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话说中国》是一部大型历史文化读本。本书以朝代更替为线索，却不拘泥于帝王兴衰，而是以更宏大的历史视野，将漫漫两百万年中国历史，划分为八个部分：●第一部分：上古夏商西周。这是神话的中国。远古人神共居的图景，一直延续到周朝。周公制利作乐，个人的道德自律，取代了对天命的敬畏。●第二部分春秋战国。这是征战的中国。战争既破坏，也创造。变革的契机隐藏在大大小小的征战之中。●第三部分秦汉。这是大一统的中国。空前的统一，蕴藏着空前的危机，天下分公会合的循环，从秦汉开端。●第四部分三国两晋南北朝。这是混乱的中国。群雄蜂起，战乱连绵。政权更替的速度，令人眼花缭乱。●第五部分隋唐五代。这是强盛的中国。疆域超越前代，文化冠绝古今。宽容的统治策略，奠定了盛世的根基，也埋下分裂的因由。●第六部分宋辽金元西夏。这是民族纷争的中国。宋朝文弱，元朝武勇，数百年民族博奔，风云变幻。●第七部分：明。这是封闭的中国。高度的中央集权，和严厉的海禁措施，扼杀了变乱的端倪，也扼杀了进步的源头。●第八部分：清。这是剧变的中国。几千年封建王朝，至此走到尽头。新的时代在枪炮声中展开，延续至今。

《唐代的外来文明》原名为《撒马尔罕的金桃——唐朝的舶来品研究》，是西方汉学的一部名著，被视为西方汉学的一部名著，被视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古代文化的必读之作。本书选取中华民族最值得骄傲的朝代——唐代为研究对象，详细研究了当时的世界文化交流和文明引进。内容涉及了唐朝生活的各个方面，家畜、野兽、飞禽、植物、木材、食物、香料、药品、纺织品、颜料、矿石、金属制品、世俗器物、宗教器物、书籍等，共计8类似70余种，举凡生活所需、日常所用，几乎无所不包。《唐代的外来文明》不仅展现了大唐时期的社会文化、物质生活的生动画面，为认识唐朝的社会生活史和文化史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也是了解中华文明和文明交流史的必读书籍。

《皇室烟云》对慈禧太后短期离京出巡时旅途中的生活起居、娱乐游览作了细致的描述。为维持豪华的宫廷生活，清宫中有一支特殊的由低级太监和宫女组成的庞大的后勤队伍。他们的工作情况很少为人所知晓，作者对其作了详细的介绍。　《皇室烟云》对慈禧太后短期离京出巡时旅途中的生活起居、娱乐游览作了细致描绘。慈禧时时刻刻不忘记帝王的尊严，这使她的旅行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滑稽可笑的场面。为了维持宫廷的豪华生活，无数的宫女太监组成了一支庞大的后勤队伍，日日夜夜为皇室辛劳着。这些幕后人员辛勤的工作情况将在《皇室烟云》中一一呈现于作者笔下，全面展示皇室这个麻雀虽小但是五脏俱全的社会系统是如何运转的。它不合情理的地方会让人哂然一笑，而工匠们手艺的高超和制作的精密则让人惊叹不已。德龄以特有的女性细腻展现出别样的清宫生活，其独特的西方视角更能引人深思。

本书分为三编，第一编为专著，收录了作者的《明中都》和《明中都遗址考察报告》两部著作；第二编为学术论文，分为明中都及元明清都城史和其他论文等两个部分；第三编为王剑英与明中部，包括建国以来明中都皇城遗址的变迁、对《凤阳明中都皇城及皇陵石刻保护规划》的意见等内容。

后金兵冒死抬运车梯抢渡护城壕，壕又深又宽，不得过，许多兵士拥在壕边，不断被炮火击中，壕边和壕里留下一堆堆尸体；有的越过了壕，在城下遭到矢石、火弹的袭击，纷纷倒毙。城下“尸积如山”。“大凌自八月初六日受围，直到十一月初九日始溃，百日之厄，炊骨析骸，古所未有”。城内“粮绝薪尽，兵民相食”。迄今为止，本书是国内最系统而完整地描述明清战争史的专著，全景式地再现了这场持续半个世纪的战争历程，决定了清兴明亡的最后结局。作者以高超的技巧，展现波澜壮阔的战争场景：从运筹帷幄，到决胜千里，变幻莫测，斗智斗勇，每一场战斗都是一篇动人的故事，如身临其境，惊心动魄；解析战争，如同兵家，视为兵书，引人入胜，智慧大增。

