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下半叶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发现的大量青铜人型和器物，令世界震惊。其中有大量未解之谜，引起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本书为2000年“殷商文明暨纪念三星堆遗址发现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部分论文的结集，分为两大部分，其一为三星堆文明研究，其二为三代考古与甲骨文殷商文化研究。50余位海内外学者，根据三星堆考古发现的青铜器及其他出土文物，结合古代文献，深入研究了三星堆文明与巴蜀古史的关系，古代巴蜀地区的经济、文化、宗教、政治、社会发展状况，铸造工艺水平，古巴蜀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政治关系、经济商业交往、文化上的交流，以及甲骨文和殷商史等。本书虽为国际学术会议的论文集，但编排得当，井然有序，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其内容广泛，资料翔实，论证严谨，叙述生动，屡有新见，填补了学术上的空白。对于深入研究夏商周三代历史与文明，中国古代中原地区与周边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等，有重要参考价值和促进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书将会越来越显示出其重大的学术价值。主编：宋镇豪1949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历史所先秦史研究室主任。著有《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夏商风俗史》（上海文艺出版社）、《夏商饮食史》（华夏出版社）。合著有《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主编有《甲骨文献集成》48卷（四川大学出版社）、《百年甲骨学论著目》等。其他作者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地方社科院、全国高等院校研究中国古代史、夏商周三代史的专家。

这本书稿，是我向省教育厅申报的“巴蜀文学研究”的结题成果。课题立项已几年了，由于有其他的事，加之此课题需要做的“普查”及资料工作任务很重，因而2001年初才得以动笔撰写。初次在电脑上写作，边学边写，进度较慢，平时还要上课，还有硕士点其他方面的事，所以一直到2002年10月才写完。近几年内，诸事丛脞，暇日无多，而书稿一旦开笔，一身主宴精力也就专注于此，所以不止抓得颇紧，连假日也不敢“全休”，而且精神也较紧张。现在一旦竣事，身心都感到轻松了，似觉苦尽甘来，这就是劳动后的幸福吧！书稿的分量不算很重，但工作量相当大，因为就巴蜀文学的内容说，时间跨度大，涉及的人物多，需要查阅的文献资料也相当多，更不用说考证、鉴别、评论、组织和评述了。略为重要一点的文学家都不敢忽略，一般情况下必须查看第一手资料。有的集子本地缺藏，只有去外地借阅。幸好我校图书馆藏书丰富，近年先后还购置了《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等大型典籍，在文献资料方面解决了大问题，节约了不少时间。不然，搁笔尚不知何日。所以，在拙作即将梓行时，我首先要向重视科研工作并为师生的科研提供了良好条件的校领导及图书馆的朋友们表示感谢！其次，省教育厅科研处为此立项，学校科研处及中文系除了督责之外，给予了很多具体的帮助，这也是令我心中感动而欣慰的。没有他们的信任与关心，我也可能不会坚持进行这项工作。第三是要感谢巴蜀书社的朋友们，没有他们热心的成全，此书不可能顺利出版。按这个课题的最初设想，书稿本打算写得还要详备一些，但限于条件，只能如此了。古代巴蜀有著作可考的本地人、外地人，数量是不少的，但力量所限，只能突出重点，写成这个样子，可以说只是一部简史。对于无法评述的一些人，我就自己所知，编写成《名录》（为求有系统，也简介已论述人物），附于书尾，也许能为感兴趣的读者及研究者提供一些线索。但限于篇幅，《名录》也只收录较为重要的人物，一些成就不高、影响不大的就略去了。

全书内容涵盖古代文学、经史典籍、典章制度、文字书法、历史地理、天文历法、风俗礼仪、姓氏称谓、宗教神话等。

本册主要是对《三国志》中的《蜀志》和《吴志》进行校笺，以同治三十年成都书局翻刻的武英殿本为底本，凡避清帝及孔子名讳之处作了改正，个别异体字作了规范。

《陕西古代佛教美术》共分北朝时期陕西佛教美术的融合、隋唐时期陕西佛教美术的辉煌以及宋明时期陕西佛教美术的延伸三个篇章讲述了陕西古代佛教美术的历史。

本资料系由四部分内容组成：第一部分选取了当代一些古籍资料中封孝道的论述、当代奉行的《孝经》及《孝经》的序文，也选了一些族规家训，名人家书及少量碑刻、档案资料。第二部分选取了一些多年来流傅於民间，影广泛的蒙书。险一般蒙书均有提介孝道的内容上，还有一些导记提倡孝道的蒙书。第三部分主要选取了一些古人孝亲的言行，依被选人物诗人借金之处，但也有一些带有当史局限，甚至荒诞、迷信的内容，雨者有计也汉以分。第四部分选取了当代尊老、敬老的一些法仿、汉规及一些奉措。<

