理论方面的探索相比，陈旭麓教授在具体人物的研究方面尤富“知人论世”的功力，他晚年撰写的《光绪略论》、《孙中山与鲁迅》、《我对瞿秋白的认识》，以及《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等论文，将人物放到时代与社会变迁过程中加以考察、认识与理解，从而揭示出其性格与思想的复杂性，真实地再现出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不独如此，陈教授在许多人物的研究上都具有开拓之功，如《论冯桂芬的思想》、《论谭嗣同的民主主义思想与改良主义政治实践的矛盾》、《论陈天华的爱国民主思想》、《论宋教仁》等论文，或为拓荒之作，或为学术争鸣中重要一派代表，大多格调清新，立论异于时俗，在学术界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内容提要本卷收入陈旭麓教授综论中国近代史的宏观论文21篇、专题论文22篇和有关抗日战争时期大夏大学内迁的大事记1篇，凡44篇。在中国当代史学家中，陈旭麓教授才、学、识三长兼具，自觉而且善于把义理、考据、词章三者有机地融为一体，以洗炼隽永的文字表达深沉的哲理和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于行文舒畅淋漓之中包含了摄人心魄的逻辑力量，一反学术文章单调呆板的八股化风气，形成自己特有的史学笔法和史学个性。故其所作诸论，无论宏观，抑或微观，多命意深邃，且文采焕然，引人入胜，成为中国当代史学中最富个性风格和理性神采的遗产之一。他的宏观综论如《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中国近代史上的爱国与卖国》、《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秘密会党与中国社会》、《农民起义与人口问题》等等，他的专题论著如《论“中体西用”》，《辨“夷”、“洋”》、《说“海派”》等等，无不显示出才、学、识融为一体的风格。这些论著发表后，以其论旨鲜明和思辨神采在学术界独树一帜，引起广泛的学术反响，其中许多观点已为学术界同行所认同、引用和发挥，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进程中一个崭新的里程碑。

《魏晋南北朝史探索》在1989年初版时收论文18篇：《三国时期封建社会的变革》、《门阀地主的形成、特点作用及其崩溃》、《曹魏屯田制度研究》、《魏晋之际土地赋税制度的变化》、《魏晋时期北方门阀大族经济势力的扩张》、《东晋南朝时期的士族庄园制度》、《北朝均田制度散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口和户籍制度》、《两晋赋税制度的若干问题》、《南朝的赋役制度》、《北朝均田制度下的租调剥削》、《曹操的历史功绩》、《论司马懿》、《论孙权》、《略论关羽》、《西晋末年的流民起义》、《唐寓之暴动的性质》、《论“让步政策与农民战争的作用”》。《魏晋南北朝史探索》第一次修订，去掉了《论“让步政策”与农民战争的作用》、《南朝的赋役制度》两篇文章。同时补充10篇文章：《西晋一的历史地位》、《北魏均田令关于倍田的规定》、《淝水之战东晋获胜的经济原因》、《租调征收方法和“输籍定样”》、《漫谈三国史》、《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宣佛小说》、《洛阳玄风与南朝文化》、《南朝的租调制度》、《南朝的杂调》、《南朝的徭役制度》。以上最后三篇文章，实际上是《南朝的赋役制度》一文的改写和扩充。这次对《魏晋南北朝史探索》的修订，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工作：增补、改写和删削。所谓增补，主要是增加了新写的六篇文章：《赤壁之战与三国分立局面的形成》、《三国史短论》、《何晏生年考辨》、《豆粥、韭花酱和牛驾飞车》、《曹魏时期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曹魏士家制度的特点》。须要说明的是，《三国史短论》所含七篇短文，大多是由吾子郑敏写出初稿，最后由我改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