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将西北地区的居延汉简中的簿籍文书分为十大类共计135种，在分类辑录简文的基础上，用按语的方式对汉代西部边塞的簿籍制度和相关历史进行探讨。

整理凡例：一、整理先按校勘记原稿过录，然后进行覆覈。二、过录时以校勘记定本为主，参以留备参考之本。三、过录时概用衲本页数、行数，填写清楚、准确，如原校勘记间有误填者，必须逐一改正。注文均须于“行”字下加“注”字者，正文则不加“正”字。原校勘记如有加注“正”字而不加“注”字者，均须改正，以便统一体例。四、校勘记原稿主要以殿本校宋元旧本（即上栏摘句为宋元旧本，下栏异文为殿本），间有以宋元旧本校殿本者（即上栏摘句为殿本，下栏异文为宋元旧本），宋元旧本校殿本为统体例，必须一律以殿本校宋元旧本。过录时先据殿本叶数、行数，找出原文，然后与衲本覈对，改填衲本叶数、行数，并将摘句与异文互倒。五、校勘记所用参校本概用小一号字填写，版本概用简称。如汲古阁本称“汲”，北监本称“北”，大德本称“德”，汪文盛本称“汪”，孔继涵校本称“孔”。凡填入上栏者即同衲本，填入下栏者即同殿本。原稿中有“汲、德同”、“北、汪同”者，“同”字均可省去。六、校勘记过录时须按原稿在异文及衍文旁加“o”为记，倒文加“oo”为记，脱文加“＜”为记。原稿有应加而漏加者，均须增补。七、校勘记摘句及异文过录时必须逐条与衲本、殿本覈对，如发现原稿摘句与异文有错误或互倒时，均须逐一改正。过录时如发现衲本、殿本确有异文但校勘记漏未出校，均须用另纸抄录，作为校勘记补遗，附于校勘记之后。八、校勘记原有朱墨笔批语，凡有关考辨异文是非者，均逐一迻录于备注栏内。凡不同层次之批语加“○”间隔。校勘记批语，有出自张菊老者，有出自汪仲谷、蒋仲茀两先生者，因校勘记由菊老总其成，不再标批语姓名，特殊情况，另行处理。批语内如有“宋胜殿”、“殿胜宋”或“义可两通”者，亦须如式过录。在校勘记宋元本栏内、殿本栏内用“×”表示异文是非者，迻录时概用“宋是”、“宋讹”、“殿是”、“殿讹”或“殿疑讹”表示。如遇批语中引书有疑不能明之处，必须覈对原书，方可过录。九、校勘记栏外批“修”字或“补”字（间有批“削”字者），均须于备注栏内过录。过录时并须根据摘句及异文逐一覈对，以明衲本是否已修或已补、已削。如发现应修而漏修者，须于备注栏内加注“原批修、漏修”。如发现原未批修而实已修者，亦须加注。凡校勘记栏外原批“漏修”或“误修”者，则于备注栏内加注“原批漏修”、“原批误修”。如校勘记原附有“漏修字表”、“误修字表”者，除与原校勘记覈对加注外，并将原表过录一份，附于校勘记之后。十、校勘记过录完竣，必须逐条覆覈订正，统计出校若干条，批修者若干条，应修漏修者若干条，误修者若干条，未批修而实已修者若干条，最后写出整理说明。史记校勘记整理说明：一、《史记校勘记》为张菊生先生手稿，凡六册。所用红格纸系当时专印。自上至下依次为卷、叶、行、宋本、殿本五栏，今依式迻录。二、原稿第一册封皮内及第六册后十叶为补遗，今依次散入校勘记内。三、《史记》所用底本为南宋庆元间建安黄善夫刻三家注本，校本为乾隆间武英殿刻三家注本。前者简称“宋”，后者简称“殿”。参校本有清刘喜海旧藏百衲本、明末毛氏汲古阁刻单索隐本、明王延喆刻三家注本、近人刘承幹影刻宋蜀大字本等，依次简称“衲”、“汲”、“王”、“刘”。四、校勘记原稿格式，先于宋本栏内摘出原句，并在有异文或衍文、脱文处加上标记，然后在殿本栏内标出异文。王本异文填在宋本、殿本栏下部，衲、汲、刘本则分注宋殿两栏内。今除将王本异文分别移注宋殿两栏，其余均依旧式。五、原稿上下栏外及字里行间有菊老批语，凡与异文是非有关者，均迻录“备注”栏内。批语不止一条者则根据顺序先后加○隔开。六、原校勘记下栏外菊老手批“修”、“补”、“削”等字者，《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本已经修订，所修字体与黄善夫本风格一致，故不易察觉。但偶有批“修”而实未修者，又有未批“修”而实已修者，均于备注栏内注明。七、原校勘记宋本栏内摘句偶有譌夺衍倒之处，今依影印本径改。八、原校勘记有宋本、殿本误倒者，即宋本栏内摘句实为殿本，而殿本栏内异文实为宋本。今分别于备注栏注明，不改校记。九、原校勘记共出校四千九百余条，而批“修”、“补”、“削”字者一千八百余条。但间有影印本已修订，而校勘记原稿未出校者。今有杜泽逊同志据日本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校补》辑为《补遗》一卷，计二百二十六条，附刊卷尾，以资参考。十、原校记系行书，且有夹行细字极难辨识者，迻录错误在所难免，敬祈读者指正。