17、18世纪，欧洲知识界曾围绕中国上古史是否可信展开旷日持久的争论，本书旨在描述这一欧洲近代思想史和中欧文化交流史上的突出事件，再此基础上分析中国上古史对启蒙时代的欧洲人产生什么影响，影响方式与影响程度受何制约，进而探讨西方认识中国时的特点。作为传播媒介的耶酥会士和作为接受者的欧洲本土知识分子都是出于各自的利益需求塑造和读取中国上古史图像，这也是近代以来欧洲认识中国的总体特点。中国总是作为体现欧洲人观念的某个形象而存在，这及既是文化交流中不可避免的认识难题，也是文化创造的动力，这一事实耐人寻味。<

我国著名作家杨力教授，经过数十年呕心沥血，在科技书的撰写取得了辉煌成就之后，又在文化、科学、文学方面作出了新的贡献。杨力教授独立完成的《中华五千年文化经典丛书》是我国首部论著体形式，首部集文化、科学、文学为一体，首部囊括文、史、哲、医、自然科学成一套的大型综合文化巨著。全书把中国五千年以来灿烂的传统文化作了纵深的阐述，展示了中华民族瑰丽的文明智慧和辉煌的文化历程。全套丛书共分三部：《中华五千年文化经典》、《中华五千年科学经典》、《中华五千年文学经典》。共550万字。三部书皆内容博大、论述精深，有相当的学术价值，是一部难得的传世之作。全书文笔优美，引人入胜，有较强的可读性。尤其观点新颖，创见性强，对各阶层读者都极有启示。因此，这套书既是一部极有珍藏价值的学术精品，又是一部雅俗共赏、读者面极广的大众书籍。该书的出版，必将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中华五千年文化经典》是这套丛书的第一部，共250万字，分上、下两册。全书对中国炎黄文化作了精湛的阐述，展示了中国五千年文化瑰丽的历史画卷。该书以系统论述和专题探讨的形式，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典籍、人物、哲学、思想、宗教、艺术、文字……皆作了纵深的阐述，该书包括11卷，22篇，136章。《中华五千年科学经典》是这套丛书的第二部，共170万字，分上、下册。全书对中国华夏科学作了深刻的阐述，展示了中国五千年传统科学不朽的魅力和独特的探索规律。全书内容丰硕、论述独特，遍涉谋略、思维、智慧、辨术、军事、名著、经济、建筑、方法导论、多种自然科学、医学、生命科学……各章阐发皆很有启迪性，是一部论述以东方特色探索自然规律的集大成著。全书有15卷，30篇，171章。《中华五千年文学经典》是这套丛书的第三部，共132万字，分上、下册。全书对中国古典文学作了精辟的阐述。展示了中国五千年古典文学瑰玉的艺术风采。全书内容丰富，论述精采。中国古典诗、词、赋、散文，凡经典之处无不列入赏析，撷选入内。全书文笔优美，写作新颖，历代名家的艺术特色都作了精湛的评析，全书共11卷，86章。全书写作新颖、风格独特，对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学素质将有深远的意义。以上三部巨著，洋洋550多万字，文图并茂（共500幅图）内容博大，气势恢宏，集中体现了东方文化的特色，堪谓东方文化的集大成著。尤其全书文化、科学、文学皆出自一个作者之笔，充分展示了融汇贯通、纵横千里的优势，更有观止之叹。<

巍峨的宫殿群内蕴藏着中国深厚的历史和文化，高墙朱门深宫厚帷深藏着无数人所不知的故事和典故。本书由资深专家和学者编写，帝后嫔妃、王后臣宦、珍宝文化、宫廷趣闻秘事等尽收于书中，且图文并茂。本书包括北京的王府与敕建以及城市、宫廷、王府历史，同时涉及雕刻、美术、建筑艺术等学术问题。本书所述力戒野史演义所带来的牵强附会之弊，言之有据，既有知识性和趣味性，又不乏学术价值，因而是老少咸宜通俗历史读物。<

继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后，班固撰写了《汉书》。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父亲班彪是一个史学家，曾作《后传》六十五篇来续补《史记》。《汉书》就是在《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预谋议。后因事入狱，永元四年死在狱中。那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它篇幅不多，却把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汉书》喜用古字古词，比较难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