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宋笔记（第1编9）》所收以宋人着述的笔记専集为限，按作者世次分编，《全宋笔记（第1编9）》有点校说明，内容包括东坡志林补録：商刻东坡志林、仇池笔记、渔樵闲话録、龙川略志、龙川别志。版権情况及源流、所用底本及校勘概况等，其讹误者，据版本或他书校正，并附简明校勘记。

综观该书第一编，笔者发现该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该书在科学的界定“笔记”含义的基础上，尽可能辑录宋人所撰的笔记，真正的体现全宋笔记的“全”的特点，避免出现挂一漏万和杂乱无章的现象。编纂者坚持“笔记”乃“随笔记事而非刻意著作之文”，限于收录“宋人著述的笔记专集”，而不包括“未成专集的、散见的单条笔记”，也不包括“题材专一、体系结构坚密的专集”，如“专门的诗话、语录、谱录类的茶经、画谱、名臣言行录、官箴等”，当然更不包括逐条叙述故事之类的小说和传记。将该书与20年前台湾新兴书局有限公司出版的《笔记小说大观丛刊》（1984年6月）相比，后者虽然收录了许多宋人笔记，但缺点一是宋人笔记与小说、谱牒、通俗演义、诗话杂糅，二是有些版本不精。当然笔者只是从宋人笔记的角度评判此书，并不否定它的总体文献价值。将该书与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历代笔记小说集成·宋代笔记小说》（1995年2月）比较，后者的缺点：一是收录的宋人笔记仅188种，有些重要笔记不知何故没有纂入，如洪迈《容斋随笔》、周密《癸辛杂识》、周《清波杂志》、王观国《学林》、岳珂《木呈史》、罗大经《鹤林玉露》、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欧阳修《归田录》、何《春渚纪闻》、彭某《墨客挥犀》（已纂录《续墨客挥犀》十卷）、赵令田寺《侯鲭录》、叶梦得《石林燕语》、陆游《老学庵笔记》、龚明之《中吴纪闻》等。缺少了这些笔记，便难以反映两宋笔记的全貌，令人深以为憾。同时，后者所编宋人笔记小说目录错讹颇多，如《燕翼诒谋录》的著者王木永误作“王泳”，《丁晋公谈录》的著者丁谓误作“丁渭”，《宋景文公笔记》的著者宋祁误作“宋祈”，《萍洲可谈》的“洲”误作“州”字，《己酉避乱录》的“己”误作“已”字，《昼帘绪论》的“昼”误作“书”字，《鼠璞》的作者戴埴误作“戴植”，《养疴漫笔》的著者赵氵晋误作“赵氵晋录”，《负暄野录》的著者陈误作“陈”，等等。其次，该书大多数宋人笔记系首次经校勘和标点提供世人阅读，体现了“新”的特点。在该书第一编的49种笔记中，已经由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出版的有13种，而此次新点校出版的有36种，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三多。这些首次点校出版的宋人笔记中，比较重要的有张洎《贾氏谭录》、王曾《王文正公笔录》、宋祁《宋景文公笔记》、江休复《江邻几杂志》、曾布《曾公遗录》、苏轼《仇池笔记》、题苏轼《渔樵闲话录》、晁说之《晁氏客语》、王钦若《王氏谈录》等。这些笔记有的尽管篇幅不多，但其内容涉及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习俗等，为后人留下了颇有价值的史料，弥足珍贵。再其次，该书与此前点校出版的宋人笔记相比，具有比较“准”即点校较为准确的特点。参加该书的整理点校者大都是在中国古代史和古代文学领域，尤其是唐、宋文学和史学方面研究成绩卓著者，虽然不敢过誉为极天下之选，但堪称一流人选。仍以第一编为例，其中尤以整理点校《东坡志林》、《仇池笔记》、《渔樵闲话录》、《龙川略志》、《龙川别志》等的孔凡礼先生，《涑水纪闻》的整理点校者邓广铭和张希清教授，《南部新书》和《近事会元》、《钓矶立谈》、《丁晋公谈录》的整理点校者虞云国教授，《孙威敏征南录》等的整理点校者黄纯艳教授，等等，都是在宋代历史或宋代文献研究方面有口皆碑的专家。由此足以保证该书的整理和标点、校勘以较高的质量呈现在读者面前。比如此前出版的释文莹《湘山野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存在一些标点错误，如卷中原作“仆射相国王公至道，丙申岁，为谯幕”（第23页），误将宋太宗的最后一个年号“至道”当作“仆射相国王公”的名讳。此次便加以纠正，改为“仆射相国王公，至道丙申岁，为谯幕”。又如宋敏求《春明退朝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卷上原作：“开宝八年十一月，江南平留，汴水以待李国主舟行。”（第5页）此次也改正为“开宝八年十一月，江南平，留汴水以待李国主舟行。”这些进展都是有目共睹的，从而得以保证该书点校的质量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总之，《全宋笔记》是中国宋代文史学界继《全宋诗》和《全宋文》后第三部大型总集，尽管目前初结硕果，只出版了第一编，且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错标、断句舛错等缺点，但按照编纂者的计划，全书约分10编，用五六年的时间全部完成这项工作，笔者相信，随着编纂者逐渐积累经验，点校者逐步提高水平，届时一定会将一部全新的高质量的文献总集奉献给广大读者。