6．一代才女：蔡文姬 蔡琰，字文姬，东汉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据推算，她出生于178 年，卒年不详。 蔡文姬是东汉末年大文学家蔡邕的女儿，从小受到文学熏陶，博学而有才辩，尤其精通音律。据刘昭的《幼童传》记载：文姬幼年时候，有一天夜里，她父亲正在弹琴，琴弦忽然断了一根。文姬在一旁听见了，凭着声音，立即判断说：“断了第二根弦。”蔡邕以为她不过是偶然说对了，便故意弄断另一根琴弦，再来考问她。文姬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是第四根弦。”果然说得一点不错。父亲这才相信她是真的能辨琴音。文姬的音乐素养和艺术天赋，于此可见一斑。 蔡文姬一生的道路坎坷不平。幼年时随父亲亡命在外；16岁时，嫁给河东人卫仲道，没有生儿育女，丈夫便早死了，于是，只得重返母家寡居。那时，父亲已被王允杀害。兴平（194～195年）中，董卓擅权，天下大乱。文姬被乱军劫掠，辗转流落到南匈奴（故城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与左贤王成亲，生了两个儿子。在那里，她一直生活了12个春秋，饱尝风霜之苦。 曹操统一北方后，于建安十二年（207年）特意派遣使者，带了金璧到南匈奴，把蔡文姬赎了回来。后来有《题文姬归汉图》诗云：“绝世王嫱悲久去，千秋蔡女竞归来。空怜幼子留沙漠，末忍亲书堕劫灰。”为什么曹操对一个流落异族的女子竞如此重视呢？一个原因，固然是曹操跟蔡文姬的父亲蔡邕素来友善，他念及蔡邕无后，因而把蔡文姬的事情放在心上；更重要的是，因为蔡文姬是一个博学多才、能传父业的女性，曹操思贤若渴，爱才如命，所以才不惜以重金赎归。 《后汉书》卷84《列女传》记载，蔡文姬归汉后，改嫁给同郡人董祀。董祀为屯田都尉，有一次犯法当死。文姬不愿丈夫死去，就到曹操门下请求曹操开恩。当时曹操正和公卿名士及远方的使驿聚会，听说文姬到来，曹操非常兴奋，对客人们说：“蔡伯喈（蔡邕的字）的女儿就在门外，我今天请你们瞻仰一下她的风采。”客人们都翘首以望，然而，当见到文姬时，大家都愣住了，只见她蓬头垢面，满面愁容，跪下来就向曹操叩头请罪。她的诉说，言辞清辩，饱含酸哀，闻者无不感动。曹操说：“你的辛酸处境实在值得同情，可是文状已经发出，怎么办呢？”文姬回答说：“明公厩马万匹，虎士成林，难道还舍不得疾足一骑，而不去拯救一条垂死的生命么！”曹操终于被感动了，他派快马追回了文状，赦免了董祀的罪。当时天气很寒冷，曹操就把头巾、鞋袜之类恩赐给文姬御寒；同时又问她：“听说你父亲生前藏书很多，著述宏富，你能回忆起来吗？”文姬回答说：“亡父遗著先前有四千余卷，经过颠沛流离，都已散失。现在我所能回忆、背诵得出来的，只有 400多篇。”曹操听了，立即表示，将委派10名官员给她当助手，请她把能够回忆的篇章全部缮写出来。蔡文姬因为受到“男女之别，礼不亲授”的封建礼教的束缚，谢绝了曹操给她配备助手的好意，而由自己动手，凭着她惊人的记忆力，蔡邕的部分遗著就这样通过文姬之手被抢救了出来。蔡文姬是建安时期杰出的女诗人。她的作品，据《隋书》卷35《经籍志》著录有一卷，载人《后汉书》本传的有《悲愤诗》两篇，一为五言体，一为楚辞体。 这两篇作品是蔡琰“感伤离乱，追怀悲愤”的产物。其中五言体《悲愤诗》历来就有真伪之争，比如，苏轼和阎若璩等都曾对此产生怀疑。但一般认为，这两首《悲愤诗》大致可以确定是蔡琰的作品。 另有琴曲歌辞《胡笳十八拍》，载于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和朱熹《楚辞后语》，同样是叙蔡琰自身的经历，相传也是她的作品。但由于不见于《后汉书》本传，而且体裁和一般汉、魏作品不同，一般都疑为后人伪托或改作。P163-164

本书精选了明清五百多年历史 中的一百二十多个真实事件，以故事的形式奉献给读者一部“正说”的历史。通过这些故事，读者对明清两 朝的皇权沿革、社会的世态百象，人们精神追求等诸多方面会有一个更加真实客观的了解。

《敦煌文献探析》“西域”是古代中国人使用的一个地理概念，泛指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广大地区，其核心则包括我国新疆在内的中亚地区。西域历史和文化的复杂性、民族的多元性、语言的多样性，使西域研究涉及历史、考古、语言、民族、民俗、艺术、宗教、哲学、文学以及人类学、遗传学、地理学、生物学等诸多领域，成为一门难度很高的综合性学科。正因为具备殷实充足的内涵，拥有神秘奇美的色彩，艰辛困苦的探索过程中常常伴随着令人目不暇接的惊喜，使西域研究反而充满牵魂动魄的巨大魅力，吸引了大批学者甘为这衣带渐宽，九死不悔。可以说，西域研开凿了一条时空隧道，让我们能够沿之前往寻觅、触摸几千年来从未间断的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民族与民族、文明与文明之间的交流轨迹。

