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中国美学的历程中，王国维的开拓之功何其巨大。他并非黄昏才起飞的猫头鹰，而是早在暗夜中就高高飞翔的夜莺——不无痛苦的夜莺。他对人性、审美的创造性理解，都是作为问题而存在的思想，都是伟大的提问、敏锐的预见，其中存在着思想的巨大张力与多元对话的恢弘空间。而他最大的成功，或许应该说，就在于早在20世纪之初，就以天才的敏锐洞察到美学转向的大潮，不仅直探美学的现代底蕴，并且敢于把他的独得之秘公布于世。这独得之秘，就是审美活动与个体生命活动密切相关。因此，作为——种全新的美学，王国维的美学无疑是—种前所未有的在西方美学影响下产生的灵魂话语、精神话语和生命话语。本书对王国维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生存所奠定的灵魂向度、审美向度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考察。<

翻译这部文献对我们来说难度是很大的。首先这些文献都是二三个世纪以前传教士们用当时的法文撰写的，一些单词的拼写及某些语法现象与现代法语有着一定的差别，但更为困难的是，《书简集》出白数十位耶稣会士之手，其涉及的内容广泛庞杂，天文地理、历史掌故、哲学宗教、医学科技、民风民俗、物产工艺，乃至飞禽走兽、鱼虫百草，不胜枚举，这对译者的知识积累无疑是一种挑战。令人头痛的还有，书简中出现的大量中国人名、地名均是以当时西方人使用的中文拼音法拼写，很难按现代汉语的拼音还原；还有很多小地名不仅不见于今天的地图，而且历史图籍也很难查到。有鉴于此，我们在翻译过程中始终谨慎从事，如履薄冰。个别名词词语实在找不到相应中文译名，只得仍保留原文，以免因一时的疏失而误导读者。2001年初，中译本《书简集》前三卷首先译毕出版。不少读者来信对我们的工作给予热情的支持和鼓励，希望我们一鼓作气认真地把全书译完。有的读者还撰文对书中某些译语提出具体的批评意见，甚至是尖锐的指责。我们认为其中虽然也有偏见和误解，但都是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爱护，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提高翻译质量，对此我们深表谢意。

本书从中国古典美学向现代转型以及“文化精神”建构的角度考察宗白华在中国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的学术活动，特别强调他的美学沉思与中国文化复兴事业是统—的。认为他的美学探索发源于他的文化幽怀，他的文化幽怀又受到了现代性转型的震荡，而他的整个学术活动，就是在现代性文化语境之中对中国文化精神进行的—次美学的建构。同时，本书指出，宗白华的思想也存在着某种绝对化的倾向，其论说常常表现出随意性，而他的文化审美建构也具有—定的乌托邦色彩。这些表现了宗白华美学沉思和文化探索的历史局限性。<

本书从梁实秋黄昏岁月的热恋写起，全面地考察了他的为文与为人，认为“古典的”与“浪漫的”不但表现在他的文学选择上，而且是他一生为人与为文的矛盾所在。在对梁实秋的当代文化魅力进行了全面的反省之后，本书探讨了以往较少有人关注的他在清华大学时期的诗歌创作与文学批评，认为在他的浪漫主义中夹杂着古典与唯美的色彩。在全面探讨了梁实秋回国之后文学批评的伦理文化特征的基础上，本书指出了他批判五四文学的得失。从中西比较文学与文化的角度，本书认为他是“穿着西装的孔夫子”：他以西方的古典精神与中国的儒家精神沟通，以西方的浪漫主义与中国的道家理念沟通，从而建立了一个中西沟通比较的架构。<