综观该书第一编，笔者发现该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该书在科学的界定“笔记”含义的基础上，尽可能辑录宋人所撰的笔记，真正的体现全宋笔记的“全”的特点，避免出现挂一漏万和杂乱无章的现象。编纂者坚持“笔记”乃“随笔记事而非刻意著作之文”，限于收录“宋人著述的笔记专集”，而不包括“未成专集的、散见的单条笔记”，也不包括“题材专一、体系结构坚密的专集”，如“专门的诗话、语录、谱录类的茶经、画谱、名臣言行录、官箴等”，当然更不包括逐条叙述故事之类的小说和传记。将该书与20年前台湾新兴书局有限公司出版的《笔记小说大观丛刊》（1984年6月）相比，后者虽然收录了许多宋人笔记，但缺点一是宋人笔记与小说、谱牒、通俗演义、诗话杂糅，二是有些版本不精。当然笔者只是从宋人笔记的角度评判此书，并不否定它的总体文献价值。将该书与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历代笔记小说集成·宋代笔记小说》（1995年2月）比较，后者的缺点：一是收录的宋人笔记仅188种，有些重要笔记不知何故没有纂入，如洪迈《容斋随笔》、周密《癸辛杂识》、周《清波杂志》、王观国《学林》、岳珂《木呈史》、罗大经《鹤林玉露》、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欧阳修《归田录》、何《春渚纪闻》、彭某《墨客挥犀》（已纂录《续墨客挥犀》十卷）、赵令田寺《侯鲭录》、叶梦得《石林燕语》、陆游《老学庵笔记》、龚明之《中吴纪闻》等。缺少了这些笔记，便难以反映两宋笔记的全貌，令人深以为憾。同时，后者所编宋人笔记小说目录错讹颇多，如《燕翼诒谋录》的著者王木永误作“王泳”，《丁晋公谈录》的著者丁谓误作“丁渭”，《宋景文公笔记》的著者宋祁误作“宋祈”，《萍洲可谈》的“洲”误作“州”字，《己酉避乱录》的“己”误作“已”字，《昼帘绪论》的“昼”误作“书”字，《鼠璞》的作者戴埴误作“戴植”，《养疴漫笔》的著者赵氵晋误作“赵氵晋录”，《负暄野录》的著者陈误作“陈”，等等。其次，该书大多数宋人笔记系首次经校勘和标点提供世人阅读，体现了“新”的特点。在该书第一编的49种笔记中，已经由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出版的有13种，而此次新点校出版的有36种，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三多。这些首次点校出版的宋人笔记中，比较重要的有张洎《贾氏谭录》、王曾《王文正公笔录》、宋祁《宋景文公笔记》、江休复《江邻几杂志》、曾布《曾公遗录》、苏轼《仇池笔记》、题苏轼《渔樵闲话录》、晁说之《晁氏客语》、王钦若《王氏谈录》等。这些笔记有的尽管篇幅不多，但其内容涉及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习俗等，为后人留下了颇有价值的史料，弥足珍贵。再其次，该书与此前点校出版的宋人笔记相比，具有比较“准”即点校较为准确的特点。参加该书的整理点校者大都是在中国古代史和古代文学领域，尤其是唐、宋文学和史学方面研究成绩卓著者，虽然不敢过誉为极天下之选，但堪称一流人选。仍以第一编为例，其中尤以整理点校《东坡志林》、《仇池笔记》、《渔樵闲话录》、《龙川略志》、《龙川别志》等的孔凡礼先生，《涑水纪闻》的整理点校者邓广铭和张希清教授，《南部新书》和《近事会元》、《钓矶立谈》、《丁晋公谈录》的整理点校者虞云国教授，《孙威敏征南录》等的整理点校者黄纯艳教授，等等，都是在宋代历史或宋代文献研究方面有口皆碑的专家。由此足以保证该书的整理和标点、校勘以较高的质量呈现在读者面前。比如此前出版的释文莹《湘山野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存在一些标点错误，如卷中原作“仆射相国王公至道，丙申岁，为谯幕”（第23页），误将宋太宗的最后一个年号“至道”当作“仆射相国王公”的名讳。此次便加以纠正，改为“仆射相国王公，至道丙申岁，为谯幕”。又如宋敏求《春明退朝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卷上原作：“开宝八年十一月，江南平留，汴水以待李国主舟行。”（第5页）此次也改正为“开宝八年十一月，江南平，留汴水以待李国主舟行。”这些进展都是有目共睹的，从而得以保证该书点校的质量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总之，《全宋笔记》是中国宋代文史学界继《全宋诗》和《全宋文》后第三部大型总集，尽管目前初结硕果，只出版了第一编，且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错标、断句舛错等缺点，但按照编纂者的计划，全书约分10编，用五六年的时间全部完成这项工作，笔者相信，随着编纂者逐渐积累经验，点校者逐步提高水平，届时一定会将一部全新的高质量的文献总集奉献给广大读者。