关于西藏历史，中外专家和学者已经有了精辟的见解，而这些见解是整个藏学进行系统和比较研究的起点。本书正如它的书名所显示的那样，并不是一部西藏地方史，作者也深知自己没有能力完成一部西藏地方史的专著。但是，本书所描写和论述的西藏贵族家庭的世系生活情况，对于社会学、人类学以及藏学界来讲，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研究内容，它是直接与西藏地方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联系在一起。如上所述，有史以来，在西藏巨大的社会形态中，贵族从—开始就对社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起着很重要的辅助作用。尤其是西藏成为元朝中央政府直辖的地区之后，西藏贵族家庭的形成、发展更是和统治者的地位、命运和威信紧密连在一起的；同样，贵族也以忠心支持某一地方统治者来得到地位上的巩固和保障。在不同的地方政权下，贵族的升迁变化是没有标准规范的，而且动辄得咎。在13世纪至20世纪50年代这一段历史时限中，贵族官位的降职、财产的没收是常有的事，甚至显赫一时的大贵族也常被历史所遗忘、不过我们也确知，在西藏地方封建史上，贵族与寺庙、政府，即我们常说的三大领主共同形成了其政治制度的基础支柱。面对这些纷繁复杂的现象，笔者有意撰写一部涵盖全面的西藏贵族家庭文化专著，但迄今所搜集的书面资料和调查材料却很不全面、不稳妥。主要的问题症结在于纵向来讲时间跨越大，横向来讲抓不住一个典型实例，所以，不得不划定一个范围，一个适宜自己写作的范围，即将1900一1951年这段时间内的西藏贵族家庭的生活设定为自己的关注对象。

衣冠服饰，是人类生活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它伴随着生产水平、经济基础、物质文明、社会习俗与审美观念而同步进展。因此，对人类衣冠服饰史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古代社会的一些侧面情况，增加我们的历史知识。这些记载，给我们研究中国古代衣冠服饰制的沿革，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和例证。专志记述虽然十分详细，但和出土的石刻、壁画实物校核，却尚有许多不尽相符之处。究其原因，大凡有二：第一，文献记载的冠服制，多是统治阶级朝会、燕享、郊天、祀地等礼仪的服用制度，而石刻、壁画所反映的则多是平时燕居生活和奴隶劳动的情况；第二，后朝人修前朝历史，其时间相隔，或有数百年，中历战乱，资料多有散佚，征集难于周备，加上墓葬实物尚未出土，对于某些服物的认识或有借助想象或推测，以至于难以准确。例如，依史志记载，汉代梁冠和爵位有着密切的关系，据理而论，帝王冠帽必当九梁，但从东汉石刻、壁画所反映的形象资料看，则一般只一梁至三梁。叉据《舆服志》所载，幅中裹头（即平巾帻）是西汉王莽因头秃无发才开始应用的，怛从出土的商代玉雕分析，早在商周时期，就已有巾裹之制，其间相去千余年。大量的出土文物，纠正了史志记载的不实，所以，我们在叙述历代冠服的具体形制时，尽量参照出土实物及形象资料，若遇实物和图像与文献记载不尽一致者，则或是同时并叙，指明是非；或径从宴物，略加说明。本书的插图。除了可以增强我们的感性知识外，有时还可以作为判断是非的根据之一。衣冠服饰，古今不同制，其中比较重要的区别，大概有两方面：第一，古服上衣下裳，今服则衣裳连称，而裳名转废；第二，古时服装（尤其是上层阶级）都极宽博，只有军士服装较窄小，今天则除了僧衣道服还存古制外，其他服装均尚紧窄称体，并讲究线条美。所以，古今服物名同而形制迥异，例如袍、衫、裙、裤，以至鞋、袜、冠帽等，古今皆同名，而且是人们生活中习见、习闻、习用的东西，但若以今名考之古制，则大异其趣。因此，必须分别考其由来，述其沿革。在书中，凡是古今通用的服名，则多在刨制的朝代加以详叙，或阐明其沿革关系，以使读者对该服物有较完整的概念。古人的装饰物，千奇百怪，诸如首饰、颈饰、手饰、衣饰以及面饰胭脂粉黛等等，名目繁多，品类不一，形制各异，我们只选择较重要的，或能代表该朝特征的，或多数朝代袭用不革的，或古今同制为人们所习见、习闻、习用的，或诗、文、词、赋多所提及的进行介绍，其他就不能一一述及了。各朝冠服制度的改革和服物的更新，与丝棉生产的发展和织染技术的提高都有密切的关系。本书每章都用一些篇幅叙述该朝统治者如何重视、提倡和鼓励丝棉生产的情况，作为冠服制度改革和更新的物质依据。本书的编写内容，除了采用史部文献、出土文物和历代笔记的有关记载之外，还参考、吸取了当代学者的一些研究成果和资料，特此说明。