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汇编，保存了大量弥足珍贵的先秦文献资料。它内容博大精深，文字却佶屈聱牙。鉴于此，本书对之进行注释、今释。本书博采众长，注释时有新意，译文也通顺畅达，是帮助读者读通和理解《尚书》的一本好书。

《周礼》是一部讲述建国与设官的著作，保存了大量的先秦史料。本书著者精研三礼，在汲取前人今贤研究《周礼》成果的基础上对一向号称逡读的《周礼》加以泽注，融入多年心得，注释准确、畅达，对研究者与初学者均多有启迪。

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自隋唐开始施行，直到清末废止，其间除了蒙元初期的几十年曾经停行，无论是历时长久的统一王朝，还是不断更迭的五代十国，无论是汉族人建立的帝国，还是少数民族政权，一直沿用了1300多年之久。在中国历史上，科举制对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民俗以至民族性格的深刻广泛的影响，是很少有一种“制度”能够和它相比的。本书共选科举史话230个小题，每题皆独立成篇，命题力求反映内容概要，读者可随意翻阅书中任何一篇，不受上下文的限制。对于科举的许多具体问题的看法，主要寓于“史话”的叙述中。读者通过对这些有思想有感情的具体的人的活动，对科举制度丰富的人文内涵加深体察和领会。

本书收有35篇研究唐代碑石与文化的文章，有“《张士贵墓志铭》所反映的问题”、“唐代的学士”、“关于西安建都的朝代问题”、“魏征的史论观”等。

《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外2种）》是关于东蒙古一带辽代都城上京的探察考古文集，译文有：《饶州故城》、《边墙》、《次要之城》、《四废城》等。

本书刻画了中国古代帝王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早年为袭黄袍而掀起的腥风血浪，到御宇之后对臣僚所采用的“君人南面之术”从极尽豪奢的宫廷生活，到规模庞大的寝陵营建……作者在描述古代帝王的生活细节时，力图透过帝王们的言行举止，剖析其复杂多变的思路历程。经过作者层层剥笋式的解剖，世人能看到的，就是被绑附在权力战车上的帝王们为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权力所熏红了的双眼、所蜷伏着的身躯、所扭曲了的灵魂……其中，既有无情的揭露，又有力透纸背的鞭笞，但更多的还是作者专制制度的充满理性的反思。<

李华瑞，1958年2月生，四川绵竹人。1978-1985年在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攻读学士、硕士学位，1990年毕业于河北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河北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宋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规划中国历史评审组成员；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宁夏大学西夏研究中心学术委员。近20年来，主要从事宋辽西夏金史及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迄今已发表论文一百余篇，出版学术专著5部、编著4部、合著7部。获国家及省部级奖励多项。本书讨论王安石历史地位的沉浮，既无意加入过去那种“笔头去取千万端”的争论，也不对纷纭评议的不同结论作是非判断，而是想探讨评价历史是“百依百顺的女孩，任你怎样搽抹和装饰”，还是在纷纭评议过程的背后有什么其他的内在联系在起作用。

萧源锦同志酷爱戏剧，从戏剧中的状元，联想到历史上的状元。为了弄清这个人们熟悉而又陌生的问题，他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扒罗剔抉、钩沉索隐，经历几个寒暑，写成了一部28万余字的《状元史话》，填补了科举制度研究的一个空白。本书是一部富有开创精神的著作，全面、系统、翔实地论述了许多有关状元的问题。从这本书里，读者是可以了解到许多新鲜而有趣的东西的。本著作具有三大特点：1.全面；2.系统；3.征实。

自19世纪末叶以来，吐鲁番盆地的城址、石窟寺院、古墓出土了大量古代文献和考古文物材料。于是，吐鲁番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和敦煌学一道，成为20世纪的显学。与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相比，吐鲁番出土的写本和刻本资料，语言种类更加复杂，年代跨度也更长，其中尤以宗教文献具多，特别是佛教、摩尼教、景教文献。东西方学者各逞其能，通过对大量宗教文献资料的解读和研究，为吐鲁番的古代文明描绘出了多姿多彩的画面。相对而言，我们过去对于这样丰富多彩的文化景观的历史背景却不甚了然，因为反映世俗社会政治事件、日常生活、经济状况的文书材料不多。直到80年代中叶以后，唐长孺先生领导的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编纂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公布了大量的属于高昌郡、高昌国和唐西州时期的历史文书，才大大推动了吐鲁番各个历史时期研究的进步。在这一大批首次系统公布的文书资料中，有关麴氏高昌国史的文书材料数量相当可观，远非德国、日本、英国所藏吐鲁番文书所可比。同时，新材料也带来新问题，许多过去没有见过的文字、制度、习俗、观念都需要解释，由此引起学术界一个研究高昌国史的小高潮。孟君宪实是80年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人，当他开始研究吐鲁番文书时，即把敏锐的目光，集中在高昌国史的资料上。孟君毕业于南开大学，后在新疆师范大学从事教学工作；以后又到北京大学深造，受过系统科班的历史学训练。这样的学术经历，对于吐鲁番历史的研究是不无帮助的。作者既体察边疆地区之民情，抱有同情之了解，又摆脱地方主义之情绪，秉持学术之正路，我们阅读这本专著，不难看出其书是在了解中原相关制度、文化的前提下，以高昌为立足点，来研究高昌的历史，因此对于高昌国制度、文化特性的把握，就比较中肯，并不因为新材料而张大其词。孟君此书，是在多年来陆续发表的论文基础上重编而成，章章节节，对高昌国史多有贡献。吐鲁番文书和敦煌文书一样，大多数都是零碎的历史片段记载，孟君治学，并不为残篇断简所累，能够从小处着手，而揭示高昌历史上的大问题。

本书针对山东发现、出土的碑刻、墓志作品，以“汉代碑刻、云峰刻石、北朝摩崖刻经、汉—唐墓志”为考察对象，阐述碑刻的出土、流传、鉴别，并对碑文进行校读、考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