综观该书第一编，笔者发现该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该书在科学的界定“笔记”含义的基础上，尽可能辑录宋人所撰的笔记，真正的体现全宋笔记的“全”的特点，避免出现挂一漏万和杂乱无章的现象。编纂者坚持“笔记”乃“随笔记事而非刻意著作之文”，限于收录“宋人著述的笔记专集”，而不包括“未成专集的、散见的单条笔记”，也不包括“题材专一、体系结构坚密的专集”，如“专门的诗话、语录、谱录类的茶经、画谱、名臣言行录、官箴等”，当然更不包括逐条叙述故事之类的小说和传记。将该书与20年前台湾新兴书局有限公司出版的《笔记小说大观丛刊》（1984年6月）相比，后者虽然收录了许多宋人笔记，但缺点一是宋人笔记与小说、谱牒、通俗演义、诗话杂糅，二是有些版本不精。当然笔者只是从宋人笔记的角度评判此书，并不否定它的总体文献价值。将该书与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历代笔记小说集成·宋代笔记小说》（1995年2月）比较，后者的缺点：一是收录的宋人笔记仅188种，有些重要笔记不知何故没有纂入，如洪迈《容斋随笔》、周密《癸辛杂识》、周《清波杂志》、王观国《学林》、岳珂《木呈史》、罗大经《鹤林玉露》、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欧阳修《归田录》、何《春渚纪闻》、彭某《墨客挥犀》（已纂录《续墨客挥犀》十卷）、赵令田寺《侯鲭录》、叶梦得《石林燕语》、陆游《老学庵笔记》、龚明之《中吴纪闻》等。缺少了这些笔记，便难以反映两宋笔记的全貌，令人深以为憾。同时，后者所编宋人笔记小说目录错讹颇多，如《燕翼诒谋录》的著者王木永误作“王泳”，《丁晋公谈录》的著者丁谓误作“丁渭”，《宋景文公笔记》的著者宋祁误作“宋祈”，《萍洲可谈》的“洲”误作“州”字，《己酉避乱录》的“己”误作“已”字，《昼帘绪论》的“昼”误作“书”字，《鼠璞》的作者戴埴误作“戴植”，《养疴漫笔》的著者赵氵晋误作“赵氵晋录”，《负暄野录》的著者陈误作“陈”，等等。其次，该书大多数宋人笔记系首次经校勘和标点提供世人阅读，体现了“新”的特点。在该书第一编的49种笔记中，已经由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出版的有13种，而此次新点校出版的有36种，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三多。这些首次点校出版的宋人笔记中，比较重要的有张洎《贾氏谭录》、王曾《王文正公笔录》、宋祁《宋景文公笔记》、江休复《江邻几杂志》、曾布《曾公遗录》、苏轼《仇池笔记》、题苏轼《渔樵闲话录》、晁说之《晁氏客语》、王钦若《王氏谈录》等。这些笔记有的尽管篇幅不多，但其内容涉及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习俗等，为后人留下了颇有价值的史料，弥足珍贵。再其次，该书与此前点校出版的宋人笔记相比，具有比较“准”即点校较为准确的特点。参加该书的整理点校者大都是在中国古代史和古代文学领域，尤其是唐、宋文学和史学方面研究成绩卓著者，虽然不敢过誉为极天下之选，但堪称一流人选。仍以第一编为例，其中尤以整理点校《东坡志林》、《仇池笔记》、《渔樵闲话录》、《龙川略志》、《龙川别志》等的孔凡礼先生，《涑水纪闻》的整理点校者邓广铭和张希清教授，《南部新书》和《近事会元》、《钓矶立谈》、《丁晋公谈录》的整理点校者虞云国教授，《孙威敏征南录》等的整理点校者黄纯艳教授，等等，都是在宋代历史或宋代文献研究方面有口皆碑的专家。由此足以保证该书的整理和标点、校勘以较高的质量呈现在读者面前。比如此前出版的释文莹《湘山野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存在一些标点错误，如卷中原作“仆射相国王公至道，丙申岁，为谯幕”（第23页），误将宋太宗的最后一个年号“至道”当作“仆射相国王公”的名讳。此次便加以纠正，改为“仆射相国王公，至道丙申岁，为谯幕”。又如宋敏求《春明退朝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卷上原作：“开宝八年十一月，江南平留，汴水以待李国主舟行。”（第5页）此次也改正为“开宝八年十一月，江南平，留汴水以待李国主舟行。”这些进展都是有目共睹的，从而得以保证该书点校的质量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总之，《全宋笔记》是中国宋代文史学界继《全宋诗》和《全宋文》后第三部大型总集，尽管目前初结硕果，只出版了第一编，且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错标、断句舛错等缺点，但按照编纂者的计划，全书约分10编，用五六年的时间全部完成这项工作，笔者相信，随着编纂者逐渐积累经验，点校者逐步提高水平，届时一定会将一部全新的高质量的文献总集奉献给广大读者。