在通讯和交通等信息手段十分落后的古代社会，学术文化的传播一般是通过士人来直接实现的。他们总是怀着一种强烈的文化意识，自觉以传承为己任。这决定了他们在文化交流和变迁中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华民族学术文化融合、发展的每一页，都凝聚着他们的辛劳。但他们的命运又往往取决于大的社会环境，与统治者的文化修养、文化政策密切相关，所以，又总是坎坷曲折，充满荆棘。本书通过对中古江淮之间士人流动与文化交流的透视，展现的正是这样一幅生动而又包含几多辛酸的图画。本书前言这部题为《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的书稿编校整理大体告一段落，即将交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作为作者，需要将自己写作该书的立意、主要内容及相关感受略作说明。近十多年来，在历史学研究中，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比较受到重视。在这些领域中，学人们又特别注意将社会文化现象与特定的地域或人群、社会集团、社会阶层联系起来，作更深入、更广泛的综合性考察。这样的学术思路的转换，不仅使人们对许多历史现象获得了新的解释，而且大大地拓展了学术空间，“发现”了许多新的学术课题。每每地在报纸杂志上看到视角独到的论文，在书店里看到选题别致的学术著作，作为个中之人，我们自然会感受到这一时代学术思潮的涌动。当然，从学术史的角度看，任何所谓的新论，甚至所谓的新思潮、新方法，都有其历史的承继与归依。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上述学术现象固然是“新变”，但若追溯至20世纪30～40年代，则是对陈寅恪、汤用彤等学术大师研究路径及取向的一种“回归”。作为这个变动时代的一分子，我与同时代的大多数青年学者一样，在不断观察学术风尚变化的同时，思考和调整着自己的研究课题。作为一名中国“中古史”的研究者，我最关注的是当时的社会文化问题。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化（即强调文化的历时性发展与变化），一地域有一地域之文化（即强调文化的空间性分布与差异）。一般说来，人们对前者比较重视，而对后者则易于忽略。对地域社会发展处于关键时期的中古时代而言，以地域为中心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具体历史时期的内在特点决定着我们必须凸显这种“地域”视角和意识。确实，社会文化的形成、发展从来与地域因素不可分离。地域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相当大的影响，有时甚至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便造成了各地区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和多样化。历史越古老，时代越久远，文化的地域性差异便越明显。古人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风俗观便是对这一现象的概括。

樊树志，1937年生。籍贯辽宁沈阳，出生地浙江湖州。1957年由浙江杭高（杭州一中）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1962年留校任教。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专家组成员。专攻明清史、中国土地关系史、江南地区史，尤以江南市镇研究蜚声史坛。代表作有：《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1988年）、《明清江南市镇探微》（1990年）、《万历传》（l994年）、《崇祯传》（1997年）、《国史概要》（1998年）、《晚明史》（2003年）。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六十余篇，其中发表于日本四篇、韩国一篇。本书对中国古代史的概述，起自史前时期迄至清代。内容不同于以往的社会发展史模式，而是展现中华文明的发生、发展与演变，以此作为国史主线，演绎出新意。结构不同于以往的章节目三层框架，而是分设专题，推陈出新，删繁就简，突出重点。本书结构的删繁就简，绝非以往多卷本通史的缩编。作者积三十多年执教与研究心得，广泛吸收海内外学者新成果，加以融会贯通，力求体现学术深度。书中既提炼百家之言，又构成一家之说，进行了“直通”（通史）与“横通”（断代史）兼备的前沿研究。同时，本书笔法简练，图文并茂，让人喜闻乐见。精选的插图，包括人物、文物、遗址、书影和手迹等，增添了可读性。本书荣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不仅是大学公共基础课教材，而且可作为文史爱好者的自学入门读物。

本书主要介绍中国古代史的重要史料及如何正确、科学地鉴别和利用史料的方法。全书提纲挈领，删繁就简，突出重点，注重系统性和实用性，尤其在如何鉴别和运用史料方面着重论述，用力殊够是一部很有特色的中国古代史史料学著作，对习史者极有帮助。

我们是要研究古代文明。我想这一点不仅仅是对中华民族的先人作的重要贡献，也是对整个人类作的贡献。因为我们的古代文明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就是多，这是一个包袱，但在历史上也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么中国古代文明究竟有什么特点？这不仅仅是优点，也有缺点，这些方面都要通过研究，继承优点，克服缺点。科学的研究态度是将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结合起来，将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结合起来我们对古代文明的认识就会大为不同。我很高兴地看到，这次研讨会上有许多学者已注意到这个问题，特别是有些学者已经开始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来研究中国古代文明最核心的部分。我想中国古代文明最核心的、最灿烂的是它的学术，特别是哲学部分。如果我们古代没有高度发达的哲学思想，我们的文化又何以立足天地之间？！而对于这样核心的哲学思想，我们如何去研究，我们很高兴我们发现了这么多的新材料。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最新出土文献研究的几种发展趋势，而聚焦一点就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

本书从宫廷祈福寿艺术、宫廷环卫整理措施、宫廷防火措置、宫廷驯养特点、宫廷吟诗赏析、宫廷演戏与等方面，介绍了古代宫廷（清代）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篇充满了感情的序言，把我们的思绪拉回了那个炮火纷飞的岁月，平山的形象晔随之一次次地回到我们的梦中和生命里，平山，河北省一个普通的城市，经历了抗战史上最劫难一幕，也走过了革命史上最华彩的一程。她容纳了与日俱增的骄傲与荣耀，也容纳了与生俱来的艰难与困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