ig">《皇朝礼器图式》，亦名《钦定皇朝礼器图式》，十八卷，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年）由总理礼器图馆事务和硕庄亲王允禄等人奉敕修撰。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年），乾隆皇帝又命廷臣重加校补，勒为此编。清代礼书专著中，《皇朝礼器图式》是比较重要的一部，也被列为礼书中“专书之最著者”之一。该书凡分六类：一曰祭器，二曰仪器，三曰冠服，四曰乐器，五曰卤簿，六曰武备。每器皆列图于右，系说于左，详其广狭长短围径之度，金玉玑贝锦缎之质，刻镂绘画组绣之制，以及品数之多寡、章采之等差，无不条分缕析，一一胪载。书前有乾隆卸制序，允禄上言表和福隆安上言表各一，另有参与该书修纂、誊录、绘图人员官职姓名的职名。《皇朝礼器图式》有乾隆内府刻本和《四库全书》本。《四库全书》本在内府本的基础上略有增加。此次整理，即以《四库全书》本为底本。明显的错字、别字迳改；繁体字、异体字全部改为简体字。

《赤壁之战研究》共14章，包括：君臣互择：平世三公坐观江汉、烈士驰骛与东吴西进、“当先定荆”的统一战略与曹操南征、荆州整合趋势的逆转与刘备放弃襄阳等。

本书是“艺术与收藏图典”的陶瓷卷，与一般陶瓷艺术书籍不同，本书是以陶瓷的种类而非朝代分类，它选择了有考古、艺术、工艺价值的陶器和瓷器的图片，进行少许的文字介绍，并附有各类陶瓷的行情价格表，供收藏者和欣赏者参考。本书共分陶器，及瓷器色（采由）瓷（上下）彩绘瓷（上下）五册。

本书是一部大型逐字索引的工具书。是以中华书局1982年版标点本《三国志》为底本编纂而成。索引分为单字索引、人名索引、地名索引、援引著作索引、专有名词索引、补遗索引、衍文索引等。

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资助项目。本书以1965年标点本《后汉书》为底本，分单字索引、人名索引、地名索引、援引著作索引、专有名词索引、补遗索引等。

本书为“元明史料笔记丛刊”的一种，收录明人的笔记三部。 《治世余闻》、《继世纪闻》为明代陈洪谟（1474——1555）撰。《治世余闻》成书于正德十六年（1521），专记弘治一朝见闻，分上下两篇，“上篇事关朝庙，下篇则臣下事也”，多为一时所见所闻。《继世纪闻》则记正德一朝的见闻，书成于嘉靖初年。两书内容均翔实可靠，为后人提供了许多有关这时期朝政、吏治、边疆等的资料。 而另一部《松窗梦语》为明人张瀚所撰，是作者晚年追忆一生见闻经历之作，全书共八卷，三十三纪。涉及各地风物与人情、边境边疆、工商财政、漕运等内容。此书在明史研究界相当有名，书中材料屡屡被中外学者所引用。

《清文前编（套装共6册）》收录1608-1644年清政权建立初期至入关前的档案文献，包括书信，誓词，奏议，谕旨，告示等，多出自《满文老档》、清太祖太宗实录、清初满文档册、臣工奏议等。选文按时间顺序排列，每篇有题解，介绍文章背景、作者，考述文字异同。较清晰地揭示出清朝入关前的历史状况及清政权由建立到发展，进而入主中原的发展轨迹，也可窥见当时清政府的档案保存制度，订正清实录等史料的疏误。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本书作者依据大量的文献资料对中国近代伦理思想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既有对近代不同时期伦理思潮的总体考察，也有对重要思想家伦理思想的个案分析，内容充实，富有新意，不仅有助于人们了解近代伦理道德观念的演变、发展情况，同时，对人们深入思考如何正确对待国有文化遗产，如何区分传统伦理道德中的精华与糟粕，以及如何对待外来伦理学说，为构建新伦理、新文化服务等问题，均有启发。这是思想史、文化史教学、研究工作者以及高等院校文科学生的重要参考书。该书内容丰富，图文并茂，资料翔实，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理论性及知识性，有助于读者对我国近代伦理思想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主要讲述了我国近代伦理思想的产生、发展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