综观该书第一编，笔者发现该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该书在科学的界定“笔记”含义的基础上，尽可能辑录宋人所撰的笔记，真正的体现全宋笔记的“全”的特点，避免出现挂一漏万和杂乱无章的现象。编纂者坚持“笔记”乃“随笔记事而非刻意著作之文”，限于收录“宋人著述的笔记专集”，而不包括“未成专集的、散见的单条笔记”，也不包括“题材专一、体系结构坚密的专集”，如“专门的诗话、语录、谱录类的茶经、画谱、名臣言行录、官箴等”，当然更不包括逐条叙述故事之类的小说和传记。将该书与20年前台湾新兴书局有限公司出版的《笔记小说大观丛刊》（1984年6月）相比，后者虽然收录了许多宋人笔记，但缺点一是宋人笔记与小说、谱牒、通俗演义、诗话杂糅，二是有些版本不精。当然笔者只是从宋人笔记的角度评判此书，并不否定它的总体文献价值。将该书与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历代笔记小说集成·宋代笔记小说》（1995年2月）比较，后者的缺点：一是收录的宋人笔记仅188种，有些重要笔记不知何故没有纂入，如洪迈《容斋随笔》、周密《癸辛杂识》、周《清波杂志》、王观国《学林》、岳珂《木呈史》、罗大经《鹤林玉露》、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欧阳修《归田录》、何《春渚纪闻》、彭某《墨客挥犀》（已纂录《续墨客挥犀》十卷）、赵令田寺《侯鲭录》、叶梦得《石林燕语》、陆游《老学庵笔记》、龚明之《中吴纪闻》等。缺少了这些笔记，便难以反映两宋笔记的全貌，令人深以为憾。同时，后者所编宋人笔记小说目录错讹颇多，如《燕翼诒谋录》的著者王木永误作“王泳”，《丁晋公谈录》的著者丁谓误作“丁渭”，《宋景文公笔记》的著者宋祁误作“宋祈”，《萍洲可谈》的“洲”误作“州”字，《己酉避乱录》的“己”误作“已”字，《昼帘绪论》的“昼”误作“书”字，《鼠璞》的作者戴埴误作“戴植”，《养疴漫笔》的著者赵氵晋误作“赵氵晋录”，《负暄野录》的著者陈误作“陈”，等等。其次，该书大多数宋人笔记系首次经校勘和标点提供世人阅读，体现了“新”的特点。在该书第一编的49种笔记中，已经由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出版的有13种，而此次新点校出版的有36种，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三多。这些首次点校出版的宋人笔记中，比较重要的有张洎《贾氏谭录》、王曾《王文正公笔录》、宋祁《宋景文公笔记》、江休复《江邻几杂志》、曾布《曾公遗录》、苏轼《仇池笔记》、题苏轼《渔樵闲话录》、晁说之《晁氏客语》、王钦若《王氏谈录》等。这些笔记有的尽管篇幅不多，但其内容涉及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习俗等，为后人留下了颇有价值的史料，弥足珍贵。再其次，该书与此前点校出版的宋人笔记相比，具有比较“准”即点校较为准确的特点。参加该书的整理点校者大都是在中国古代史和古代文学领域，尤其是唐、宋文学和史学方面研究成绩卓著者，虽然不敢过誉为极天下之选，但堪称一流人选。仍以第一编为例，其中尤以整理点校《东坡志林》、《仇池笔记》、《渔樵闲话录》、《龙川略志》、《龙川别志》等的孔凡礼先生，《涑水纪闻》的整理点校者邓广铭和张希清教授，《南部新书》和《近事会元》、《钓矶立谈》、《丁晋公谈录》的整理点校者虞云国教授，《孙威敏征南录》等的整理点校者黄纯艳教授，等等，都是在宋代历史或宋代文献研究方面有口皆碑的专家。由此足以保证该书的整理和标点、校勘以较高的质量呈现在读者面前。比如此前出版的释文莹《湘山野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存在一些标点错误，如卷中原作“仆射相国王公至道，丙申岁，为谯幕”（第23页），误将宋太宗的最后一个年号“至道”当作“仆射相国王公”的名讳。此次便加以纠正，改为“仆射相国王公，至道丙申岁，为谯幕”。又如宋敏求《春明退朝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卷上原作：“开宝八年十一月，江南平留，汴水以待李国主舟行。”（第5页）此次也改正为“开宝八年十一月，江南平，留汴水以待李国主舟行。”这些进展都是有目共睹的，从而得以保证该书点校的质量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总之，《全宋笔记》是中国宋代文史学界继《全宋诗》和《全宋文》后第三部大型总集，尽管目前初结硕果，只出版了第一编，且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错标、断句舛错等缺点，但按照编纂者的计划，全书约分10编，用五六年的时间全部完成这项工作，笔者相信，随着编纂者逐渐积累经验，点校者逐步提高水平，届时一定会将一部全新的高质量的文献总集奉献给广大读者。

本书搜集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特别是建国以来新发现的唐折冲府资料。为了便于唐史研究，尤其是唐代兵制的研究。本书将清道光以来劳经原、罗振玉及谷霁光三位前贤所得的唐折冲府资料，与此次新增资料，经过整理，汇为一集，进行了考释。

《先秦诸子与古史散论》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专家杨钊教授的专著。杨钊教授为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的弟子，与史学泰斗陈垣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治史方法一脉相承，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辛勤耕耘，数十年而不辍，取得了引人注目的丰硕成果。《先秦诸子与古史散论》即为杨钊教授治史成果的一部分，作为《教授文库》系列丛书之一，奉献给北京师范大学建校百周年之庆。《先秦诸子与古史散论》内容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为先秦诸子论，对先秦诸子所处历史时代的特点、及其政治主张、哲学思想作了全面的辨析和论述；后一部分为古代史有关专题的研究。《先秦诸子与古史散论》史料详实，见解独到，是一部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史学论集。

本书对古籍整理学的理论进行了精要的阐述，第一次提出了“古籍整理学”这一概念，明确地划分了古文献学内部的学科体系，详论了古籍整理的各种方式，并专辟《古籍整理手段之现代化》一章。全书共8章，30万字。既可供古文献学研究者参考，也可作为大学古文献学专业的教材。

“敦煌与丝路文化讲座”是由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等单位主办，国家图书馆敦煌吐鲁番学资料研究中心承办的旨在弘扬我国传统文化遗产的系列讲座，本书即为这些讲稿的结集。这些讲座的主讲人均为享誉海内外的著名专家学者，讲座内容涉及中国文化的诸多方面，具有很强的知识性和学术性，是读者了解敦煌学和丝路文化知识的窗口，也是广大学者进行研究工作的必备资料。

豪族社会的存在秦汉时期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时代新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不理清这一问题，就无法真正解释四百余年秦汉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所处之重要地位。《秦汉豪族社会研究》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史学专著。通过对秦汉豪族社会在社会的空间结构，时代沿革以及精神风貌变迁等3个方面的理解，深刻阐述了秦汉社会结构中豪族社会的基本内涵。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作者以“时空”、“精神”为三个立足点，从秦汉时期的社会性质，秦汉豪族社会结构及其运动规律，秦汉社会的地域性与精神特征等不同角度，以全新的思辨方法作出了深刻的剖析。形成了较为独特的学术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